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和平說他從1968年開始，在中國曾當過5年工人，1974年在美國也當過工人。而我是1973年從農場回城到廣州交運技工學校半工半讀的。當年的技校辦在工廠裡，兩年學制，一半時間上課，一半時間到車間當學徒（好歹也算當過工人吧）。畢業後留校，擔任《機械基礎》課教師，平常除了讀書進修外，還經常出入工廠車間參加生產勞動，帶學生實習，始終沒有脫離過工廠和工人。在那個年代，工廠效率低下，人浮於事，真的就是「大鍋飯」，廣州人有句順口溜叫「做不做都36」（當年工廠每月的工資是36元）。每月除了基本工資外還有點獎金，不過那獎金是需要評比的，而評比的最重要條件就是「政治表現」，其次，才是工作績效。我幾乎每月的獎金都只能評個第三級，原因就出在「政治表現」上。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對我的評價是「工作努力，但不求上進」。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些學習文件放在自行車後架上面弄丟了，結果那個月連三等獎金也沒撈著。黨支部書記嚴肅地說，「我們獎懲分明。」我一向對這種附加苛刻條件的獎金看得很淡，但我知道更多的人卻是很在乎的。這種把政治與金錢聯繫在一起的制度，同樣讓人們如同「溫水煮青蛙」一樣（借用陽教授演講中的話）逐漸把一個人所應有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和職業操守給丟失了，使人完全喪失了自我，不成其為人。長此以往讓人對政治無形中就產生了一種恐懼和冷漠，哪裡還談得上什麼社會主義主人翁的自豪感。記得當年我只要遠遠見到學校的書記走過來，就一定繞道走，因為這個書記總是批評我不突出政治，對學生要求不嚴格，其實都是些拈不上筷的雞毛蒜皮，如放縱學生留長發啦，任由他（她）們談情說愛啦，不積極動員他（她）們入團啦等等。

老外老闆尊重工人

1985年我來到美國，一個月後我到唐人街一家麵包店裡打工，老闆是個香港人，這個老闆還真讓我怕了，一個月後我就辭工不幹了。當時的感覺就如同陽教授所提到的「與老闆是一種敵對的關係，老是在監督。」但是兩個月後我到了一家老外開的圖章公司內的小工場裡當工人，便發誓這輩子都不再找中國老闆打工了，因為發現了老外資本家老闆待工人要比華人老闆好得多，他們有人情味，使打工者能感覺自己得到了尊重。

其實，我在國內的工作並不繁重，儘管不在乎那每個月的獎金，但我的精神負擔仍然很大。而在美國打工，雖然工作不輕鬆，卻絲毫沒有心理壓力，而且還有成就感。

我手頭還保留了一封多年前我寫給朋友的信件，信中提及我到美國後為老外打工的情景：「圖章公司的工作並不勞累，在辦公室工作的都是老外，在工場幹活的大部分是中國人，分別來自越南、柬埔寨、臺灣和大陸。那時我白天上班，每週兩晚到社區大學補習英文。不久我被分配去與一個老外女士合作，專門負責打包裝運，英文也因此有了提高。公司老闆是個中年婦女，金髮藍眼，純正的英國人，為人挺善良，由於很欣賞中國人的勤勞儉樸，所以工場裡的工人幾乎全是雇的中國人。雖然在這裡工作的時間並不長，但卻讓我徹底改變了自小所接受的資本家壓迫剝削工人血汗的概念。」

下面的照片是26年前在圖章公司拍的，從右數起第一位老外是工場的管工，第二位是經理，第三位穿藍花裙戴眼鏡的是老闆，工人裡有兩位老外。左邊最後排第一個女士是位越南華僑，在幾年後當上了工場的管工助手。

88年女兒出生後我停止了工作大概有一年吧，89年我重新找工作，是一家房地產管理公司的會計部聘請了我，公司的福利好，工資也不低，管工是個黑人男士，他知道我英文還不太好，就沒有要求我接聽電話，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所以工作很積極，一心埋頭於工作。上班沒幾天，管工笑瞇瞇地對我說，你怎麼老在工作不休息一下呢？不需要太緊張的，輕鬆一點嘛！這句話從管工的口裡說出來，真讓我有點不相信，也深受感動。

記得有一次我因為錯按了一個鍵，把公司的賬目全搞亂了，管工，經理以及總管都被驚動，我當時是嚇呆了，眼淚都幾乎要掉下來，但我並沒有因此受到任何責備和刁難，管工還安慰我放鬆情緒。最後需要同事們立即幫忙把賬目重新輸入，大家也沒有怨言和意見，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寬容和互助。1993年，我還被評上了當年公司的優秀職員，至今我還保存著當年老闆親手贈送給我的獎狀。這是我有生工作以來唯一獲得的榮譽，我能不感觸萬分嗎？這不僅僅是榮譽，更重要的是其中還包含了生命的意義，做人的尊嚴和價值啊！

