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後代:父輩少年理想是解救大陸同胞(圖)

臺灣老兵後代口述:父輩的流亡與鄉愁

2011-12-03 15:30 作者: 李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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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幾十萬國軍軍隊撤往臺灣,當時唸唸不忘的理想是解救大陸同胞。(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餘光中的《鄉愁》打動了台海兩岸,但國共對峙造成的生離死別、終生遺憾,卻遠非「鄉愁」兩個字所能概括。1987年以來,老兵們就像候鳥一樣,往返於臺灣 的「家」和大陸的「根」之間,在百感交集的穿梭中,漸漸凋零。家國之痛,滲入他們的血脈,在子孫身上無盡地傳承....

劉以善在學校裡也受到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也知道「大躍進」、鬧飢荒。讀軍校,每晚軍官訓話時都會說:‘海峽對岸的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中’講到這裡,我們這些軍校學生常會掉下淚來。」

1949年,國民黨幾十萬軍隊撤往臺灣,隨軍而去的還有大批家眷,以及對新政權心存疑懼的逃難者。當時他們都不會想到,這一去將困守孤島四十年,兩岸杳無音信,望眼欲穿。

一場突如其來的撤退,製造了中國幾百年來規模最大、最集中的移民潮,也釀成了人倫悲劇。臺灣迎來一百萬背井離鄉的遊子,大陸留下一百萬破碎的家庭。20世紀80年代末,臺灣終於開放老兵回鄉探親,對於大多數家庭來說,隔開親人的不再是一灣淺淺的海峽,而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故鄉雖在,但已物是人非。劉以善:逝去的「老家」

2009年1月,《寳島一村》在臺北國父紀念館上演,臺灣空軍少將劉以善陪時任「副總統」蕭萬長去看這出話劇。劉以善,生於1946年,祖籍河南,他與記者說臺灣普通話,回身與家人說話時,則是地道的河南方言。他一生與眷村有不解之緣,青少年時期一直在眷村玩耍,成年後從軍校畢業,後分配到政工部門,眷村管理和服務事務是他的工作重點之一。劉以善感到,那出舞台劇仍然是片面的,一場戲,一個舞臺,幾個佈景,很難把眷村和「外省人」幾十年的甘苦表達出來。究竟是什麼沒有表達出來,他也說不清楚。

3歲赴臺爺爺和外公在大陸遭批鬥死去

劉以善的父親劉自銘生於1920年,是黃埔軍校七分校第十五期(1938-1940年)畢業生,抗戰時期服役於西北戰區胡宗南的部隊,抗戰勝利後奉調青島,是一名陸軍上尉。撤離青島那天是1949年6月1日,現已91歲高齡的劉自銘記得很清楚,因為那一天是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劉自銘帶著即將臨盆的妻子和3歲的兒子劉以善,匆匆登上「延平輪」,在海上漂泊8天,到達臺灣北部的基隆港。

百萬大軍湧入小島,許多冗余軍官分配在澎湖成立軍官總隊。劉自銘請求退伍謀生,獲准後去新竹投奔遠房親戚。「說是退伍,其實叫做‘辭職’更恰當,因為當時沒有發放退伍金。」劉以善回憶說。「為了給媽媽找生產的地方,父親在人家房檐下,用籬笆圍了間屋子,全家住在那裡,每月給房東四十斤大米作為房租。母親上船前在腰上纏了一些戒指和‘袁大頭’,初到臺灣的幾個月,父母就靠變賣這些細軟維持生活。雖然艱苦,但我父親能帶上妻兒一起逃難,已經是不得了了。父親後來在宜蘭縣三星鄉當了公務員,母親生產後也繼續小學教師職業。」

與劉自銘一同赴臺的官兵,有的來不及帶家眷,有的是單身漢,但到了臺灣也不許結婚。那時還準備「反攻大陸」,士兵結婚會喪失士氣。早年規定30歲才可結婚,後來放寬到25歲。許多軍人退伍時早已過了適婚年齡,本地姑娘又不願嫁給無根基、無生存技能的外省兵,於是今天的臺灣有許多終身未婚的老「榮民」,淒涼孤獨。

