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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教授在美國家中猝然逝世，海內外各界人士悼念*
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中國當代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教授方勵之先生，於2012年4月6日在美國家中猝然去世，享年76歲。
消息傳出後，海內外各界人士對方勵之先生溘然長逝感到震驚。人們以各種方式弔唁、悼念方勵之先生。
中國國內網友在微博上發布方勵之先生逝世的消息，但是很快被刪除。在香港註冊的「中國通訊社」，8日發表有關方勵之先生逝世的報導，並且不避諱提到方勵之在「六四事件」後到美國。中通社帶有某些大陸背景，但言論尺度較寬。可是，明確使用「六四事件」一詞也是過去多年來絕無僅有。
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等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籌備追思活動，悼念精神導師。方勵之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於美國西部時間4月14日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稍後將會設置紀念網站。
*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十三年前訪談*
方勵之1936年生於北京，12歲加入中共地下外圍組織，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方勵之先生經歷了中國當代幾次政治運動，兩度被開除中共黨籍，一生經歷坎坷。
13年前的1999年4月，方勵之夫婦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為紀念方勵之先生，近期回放這上、下兩集節目。今天請聽第二集，即下集。在這集節目中，也收入了方勵之夫婦的朋友徐良英和劉剛二位先生的談話。
以下是恰恰整整十三年前，1999年4月10日播出節目的錄音（記錄）——
*政治運動風暴中的患難、安慰與堅持*
方勵之先生和夫人李淑嫻學生時代嚮往共產主義。五十年代初，他們都是最早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同學期間，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7年，他們在人生路上遇到意想不到的風暴。李淑嫻因為倡導獨立思考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一年以後，方勵之也因為「言論右傾」，被開除黨籍。
患難中的愛情成為他們精神上最大的安慰。按李淑嫻的話說，在逆境中建立起來的家庭，是她靈魂中的庇護所。他們夫婦互相扶持，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科學研究。儘管由於政治原因被迫轉變研究領域，仍然能夠不斷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哪知道才過了幾年，又遇上「文革」，方勵之夫婦分別被下放到安徽和江西兩地，從事體力勞動。不但科學研究工作中斷，就連唯一能夠給他們溫暖和安慰的家庭，也被拆散了。此後，他們夫婦被迫兩地分居長達十八年。
在本訪談上半部分，他們談到，在最初幾年每年只有12天的團聚時間裏，他們夫婦如何苦中作樂，遊覽名山大川；一度在暗無天日的煤礦深井裡從事挖煤工作的方勵之，把自己的科學研究方向轉向了浩渺的宇宙，轉向了天體物理學。
*方勵之：共產黨意識形態、組織、利益緊密結合，在哪裡戳破它都發火*
方勵之有關天體物理學方面的研究論文，引起國外同行的注意，但是在中國和當時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天體物理學研究領域還充滿了禁區。
經歷過「反右」和「文革」劫難的方勵之，在「文革」結束之後，又一再被置於受批判的地位。
方勵之先生回憶說：「我記得最可笑一次是，已經到了八十年代，都‘開放’了，我在上海出版的《自然》雜誌上寫了一篇通俗性文章，介紹宇宙學中一個新概念——量子宇宙學。文章被胡喬木看到了，他就寫信給《自然》編輯部，說‘我不懂宇宙物理，但是我認為方勵之這篇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共產黨這套統治……我們因為在共產黨裡呆過，知道它從意識形態到緊密的組織、到它的利益，是緊密結合的一套。這套東西，你在哪兒去戳破它，它都要發火。
上學時很多人自然而然走到要民主自由，因為它宣傳的與我們做科學事業是一致的。正是因為你這樣走下去，發現它根本不是，不但理論錯誤，而且政策錯誤，什麼‘為人民服務’，完全都是撒謊。」
*方勵之、李淑嫻從理性和感性不同途徑看到共產黨的問題*
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說，他們兩人是分別從理性和感性不同的途徑，看到共產黨內部存在的問題。
李淑嫻女士說：「對共產黨，因為它撒謊，我是從感性上認識比較多。比如，當時我們在同濟中學的時候，可以在國民黨統治下唱‘我們的隊伍來了’，唱‘山那邊呀好地方’，公開的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半公開的去學（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這些書。可是‘反右’的時候，大家僅僅是提出意見而已，為什麼就受到這樣對待？
