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中國錯失結構調整良機


金融海嘯危機雖使中國決策者意識到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的風險,開始考慮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模式的轉變,但在驚慌失措的氣氛中,以及GDP挂帥的慣性作用下,政府緊急啟動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和貨幣擴張計畫,即所謂的「4萬億」財政刺激和2009年近10萬億的新增貸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中國外向型企業長期從事低附加值和低技術含量的加工組裝。我們本來可以化危險為機會,通過市場化的破產、重組和兼併,淘汰陳舊過剩產能,提高行業集中度,促使企業進行產品和技術的升級換代,但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啟動之後,一切又回到了危機前的狀態,而經濟結構的扭曲則進一步惡化。可以毫不誇張地講,我們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時機,我們浪費了一次危機。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不僅使結構調整更為困難,而且強勢的政府干預改變了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問經濟效益,一大批公路、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項目倉促上馬。在「4萬億」的鼓舞下,各級政府紛紛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資計畫,數額之大令人瞠目結舌,有些省份的計畫投資總量竟然相當於該省幾年的GDP。

藉著拉動內需的聲勢,各級政府走向前臺,成為經濟舞台上的主角。國有企業也從昔日的改革對象變成了經濟的中流砥柱,憑藉著政策和資金優勢,大力擴張。當部委的規劃代替了市場價格的導向,當宏觀調控代替了微觀活力,當國企的財大氣粗代替了民企的創新進取,當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場的無形之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就淪為一句空話。

反市場化的原因是多樣的和複雜的,世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時期,特別是在大動盪和大災難之後,例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0年代蘇聯的解體,以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在西方,當一場漫天大火行將毀掉大廈時,驚恐的居民將安全的希望寄託在消防隊身上,為了避免滅頂之災,人們願意或者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權利,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扑滅大火之後,消防隊並不想退出舞臺,藉口災後重建以及防止悲劇的重演,他們得以保持強勢的地位,繼續干預社會的正常經濟活動。在轉型經濟中,舊體制倒坍了,新體制卻不能立即建立起來,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的失序喚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政治家如俄國的普京利用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對內加緊控制經濟和社會,對外高調與西方對抗,試圖重回集權專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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