到臺灣初期,藉助一些權貴,還能得到大陸的零散訊息。劉以善父母得知,家人在他們去臺後境遇淒慘。

「我父母的出身用大陸的說法是‘黑五類’。」劉以善說。爺爺劉金生在河南老家鋪路造橋,是做善事的鄉紳,很受民眾愛戴。「當時說要批鬥我爺爺,農會骨幹和鄉親們聯名幫爺爺講話,這樣反而更糟,他成了有勢力的‘善霸’,更要批鬥。民國四十一年(1952年)農曆四月初一,爺爺被打成重傷躺在地上,沒人敢管,直到天黑後才有三個親戚去把已死的他背回來匆匆掩埋,埋在何處至今不能確定。」劉金生在此前預見到形勢不好,把兩個女兒即劉以善的二姑和小姑送到外地,她們改了名字,加入解放軍文宣隊,免於受到家庭牽連。

劉以善的外公杜庭瑞在抗戰時期是第十五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後來一直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大概在1949年春天,劉自銘赴湖南衡陽出差,杜庭瑞當時在武昌,去衡陽給女婿送錢,以備不時之需。「我爸爸勸外公說,既然來了就不要走了,一起去青島,萬一局勢有變,還可從青島向海外撤離。可外公卻說:‘李宗仁跟周恩來還在談嘛,再說還有長江天險。’」杜庭瑞當時以為國共和談可以「劃江而治」,沒料到時局變化如此之快。劉自銘剛剛回到青島,解放軍就渡過長江了。「湖北一解放,外公杜庭瑞就在批鬥大會上遭酷刑而死,屍骨不知去向。」

少年時理想是解救大陸同胞

童年的劉以善一放學就騎腳踏車去眷村玩。「外省人剛遷至臺灣那一二十年,與本省人之間隔閡很大,我們被視為‘外省佬’,本地人也被反唇相譏為‘土老臺’。雖然我心中並無地域歧視,但受到社會環境影響,大部分好朋友都是外省小孩。」在他的記憶中,眷村有濃濃的人情味兒,鄰里之間相互扶持像一家人。「週末熱鬧得像過節,軍中的‘光棍兒’都會被有家眷的同事邀請來做客,吃頓家鄉口味的餃子,吃完就一起打牌、話家常。」

受家庭影響,劉以善從小對大陸有深厚的情結,儘管離開時他還是懵懂的幼兒。在學校裡,他也受到「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常看到反映大陸狀況的時事漫畫。「大躍進」、鬧飢荒,臺灣的青少年都知道。「那時看這些覺得半信半疑,怎麼可能有那麼多人餓死?人們都去吃樹皮,這是不可能的吧?儘管有懷疑,但內心還是很受震動,我16歲報考空軍幼年學校也跟這些教育有很大關係,感到重振祖國的重任就在我們這一代肩上。每天晚上軍官訓話時都會說:‘海峽對岸的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中??’講到這裡,我們這些軍校學生常會掉下淚來??」

劉以善讀軍校時,學校裡曾發生一件大事:1969年5月,他的同學朱京蓉隨教官黃天明「叛逃」大陸。從1949年開始,臺灣空軍官兵「叛逃」事件不時發生,有的人是因為「想家」,有的人是因為在臺灣生活或事業境遇不順。而劉以善堅信朱京蓉是被迫的。朱也是3歲跟著父母到臺灣,「從小在眷村長大,父母都在臺灣,怎麼會自己跑去大陸呢?」幾十年後劉以善在大陸見到老同學朱京蓉,確認是教官趁飛行訓練時直接把飛機開到大陸,朱作為學員毫無辦法。落地之後,他只得承認大陸的官方說法:協助教官駕機起義立功。臺灣解嚴後朱京蓉與分別二十幾年的父母見面,才知道,他「叛逃」後父母在眷村備受歧視,一家三口辛酸滿腹,無以言表。

