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恨蔣介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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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有敗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獲惡果，在昔日反視為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並無絕對之善果也。－－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31日）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我們在沒有被遺忘之前，就會被變成一種媚俗。媚俗是存在與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站。－－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儘管歷史人物經常是譭譽同在，但是，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人物之中，大概也少有像蔣介石這般的人物，其歷史評價具有如此兩極化的爭議性，從所謂的「神格化」到「妖魔化」有若雲泥之判的評價，全都集中在其一己之身。

當然，這和歷史本具有的複雜性質有關。而就中國近代史而言，自十九世紀末列強叩關以來，中國被迫在變遷飛速的歷史過程中、風雲多變的國際政治中以及極為不利的「後進」地位下，必須摸索著一條「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道路，而且是將西方於數百年間達成的成就，必須壓縮在短時間內追上，這就更使得整個中國現代史形成一種極為複雜而難以簡單歸納的混沌面貌。

對自身歷史評價 早有充分認識

由於歷史之複雜，歷史人物之作為將於歷史後來之演變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或是歷史之果與歷史人物所種之因，這彼此之間的關連又是為何？實在難以簡單論斷。這一點，文前所引之蔣介石日記，便表達得極為貼切。想來，蔣介石本人對於自身歷史評價之極端矛盾，是有一定的預先認識的（值得一提的，黃仁宇先生對於蔣所說的「因果關係」所具有的史學方法意義，是肯定的）。

而蔣介石以下的這段談話，更可以表明他對於謗必隨之的艱難處境早已有著充分的認識：「政治比之於軍事還要困難。因為干政治的要鑽進污穢齷齪的社會裡面去。我們要在污穢齷齪裡面鍛練出政治的人才來，去改革污穢齷齪的社會。我們四方八面都是敵人，你要廉潔勤勞，當然要受人家的攻擊排擠，當然要受人家妒忌怨恨。我們政治學校，就要造成能在污穢齷齪的社會裏，四方八面都被攻擊排擠，而還能把持堅定應付裕如的政治人才。」（〈培植新政治人才與建設新中國〉，1929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學校講）

有趣的是，蔣介石本身對於歷史功過評價既有如此之宏觀與堅定認識，那麼，現今各種各樣以其一己之所好、或依據政治利益之所在，不顧當時形勢之複雜與艱難，而對於蔣介石冠以各式簡單標籤的作法，這些人和蔣比較起來，這之間的格局與水平差距看來實難以道里計。或許米蘭‧昆德拉所言可以勉為表達這種攀附其上的無聊評價之荒謬性，亦即，這樣的、那樣的政治性炒作詮釋，其實都是一種媚俗。

蔣複雜、具爭議性的性格其來有自

由於時代的複雜，遂而使得蔣介石必須承擔某些歷史使命時，某些無法相容的特質就如此相互衝突卻又巧妙的同時出現在他的身上。例如，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必須掃除社會文化中不利於中國發展的各項因素；但是作為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他又必須維繫中華傳統文化於不墜。這使得蔣介石不似胡適之類的五四知識份子，可以單純的倡言「全盤西化」、甚而扭曲詆毀傳統文化而贏得開明進步之名。又例如，誠如黃仁宇所析，「1920年間不容易看出，中國之全面改造，…要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以便杜絕軍閥割據，完成中央集權之體制，才能獨立自主，收回國權」、「蔣介石和國民黨因藉著北伐（與清黨）與抗戰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使中國能獨立自主」（參考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而就是這個被黃仁宇認為使得中國獨立自主成為可能的北伐、清黨（含剿共）和抗戰，在此一期間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成為後來左傾史家與部分極端西方中心主義史學者，編造蔣介石作為「暴君」、「殺人魔」、「法西斯」之所來由。

除此之外，曾在1932至1937年間出使中國的德國外交官摩爾（Enst Günther Mohr），或是德籍遠東問題專家施羅曼（Friedrich-Wilhelm Schlomann）及費德林史坦（Paulette Friedlingstein）夫婦亦皆曾撰文指出在當時的環境背景下，蔣介石所表現出來的複雜、具爭議性的性格，實在是其來有自。

然而，與複雜而艱困的時代相嵌合的蔣介石，其歷史評價也應該同等的複雜而具有多樣面貌，但是，為什麼我們現今所看到的評價，卻大多是負面的、否定的？甚至將其描述為極端醜惡而一無是處的歷史人物呢？這一點，是和蔣介石終身作為共產黨的敵對面，這樣一個歷史事實脫不了關係的。