我們覺得我們在受鎮壓的人裡還算是幸運者。有的同學……在北大，‘反右’時就死了好幾個人，有的跳樓，有的臥軌……只不過就是說了一點話。所以，這時候我就開始懷疑。」
方勵之：「這時候所有《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不論誰做出成果來，都說這是在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做出的科學發展……什麼的，這是個老套子。我心裏明白這都是假的，我沒有機會說這是假的。但是你要問到我頭上，我就說‘這是假的’。會場上會開不下去了，有人遞條子上來，說‘方勵之的言論是反革命言論’，幸虧主持會的人還比較開明。說‘你講，沒關係’。
第一次我講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在一次是暑期自然辯證法研討會上，我說‘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早就過時了’。我要按我的意見講，本身講宇宙學、天體物理，直接觸犯馬克思主義。（他們說）馬克思、恩格斯把宇宙學問題解決了。當時在胡耀邦時期還是開明一點，說‘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就經常說‘什麼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像這樣就叫發展？它就是錯了。’但當時不見容於社會。」
*李淑嫻：恢復黨籍我沒說感謝；方勵之：鼓勵學生入黨去改造黨*
主持人：「這時候你們二位是不是已經恢復了黨籍？」
方勵之：「對。我是1978年恢復的，她也是。恢復了黨籍我也照講不誤。」
李淑嫻：「恢復黨籍時開大會，在什麼範圍內給你戴的帽子，在什麼範圍內給你摘掉，你有什麼話要說……當時一種風氣就是上去‘感謝共產黨’呀……我說‘我沒有話要說’。我要說的話你們可能不愛聽，‘我誰也不感謝。我感謝很多很多被整的人或被整死的人，是他們的眼淚和生命，換來這個結果’。我說‘這個話題不要提’。所以我乾脆就沒上去，一句話都沒說，就這麼恢復了。」
方勵之：「有很多學生記得我一句話，我當時鼓勵學生入黨，入黨去改造黨。當時確實略微有點幻想，覺得是不是真正要改、走民主化？真要的話，我們當然得使一把勁，這個黨當然是得改造。」
*方勵之：至少在大學裡應有學術爭論自由，沒有佔統治地位意識形態*
1984到1986年底，方勵之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他在任期間竭力倡導學術自由，認為中國至少在大學這個環境裡，應該有學術爭論的自由。
方勵之說：「即使作副校長的時候，我一直沒有放棄正常上課、正常作學術研究。興趣所在還是做學術研究。當時在學校裡當然倡導學術自由。在學術方面需要什麼馬列主義指導？這都去掉。
對學生的管理，也比較倡導自由方式。所以那時候學校裡學生辦小報的多得很。記得那時倡導四個原則：創造、自由、要民主、發展，我說‘中國至少在大學這個環境裡，沒有一個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應該每個都放在學術爭論面前，可以爭論。’」
*方勵之：1986年在高校演講受歡迎，高層尾隨監視，引起學生不滿上街*
發生在1986年底的中國大陸學潮，是從中國科技大學發起的。引發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當地的區縣級人民代表的選舉不能按照《選舉法》給學生提名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在科技大學和其它一些高等院校發表有關民主自由的演講，受到學生普遍歡迎；而中共高層人士卻尾隨監視，這引起了學生們的不滿。
方勵之：「我就講‘現在一定要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核心就是民主化’，這使中央很不高興。我到一個地方講，萬里就到那個地方。1986年秋，我在寧波大學演講，講完飛回合肥。結果萬里跟著就飛到寧波，跟寧波大學校長說‘你把方勵之的錄音帶交出來’，飛機就停在那兒不動。他說‘你不交出來，我就不走’。後來寧波大學校長只好交出來。
萬里就是想收集批判，。我先到合肥，他也到合肥，召集合肥的省委、省政府和某些教授，上百人的座談會。
原以為萬里要作什麽指示，可是萬里說著說著就說‘方勵之，我要跟你辯論，到底民主是不是賜予的？’我說，‘民主不能是賜予的’。他說‘不是，就是黨給的’。我說‘我不接受這個’。
萬里臉紅脖子粗，最後他說‘你黨齡多長？’我說‘三十年’，他說‘我黨齡五十年了’。這個辯論很快就在合肥傳出去了。學生一聽這種辯論，當然非常非常不滿，說‘民主怎麼是共產黨賜予我的？’所以學生就上街了。
其實上街這事情，我是反對的。共產黨天下，我清楚很危險。所以我站在學校門口，擋著學生說‘你們不要出去。
在學校裡你願意怎麽說就怎麽說，我可以保證你們安全’。後來學生直到這種地步，說‘方老師，你讓我們出去遊行一次吧！我們從來沒遊行過。’就這樣，一下就出去了。」
*方勵之：鄧小平說「應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黨籍」，遂開除*