人老了,只想瞭解祖輩的真相

20世紀80年代,臺灣逐漸允許老兵到香港「會親」,1987年9月,劉自銘到香港見到了從河南趕來的二弟和三個妹妹。「我二叔去的時候已經得了癌症,會親不久就去世了。」後來,劉自銘又回大陸探親兩次,不僅去河南,也去了劉以善母親的娘家武漢。「那時台胞回鄉流行帶‘四大件’:電視、冰箱、洗衣機和摩托車。我媽媽的退休金幾乎都拿到香港換成東西帶給親戚。我爸心裏想,我們在臺灣稍微節儉一點,就可以給老家人生活帶來很大的改善。」

劉以善本意出資在河南老家修建祠堂和圖書館。「二叔對我說,‘以善哪,沒有家了,哪裡能生存,哪裡就是家。’」劉以善不明白二叔的意思,直到他踏進村子,才看到老宅已是殘窯破瓦,親戚散落四方,「老家」的概念不復存在。經過「破四舊」,鄉間曾經常見的祠堂早已消失多年。「這麼多年來,我家不管搬到哪裡,父母都會在家中設祠堂,供奉劉氏歷代宗親之神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相片也放在神位旁邊。大陸親戚到臺灣來,看到我們供奉牌位,甚至覺得奇怪。我和父母都很感慨,兩岸傳統觀念上的隔閡已如此之大。」

幾十年的絕緣,使親人彼此有些陌生,故土仍在,人情冷暖卻不是當年的感覺。「大陸的親戚們,哪怕是親兄弟姐妹平素都不來往,只有我去的時候他們才聚會一次。過去他們是被迫‘劃清界限’,現在也不親近,這種情形讓我很難過。」

種種原因使劉以善近些年很少再回大陸,但在臺灣,劉家依然嚴守祭祖的傳統。「這幾十年以來,只要一想到爺爺和外公的死,我們一家人內心那種痛苦,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直到現在,劉以善和親戚還在努力尋找外公杜庭瑞的墳墓,並試圖查清爺爺劉金生的懸案。「我們不是想要算賬,雖說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可就是想算,又和誰算呢?冤家宜結不宜解。我們都老了,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想知道自己的祖輩是誰,是什麼樣的人。我想這是人性的本能。」

謝侑霖:事隔二十年才知道奶奶死於飢荒

在臺北老牌商業區西門町,41歲的謝侑霖帶記者來到一家開了半個多世紀的咖啡廳,這裡的裝修讓人想起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糕點櫃臺售賣「鮑魚酥」、「雞仔餅」、「驢打滾」等廣式或北方傳統點心。謝侑霖說,你嘗了才知道,臺灣的點心味道更正宗,這都是大陸一流老師傅傳承下來的手藝。當年國民黨大員撤退,必帶金條,再就是廚師和糕點師傅。「我外公是駐在湖北的軍閥,有好幾個老婆,撤退時因為船上位置有限,他只帶了正室(即我外婆)和其中一個妾,因為這個妾(我叫她姨婆)當時懷了我舅舅,其他沒有孩子的女人就不帶了。在船上放貨物的地方,還有空位,於是我外公可以多帶一個人,你猜帶了誰?不是小老婆,是他的廚師。」

往船上擠的老百姓被槍托打到海裡

謝侑霖的父親謝日中來到臺灣的旅程則要艱險得多。「1948年,我爸20歲,跟著‘山東聯中’流亡隊伍撤退至上海,去投奔我爺爺的分公司。爺爺在山東開辦農產品貿易公司,企業規模不小,在上海霞飛路有辦公室。」