下面的照片就是我獲得的銀獎，（普通職員只獲銀獎，高層管理員獲的是金獎）

與陽教授不同，我在美國工作的經歷中，從來沒有想過要偷懶的念頭，真的連下意識中都沒想過。因為工作需要你，老闆信任你，你也得到了相應的酬勞和福利。中國人是勤勞、聰明、講信用的，做好了工作也就有了成就感，也是給中國人爭光嘛！除此以外，夫復何求？

工會律師幫助司機丈夫獲取退休金

如果說我在美國的工作多屬白領階層，不能代表工人階級的藍領階層，那麼我還想在這裡談談我的先生。他是一個公交車司機，上班要穿藍色工作服（而在車站的管理員穿的都是白色工作服），他在麻州公交公司服務了二十年，大約在四年前才停止了工作。開始以為是暫時停止工作，原因是他在工作中失誤發生了車禍，幸好當時繫了安全帶，基本上沒有傷著，躺在醫院幾個小時後就回家了。事故當時的車上有4-5位乘客，其中有幾個乘客一直要求高價索賠，官司打了幾年，但所有的官司都一律由工會請的律師搞定了，司機完全受到工會的保護，無須請託任何人，也無須付分文。我先生還由於事故後半年發現身患中期癌症，因此所有的官司都因告病而免於出庭。律師在去年年底告知我先生，他的官司都解決了，終於使他如釋重負。

回顧發生車禍以後我們全家都是憂心忡忡，因為公司在每次事故發生後，都首先要檢查司機身上的酒精含量，如果發現是因為喝酒或吸毒而導致事故，司機將立即被公司解雇，沒有任何申辯機會。但如果沒有喝酒而產生的失誤事故，往往只是暫停駕駛或轉換其他工作。雖然我先生並沒有喝酒，但事後仍然心有餘悸，一直在休病假沒有去上班，（由於20年來基本沒有請過病假，積累了足有幾個月的假期）大約一個月後，他想重新上班，卻在例行身體檢查的時候發現耳朵聽力不及格，（他原來的聽力就不太好，可能是因事故發生時的強烈碰撞而加劇了）需要他向公司上級提出轉換職位的報告。他當時還蠻高興的，覺得開巴士20年也累了，能換其它的工作再好不過了。因此心安理得繼續在家休帶薪病假同時等待轉換工作的消息，但足足等了幾個月，眼看所有積累下來的病假都快要休完了，還沒有任何結果。他不由得著急了，因為病假休完後再不上班就等於沒有了收入，一家大小就要喝西北風了。他回到公司去詢問，但答覆卻令他失望，「公司目前沒有合適的工作讓你做，繼續等吧。」在這種情況下，我先生只有去找工會負責人求助，工會瞭解了情況後，立即協助他申請延長州政府的工傷補助，以便解決目前的困境。不久後，我先生檢查出罹患癌症，需要立即做化療，化療後再做切除手術。事情來得太突然，繼續上班的問題當然就擱置了。我先生這次的病從開始的化療到手術，到再化療進行了一年多，全部由健康保險支付，自己並沒有花費額外的錢。而家庭健康保險是由公司替員工購買的，員工每月只需付保險費的10%。

當工會獲知我先生患病的消息後，提議並協助他辦理提早退休，領取公司的Pension。他們公司規定凡工作滿23年後，無論年齡多少均可申請退休領取Pension直至終身。（這個Pension的中文解釋可以說是養老金）我先生只工作了20年，但因患病便可以申請提前辦理退休，只是所領取的Pension金額要比工作滿23年要少一點。我們當時還有點質疑，但申請後很快就被公司批准，退休後連原來每月需要支付的10%家庭醫療保險金也免了，唯一的是不再保牙醫。從此他再也無需上班了，安心在家治病養老且依然有生活的保障。

不久後，工會的律師還告訴我先生，說他目前的狀況符合聯邦政府的傷殘退休資格，問他願不願意去申請。我們只知道美國的退休年齡是65歲，但卻不瞭解如果是傷殘人士，還可以申請提早領取退休金。我先生聽後，答覆說當然願意啦，但不知道手續會是如何，到哪裡去申請。律師說他可以協助，並拿出了表格要他填寫。就那樣，我先生沒有出家門一步也沒有付分毫，就獲得聯邦政府批准領取傷殘退休金了。

一直以來，我先生只是每個月在工資裡扣除15元的工會費，並沒有因為工會律師替他辦事再付錢，就連人情也沒有送，記得律師第一次上我家時，連茶水都不要，說他自己的車上有水。想一想，這要是在中國能行嗎？謝天謝地，還有如果沒有工會，沒有工會派來的律師，咱們對這個社會的許多福利政策還都「蒙查查」呢？
其實我一直並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家庭的私隱，但現在也無所謂了，因為我先生的這些經歷都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實，它超越了所有意識形態的偏見，提供了一個普通工人階級成員在美國這個社會裏工作和生活的原生態聚焦，也只有把這些和陽教授講的故事聯繫在一起，才有可能拼湊出一個真實的美國社會。任何偏聽偏信都是不可取的。

来源:萬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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