方勵之說：「一出去，當然就變成政治事件，以後北京學生也遊行，二十多個城市的高校都有動作。當時鄧小平就說‘像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他們三個人應該開除黨籍’。我的開除黨籍就是鄧小平一句話定的，點的王若望呢，因為實際想說許良英，但是忘了這個名字。許良英、劉賓雁和我在1986年冬天，說要舉行一次‘反右三十年學術討論會’，這使當時當局非常惱火，就怕提‘反右’這種事情。」
方勵之先生說，就因為鄧小平這麼一句話，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一起被開除黨籍。而中國共產黨章程上並沒有規定過這樣的程序。方勵之回憶中引用知情者說法，鄧小平親定要開除出黨的三個人中，本來有中國科學院徐良英教授，只是鄧小平一時沒有叫出徐良英的名字，說出了王若望。於是他們各人的命運，因為鄧小平這一念之差，也就有所不同了。原在上海的作家王若王先生，後來到了美國，擔任中國民主黨主席、中國民運組織海外圓桌會議顧問。
*徐良英：1971年因編《愛因斯坦文集》與方勵之認識，一見如故*
多年來積極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自然史研究所研究員許良英教授後來到底還是丟掉了黨籍，因為他參與了「八九」民運，反對政府「六四」屠殺。
徐良英教授現在居住在北京。他回憶起與方勵之先生相識交往和共同經歷過的一些歷史事件。
徐良英：「我同方勵之是1971年認識的，我那時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剛出版以後，我接到方勵之一封信，指出我們翻譯上的一個錯誤，解決我很大問題。我很高興，寫信給他，希望我們能見見面。那時我是‘右派’，還沒有回到科學院，沒有工作，在老家當農民，在商務印書館當臨時工。我們相約在商務印書館見面，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一見如故。」
徐良英教授說：「方勵之比我小16歲，他在科學上研究很深，很有創見。他這個人思想很敏銳，業務很好。1985年，我們兩人發起‘愛因斯坦研究學術討論會’，在杭州舉行。方勵之那時候當科技大學副校長，威信很高。他在浙江大學演講，談民主自由，學生反應非常好。
1987年是「反右派」鬥爭三十週年，他們就找到我，要搞一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由我、方勵之、劉賓雁三個人發起，內容之一是研究‘反右’運動是怎麼形成的，總結經驗教訓。
共產黨說，‘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反右運動是百分之九十九點六搞錯了，只有百分之零點四後來沒有改正，實際也沒有道理。可見‘反右’運動的荒唐。這叫什麼‘擴大化’呢？」
徐良英先生說：「當時很多大學請方勵之講話，關於民主問題，他講話比較透。鄧小平當時很惱火，大罵方勵之，說‘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把我的名字搞到王若望去了，‘想要搞反右紀念會’，其實是學術討論會。鄧小平說‘這三個人馬上開除黨籍’。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也被撤了下來。」
徐良英教授又說：「我覺得方勵之這個人是比較難得的。國外呢，說他是‘中國的薩哈羅夫’，我覺得有點像。」
*劉剛：方勵之為維護科學的真理、方法、原則，跟當局發生衝突*
八十年代初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讀書的原‘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劉剛，在‘六四’之後的六年監獄生活中被稱為‘秦城鐵漢’。後來他到了美國，現已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在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工作。
老師方勵之給劉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對劉剛後來的人生道路給予重大影響。
劉剛有這樣一段回憶：「我接觸方勵是在1978年上大學的時候，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當時科技大學有一批相當活躍的知識份子，方勵之、溫元凱……幾次去聽方勵之講的課，比如當時的普通物理學、天體物理學、相對論等等，每當我想起方勵之，就會想到伽利略、愛因斯坦，甚至布魯諾、哥白尼這些人。
我覺得方勵之跟共產黨發生的衝突，就像這些中世紀的科學家跟教廷發生的衝突差不多。科學家所敢去挑戰的是傳統的看法，方勵之也是這樣。
我還沒上大學的時候，中國的各個雜誌，包括《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上就開始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批各種各樣當代的一些科學思想。
到科技大學我才知道，方勵之就是研究‘相對論’，研究愛因斯坦的。當人們面對不懂科學的人對這些科學家進行人身攻擊、對他們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時候，對科學、對這些科學家懂得到一定程度的人，就不能不站出來說話。
但是方勵之完全是為了維護科學的真理，維護科學的方法，跟這些人發生一些衝突，是在科學原則上的衝突。」
*劉剛：方推崇愛氏名言：‘對犯罪我不去譴責，那我就是罪犯的幫凶’*