所謂山東聯中,是山東幾所中學從抗戰到國共內戰時期組成的流亡學校,經上海南下廣州,共八千多名學生,欲往臺灣繼續學業,後來被稱為「八千子弟」。「八千子弟」往澎湖中轉,因為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是山東人,他們是去投奔老鄉,不料卻被李扣下,所有男生被強行充軍,聯中校長張敏之和反抗的學生被槍斃,這就是臺灣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昭雪。

謝日中因為在上海脫隊,躲過了這一劫難。1949年5月24日深夜,解放軍開始從徐家匯攻入市中心。「我爸到晚年還常說起,解放軍進城那一刻,他穿個睡衣就往外跑,跑下樓一看,街上每個人都在跑,東邊的往西跑,西邊的往東跑,亂成一團。上海都是有錢人,怕共產黨清算。我爸一直跑到港邊,遠遠看見一艘即將離港的輪船,後來他才知道,這是上海逃往臺灣的最後一艘船,一直拖到解放軍入城才準備起航,因為在等當時的上海市長上船。這艘船隻運軍人,往船上擠的老百姓一律被衛兵用槍托打到海裡,船被海浪晃動,船身跟碼頭一撞,人當場就夾成肉醬。碼頭上行李掉滿地,什麼都有,連金條都可以揀到。可我爸顧不上撿那些東西,他撿了一個名牌,名牌就是軍裝上繡的一塊寫著名字的布條,為了假冒身份,他撿了就上船了,除此之外全身上下什麼證件和財物都沒有。他是順著輪船的纜繩爬上去的,纜繩用麻繩跟鐵絲絞成,爬上去後刮蹭得一身都是油和血。」船上只有當兵的才有飯吃,於是謝日中當了兵,謊報他撿的那塊布條上的名字,姓何。直到兒子謝侑霖20歲,「何家」才改回姓謝。

給孫立人當軍醫

剛到臺北時,很多軍營駐紮在西門町,謝日中就跟著軍隊住在西門町一個大廟裡。周邊有很多電影院,有一次謝日中看電影時竟遇到他在山東讀書時的老師。「我爸在撤至上海前考上了山東醫學院,這位老師帶著我爸到教育部查學籍,出面證明這個姓何的就是檔案中的謝日中。當時有台大和國防兩個醫學院給他選,不過台大要自費,所以我爸選了國防,畢業成了軍醫,給國民黨陸軍總司令、抗日名將孫立人擔任醫官。」

謝日中曾目睹蔣介石對孫立人的猜忌。一次蔣對孫發火,提起1945年「艾森豪威爾為什麼找你去歐洲盟軍總部,不找我去?」孫立人無語。謝日中走上前說:「報告總統,艾森豪威爾只是將軍,邀請元首是不合國際慣例的!」蔣也覺得自己不講理,正要找個台階下,便拍著謝日中肩膀說:「不錯,有前途。」後來在回去的車上,孫立人跟謝日中說:「你笨吶,不會跟他要個官做?」

孫立人後來被蔣介石拘禁,謝日中退伍開了診所,與謝侑霖母親相識結婚。雖然兩岸長期戒嚴,謝日中還是想辦法通過香港與老家通信。「我爸會把爺爺寫來的信放在床頭櫃,每晚都要拜讀,信是用很薄的紅色橫線紙寫的,寄一次信不容易,每次都寫來一大本。」

在謝侑霖童年的想像中,大陸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為父親的口頭禪是:「在大陸很普通的東西,臺灣怎麼就是做不出來!」小到一塊點心、一粒中藥丸,大到傢俱、生產工具,抱怨這個「蠻荒小島」比人傑地靈的故鄉實在差太多。兩岸開放前,謝日中曾取道東京偷偷回山東探親,孩子們都非常興奮,因為爸爸要帶回好東西了。「我爸帶回了月餅,從小我就聽他形容大陸月餅比臺灣精緻多少倍,我們幾個孩子搶來月餅狠狠咬下去??咦?咬不動?再咬,還是咬不動!原來這就是老爸懷念的大陸啊!在我心中一下子幻滅了。哈哈!」