時勢所趨 蔣注定要與共產黨纏鬥一生

在孫逸仙過世後，他留給蔣介石的便是一個因為「聯俄容共」政策所造成的左右分立嚴重的國民黨。換言之，當蔣介石開始登上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並逐漸扮演其重要角色時，就已注定了他勢將與共產黨纏鬥的一生。

眾所周知的，在蘇共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為了奪權而處處對於蔣介石加以掣肘，甚至不惜以破壞北伐為代價。也因此，蔣介石在初具實力之後，便不再隱忍，於北伐期間所發動的清黨，以及後來的五次剿共，重重打擊了共產黨在中國的實力與勢力--當然，也在歷次戰鬥中誅殺了不少共產黨徒。後來若非因為西安事變而使得中共得以喘息，以及中共利用對日抗戰期間借由假意抗戰而壯大自身，終究竄奪了中國政權，否則，蔣介石絕對有極大的機會在其手中埋葬中共勢力。

因此，中共黨徒對於蔣介石自然是極端仇恨，他們除了將蔣介石列為戰犯名單的第一位之外，竄政之後，更是大肆的竄改歷史，並利用扭曲了的史觀詆毀蔣介石。在維基百科（Wikipedia）中便有這麼一段敘述：「在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包括教科書）曾長期將蔣定義為負麵人物，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指責蔣‘背叛總理（孫中山）遺志’，‘背叛革命，血腥屠殺革命群眾’。抗日戰爭中的蔣中正被認為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忽略抗日、枉顧民族利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1990年代以前），蔣被批判為‘蔣幫頭子’、‘流氓劊子手’、‘新興軍閥’、‘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群眾之仇敵’、‘背叛革命’、‘反革命’、‘反動’、‘無恥’、‘美帝國主義走狗’、‘美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買辦階級等反動勢力在中國的代表’等。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評價包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中國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見維基百科，蔣中正欄目）。

除此之外，在蔣介石退守臺灣之前，原本作為二戰盟友的美國，亦有不少外交官和駐華記者，對於蔣介石也展開嚴厲的批評、甚至是人身攻擊。這其中，曾發生的「史迪威事件」和「美亞事件」最為人所熟知。而這些對於蔣介石的嚴重謗辱，使得美國改變其對華政策，並試圖調停國共之戰爭，而處處牽制蔣介石，最終使得神州淪於中共之手。但是，必須說明的是，當時美國外交官及一干駐華記者，其對於蔣介石的諸般攻擊，若非來自於受中共宣傳所欺騙，就是其本身即具左傾之政治意識型態，因此使得他們相信或宣傳毛澤東才是一個「真正的土地改革者」，而蔣介石則是個冥頑不靈的好戰份子。亦即，歸根究底而言，在此日後流行於西方學界、政界某些圈子中的對於蔣介石極端負面的形象，其實也正是中共操弄下的結果。

蔣的偉大貢獻在於認清共黨並阻絕於對岸

本文題為「誰恨蔣介石」正是要提醒今日許多無法正確對待蔣介石之歷史地位者，蔣介石今日在歷史上之榮辱，是與其和共產黨的鬥爭密不可分的，他的偉大貢獻就是在於與共黨的鬥爭中，認清了共產黨之真實面目，並將共黨勢力阻絕於臺灣海峽；而對於他進行無情攻擊的人們，則若非是共產黨徒或其同情者，就是被共黨塑造的扭曲歷史所欺瞞而不自知者。而若欲正確的評價蔣介石，那麼，他終其一生與共黨戰鬥的歷史，是絕對不能被忽視的。

最後，我將摘錄蔣介石於1961年12月30日應美國基督教雜誌之請所撰的題為「共黨是人類最大的敵人」證道詞中的幾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論，以為提醒世人：

「我們可以靜下來自問一聲，我們是否已經到了像啟示錄二十章所說的一千年的盡頭呢？「撒旦必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要迷惑地上的列國，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爭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任何與共產黨徒妥協的企圖，等於開著眼睛，自甘墜入共黨的陷阱，或開門揖盜。假如自由世界遵循這一途徑，則它不但不是重建上帝的殿堂，而且開拓一條自趨淪亡的道路。這種妥協的努力，正是敦請撒旦來君臨世界......現在正是發動這種反共十字軍運動的最恰當時間。共產黨的暴力統治儘管有它的效率，但是它們已吸乾了鐵幕後人民精神生命的泉源。歷史昭示我們，人類是以神為中心的動物，信奉上帝即可得到人類所渴求的任何東西，若無信仰，人類的靈魂即趨於淪亡。」

来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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