方勵之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的是，每當共產黨的正統思想跟科學真理髮生衝突的時候，他往往會說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對犯罪我不去譴責，那我就是罪犯的幫凶’。
每當共產黨發起類似於‘反精神污染’這種政治運動的時候，方勵之往往為維護真理挺身而出。
但是後來，人們總是把方勵之用一種當代政治領袖的要求去要求他，我覺得這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
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來說，如果一個民主的制度裡，就像一個可以高度自動駕駛的航空母艦一樣，一個舵手實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不管是克林頓掌舵也好，還是個小孩子掌舵也好，使得這個航空母艦觸礁的按鈕是不存在的，這個功能是沒有的。誰去駕駛也不會使它觸礁。
但是對一個專制社會，就像一艘海盜船一樣，駕駛這船的人必須是個海盜，更進一步說是個海盜的頭子。
所以，如果指望想方勵之這樣的人去駕駛一個海盜船，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但如果真是一個航空母艦的話，是不是由方勵之這樣的人去駕駛，我覺得又是無關緊要的。
我覺得我們在中國過去十年所做的事情，最主要的一點是作為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裏，扼殺人格、扼殺人的獨立思想的社會裏，我們爭取的是儘可能地去保持人自己的思想，保持自己的人格。
我覺得在現代社會裏，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像我們這樣做人做事，是起碼應該做到的；而在中國，在專制社會裏，人們做不到這一點，是由於來自統治集團的壓力，迫使人們不能做到這一點。
在共產黨統治的這麼多年裡，主要是從肉體上消滅這樣一些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人。經過多年淘汰之後，甚至把這樣的‘基因’都已經給淘汰掉了。」
*李淑嫻：1987年當選海淀區人民代表，10分鐘發言贏得33次掌聲*
方勵之夫婦繼續回顧他們的人生經歷——
1987年初，原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被調離科技大學，讓他到北京天文臺工作。這倒使他和他的家人因禍得福，結束了長達十八年的夫妻兩地分居生活。
前面提到，1986年底發端於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起因之一，是當地區縣級人民代表的選舉沒有按照《選舉法》給學生提名的機會。當方勵之被革職調到北京的時候，方勵之的夫人李淑嫻任教的北京大學，也在進行人民代表的選舉。
方勵之：「所以北大的學生就開始醞釀，說方老師那邊遇到問題，我們就選李老師。」
李淑嫻：「北大也跟全國一樣，都是由黨委決定名單，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名字。學生就來找我，說‘根據《選舉法》，十個人就可以提名，我們要提名李老師，希望你出來競選’。其實，我並沒有想到這個事情。為了支持同學們的這種要求，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當然我可以出來。
他們把我的簡歷貼出來以後，就被官方的學生撕掉。黨委和團委也不斷有人敲門來找我，希望我撤不要參加選舉。本來我倒是無所謂，後來他們這麼一來說，我倒是火了。我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已經年滿十八歲，我有選舉權；我已經年滿三十五歲，我有被選舉權，我為什麼要撤銷？’」
1987年春天，李淑嫻以百分之八十九點九的贊成票當選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嫻在區人民代表大會上，行使人民代表權利，積極反映選民意見。有一次，李淑嫻不到十分鐘的發言，就贏得三十三次掌聲。李淑嫻還參加學生社團的一些活動，擴大和學生的接觸。
李淑嫻說：「後來（當局）利用我在‘民主沙龍’跟學生演講的照片，說是我在天安門演講，這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我參加那次‘民主沙龍’是4月5日，胡耀邦還沒有去世，所以中共好多宣傳完全是撒謊。」
*方勵之：1989年致鄧小平公開信，要求政改、釋放政治犯*
方勵之夫婦回憶起1989年發生的事情——
方勵之說：「我在1989年做的第一件事是給鄧小平寫信，建議他趁八九年的大好時機，‘建國’四十年、‘五四’運動七十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年，這個時候實行赦免、赦免政治犯。這事情激起反響，世界上有不少人支持。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很高的呼聲，覺得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將會走到歧路上。當然並沒有預料到會發生絕食、或者‘六四’這樣的事情。」
*方勵之：支持學生要求，但沒參加遊行、沒去廣場，沒想到當局殘酷殺人*
方勵之：「學生或知識份子的遊行，4月15日到4月底，我們是支持的。但是，我並沒有去，我一次遊行都沒去，天安門從頭到尾都沒有去。因為一開始遊行，當局就暗示，方勵之是黑手。當時我在北京天文臺，同事們都非常保護我，每次遊行都說不讓我去，以便證明我是在天文臺做業務。當然我是很支持學生的要求。