直到回到老家那一刻,謝日中才知道家中曾被批鬥得很慘,母親已在飢荒年代餓死,在這之前,他一直以為母親還健在。「爺爺在信裡只能寫‘我們都很好’,如果寫了不好的事,信恐怕寄不出。」

華曼瑩:外公的手臂上刺著梅花

101大廈號稱世界第二高樓,以它為中心的臺北信義商圈,是全臺灣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就在這座高樓腳下不遠處,記者看到一大片與摩登街景極不協調的菜地,菜地中還有幾座老舊的平房。這就是臺北第一座眷村——四四南村,也是臺灣僅存的幾個眷村遺址。

對於26歲的華曼瑩來說,四四南村滿載她童年的美好記憶,小時候,爺爺奶奶就住在這兒的一間小房子裡。華曼瑩的爺爺名叫華宗蘭,88歲的老人操著標準的浙江鄉音,藉助華曼瑩的「翻譯」,記者瞭解了他的早年經歷。華宗蘭年輕時學了木工,到軍工廠工作,從大陸一直做到臺灣,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八二三」炮戰(即金門炮戰),他在兵工廠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地做炮彈箱子。在眷村,華宗蘭的木工手藝有了用武之地,簡陋的房屋被他配上精巧的門窗和傢俱。因為華家孩子多,軍隊分配住房時特別給了他最靠邊的一間,這樣就可以自由擴建,一間小平房後來被華宗蘭改裝成了閣樓。

1949年華宗蘭26歲,是一名上士,來不及通知父母親人,就隨大部隊漂到小島。華曼瑩的奶奶當時也隨所在單位撤到臺灣,孤身女子舉目無親,對華宗蘭一見如故,但她比華要年長四五歲,擔心對方不肯娶她。正好所有大陸人員都要重新登記戶口,她便虛報了年齡,假稱自己與華宗蘭年齡相彷。這一「騙局」直到孫子們都長大後才無意中被揭秘。華曼瑩說:「我們一直說爺爺這個‘窮當兵的’因為長得帥才騙了奶奶,誰料到是奶奶騙了爺爺。」

「兩岸開放後,爺爺回老家找到了親人,那時他父母都過世了,但親姐姐還在。」華曼瑩說。但她的外公就沒有這麼幸運。「我外公到臺灣時已經36歲,他對祖國、家鄉的感情更深。」在華曼瑩印象中,外公性情內向,在家裡很少說話。外婆出身臺灣宜蘭縣大家族,祖籍閩南。「當年她是因為在家照顧生病的母親,耽誤了結婚,才作為‘大齡剩女’嫁給我外公這個已經40歲的外省軍人。兩人結婚後,一個說閩南話,一個說河南話,直到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兩人才勉強理解對方的意思,孩子再大一些,就給他倆當翻譯。臺灣開放老兵回鄉探親,我外公也託人去老家打聽,但是一點消息也沒有。後來外公就放棄尋找了,畢竟我外婆在,外公怎麼好尋找他的元配。」

「我外公的手臂上有梅花刺青,因為梅花是中國的國花。」2004年,華曼瑩的外公去世,享年90歲,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沒能與大陸的親人取得聯繫,終其一生,他沒有再踏上那片深沉思念的土地。

今天,四四南村已改建為眷村文化館,一進館就能看到臺灣詩人餘光中作於1972年的《鄉愁》。這首著名的詩歌打動了台海兩岸,但生離死別、終生遺憾,卻遠非「鄉愁」所能概括。從1987年臺灣開放外省人回大陸探親,20多年間,老兵們就像候鳥一樣,往返於臺灣的「家」和大陸的「根」之間,在百感交集的穿梭中,他們漸漸凋零。家國之痛,滲入血脈,在子孫身上無盡地傳承。(應受訪者要求,華曼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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