「文革」剛剛結束時候的相聲《如此照相》曾轟動一時，姜昆由此聲名鵲起。直到現在，人們談起相聲曾經有過的輝煌，還總是以此為例。不過，現在偶爾重播這段相聲時，沒有經歷過「文革」荒誕時代的新一代雖也哈哈大笑，但總認為這只是一種藝術的誇張。的確，非親歷者很難相信，買東西時買賣雙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語錄才能交易；有時，正如《如此照相》那樣，甚至每說一句話對話雙方都要背一段語錄；而諸如問路、打電話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語錄然後才能說話。
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此情此景」我當然記憶猶新。但生活的荒誕有時竟超出想像，我確實沒想到，當時在外交場合居然也曾經這樣。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時在外交部工作的李達南先生《我所知道的周恩來與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憶了那種後人可能啞然失笑、而親歷者可能會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狀。
李達南先生回憶說：「1967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接見學生時說：毛主席語錄不要亂用，不然就沒有什麼針對性了。那天我到釣魚臺（國賓館）陪巴基斯坦空軍司令吃飯，剛坐下，服務員就讀‘一切魔鬼統統都會被消滅’那條語錄，你這樣做就等於罵他。巴基斯坦是我們的間接同盟軍，這樣做不對，牛頭不對馬嘴。吃飯時也讀語錄不恰當。每個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強加於人，適得其反。」服務員背的這條語錄是毛澤東1964年11月發表的《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中最著名的一段，當時多數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仆後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統統都會被消滅。」這篇回憶文章沒有說那位服務員是用中文背還是外語背，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譯為外語，巴基斯坦空軍司令聽懂了沒有，反應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國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國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後來才能成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當場的尷尬，可想而知。否則，他不會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勸紅衛兵「不要亂用」毛澤東語錄，在當時這可是要冒相當風險的。
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當時「紅衛兵小將」在北京街頭遇到外國人時往往強送毛澤東像章和「紅寶書」，作為「宣傳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賓反感。但在「左」的影響下，我國外交人員居然也如此「強送」，影響更壞，畢竟，紅衛兵只是「群眾組織」，而外交官則代表國家、政府。
當時，所有的報刊頭版每天都要登一條有「針對性」的毛澤東語錄，新華社出的內部刊物《參考資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來對外交部等單位的領導成員說，《參考資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條毛澤東語錄？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針對性很難辦。後來經過外交部領導研究，並請示了毛澤東，才從9月5日起不登語錄。今天看來不足挂齒的區區小事，當時連總理都不能決定，必須小心翼翼地請示主席才能最後拍板，足見茲事體大，非同一般。
文中所述從1967到1970年這三年間他嚴謹慎重地處理的這三件事情，相比而言可謂不足挂齒的小事。然而，唯其「細小」，則更典型地反映了當時的氛圍，反映了周當時的處境之艱難。現在，人們很難理解為何曾經如此。其實，在執意要「全面專政」的年代，幾乎沒有私人領域，官方政治話語就是要力圖滲透、侵入、掌控從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常生活也充滿一種具有「神聖」色彩的表演性政治儀式。
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德國思想家卡西爾對這類表演性政治儀式的功效和目的就作過入木三分的分析：「它們就像我們在原始社會裏所看到的儀式一樣固定、嚴厲和不可抗拒。每一個階級、每一個性別、各個年齡，都沒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種政治儀式，誰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誰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鄰居或朋友。就與原始社會一樣，忽略一個規定的儀式就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裡，這也不能僅僅看作是一種疏忽罪，它成了反對領袖和集權國家威嚴的一種罪行。」「這些新儀式的效果是很明顯的。沒有什麼東西能比該儀式的不變的、統一的、單調的表演更能銷蝕我們的全部活動力、判斷力和批判的識別力，並攫走我們人的情感和個人責任感了。」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什麼人都必須參加這種表演，「他們表演著同樣規定的儀式，開始用同樣的方式感覺、思維和說話。他們的姿態是強烈而狂熱的，但這只是一種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實上，他們是受外力所驅動的。他們的行動就像木偶劇裡的挂線木偶，他甚至不知道，這個劇的繩子，以及人的整個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繩子，都由政治領袖們在那裡牽動。」（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7頁）
（摘自「歷史的進退：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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