5月初，學生就開始醞釀說要絕食，不少學生來我家訪問。儘管我沒有去，但對廣場上的事都是知道的。凡是學生來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都說要撤。當然，絕對沒有估計到當局會開槍殺人，用坦克這麽殘忍的辦法對付學生。我們想，可能是挨一頓棍子打。在北京這樣大庭廣眾下殺人，在北京歷史上幾乎沒有過，連軍閥都不大敢做這種事情。」
（插播‘六.三’之夜北京街頭錄音，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眾的喊聲）
（女）「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
方勵之：「那時候覺得，當局怎麼能這樣！簡直是太卑鄙了。就像當時很多人罵的‘法西斯’，就是法西斯，沒有任何其它的名詞更正確地形容它的行為。
李淑嫻：「當時已經從失望變成痛恨。」
*方勵之：在美國仍關心中國，政改沒做，貪污腐敗更甚*
1989年「六四」以後，方勵之夫婦來到美國。方勵之教授在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教書和從事天體物理及宇宙學方面的研究。方勵之教授和夫人也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情況。
方勵之：「這裡不斷有訪問者，學生、過去的朋友，不斷的。很多是國內的。當然很多都說國內的經濟狀況有好轉，北京蓋了不少房子，上海浦東也發展了。基本情況我們都知道。我們關心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沒做。最近因為要我寫《‘六四’十年》，我又找出我在1989年寫的文章，我看看那時候我寫的要求，現在一點沒有變，仍然非常適合現在，還是原樣。
剛才說經濟上有好轉，實際也不是一律。一類是有錢了，另一類就是下崗。有的幾個月、半年沒有工資，有的兩年沒有工資。並不是說兩年工資就發不出來，是有很多貪污腐敗。這是來我這兒的人，不是一個人說，貪污腐敗比1989年大大‘發揚光大’了。」
*方勵之和李淑嫻的人生感悟：沒白活，有追求；二人的詩與歌*
回顧走過的道路，方勵之說，他們這輩子沒有白活。李淑嫻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所追求。
李淑嫻：「我想，現在歲數也不小了，活得覺得比較有意思就是要有所追求。真的、善的、美的，當你覺得這東西值得追求的時候，覺得生活就會有意義。當我懂事以後，就在追求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我也可以說放棄了一些東西，就是發現那個東西我看錯了。」
李淑嫻說，這麼多年來，她自己精神上沒有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不斷加深了對共產黨的瞭解，自己得到解脫。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愛情和家庭給她精神上的支持。
李淑嫻：「我們的家，我們堅貞不渝的愛情，這是我很有福的地方。不管外面風風雨雨，不管我覺得痛不欲生……可是我這個家是很溫馨的，而且我們追求的是一樣的。」
方勵之教授至今還能背誦出他們青年時代最喜歡的普希金的詩作。
方勵之：「最喜歡的詩《致大海》——
再見吧，自由的元素！
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眼前
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
和閃耀著驕傲的美色。
我傾聽你
黃昏時分的轟響，
你悲哀的喧響。」
飽經滄桑，遠在大洋彼岸的方勵之夫婦，又一次回憶起他們在人生中最困難的時候結為夫妻的那最難忘的一天。
李淑嫻：「當時1961年很困難，每人每月只有糖票可以買二兩小塊糖，我們幾個月沒吃糖，他的姊妹比較多，把所有的糖票收集起來。因為結婚要請人家吃糖。我們兩人當時工資很低，我們兩人咬了咬牙，買了十塊錢的‘高級糖’，可買兩斤。請一些我的老師來。
後來讓我們唱歌，我當時唱的就是「心兒在歌唱」，是一位整個身心用愛情支持的盲人歌唱家的歌。有一次元旦晚會，他們就讓我們唱‘康定情歌’，裡邊不是有一句‘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張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嗎，他們要把‘張’改成‘方’，那天我們大概也唱了這個歌。
然後唱這首‘心兒在歌唱’，是我們兩人一塊兒唱的，他詞不會唱下來，我們兩個人就隨便唱下來。
（李淑嫻唱、方勵之伴唱）
「啊——
心兒在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啊——
那春色多明亮。
啊——
心兒在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以上是1999年4月10日播出節目的回放。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教的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和夫人李淑嫻談他們人生經歷之二，即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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