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禁『毒草』反出口給越南兄弟

有人說，「文革」期間只有兩樣東西未停止正常運轉，第一是原子彈的研製，第二就是廣交會的舉辦。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撰稿·張靜(記者)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檔案袋裡，風雲激盪。

1966年8月的北京城，空氣中瀰漫著令人不安的躁動。

橫掃一切「腐朽氣息」

「港式的髮型不許理！港式的衣裙不許做！」「此令即日生效！」這是北京二中的紅衛兵18日發給各理髮館、裁縫舖和商業管理部門的最後通牒。六十六中高二(2)班的學生則聯名給崇文區百貨管理處寫了一封信：「限期72小時之內，把前門大街盛錫福、王麻子、張一元等有封建性的牌子換掉！」就在19日晚，二中、二十五中、六十三中的上千名紅衛兵闖入全聚德老鋪，將挂了102年的牌匾砸爛，換上了他們事先準備好的一塊長木板，上書「北京烤鴨店」……

8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財貿辦公室向市人委打了一份《關於群眾對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標、商品和服務方式提出的意見的緊急報告》(以下簡稱《緊急報告》)，反映「北京各學校的紅衛兵、革命師生和財貿部門的革命職工群眾，用派人送信、口頭抗議、貼大字報等各種方式，對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標、商品和服務方式提了大量改革意見，有的並限期執行或答覆」。

雖然革命小將一陣風似的形式主義主張，被認為並未帶來更大的實質性破壞，但這正是日後給中國社會文化和人民生命財產帶來「滅頂之災」的紅衛兵運動的「代表作」——「破四舊」風暴的序曲。

通常認為，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接見了來京大串連的紅衛兵。正是由於林彪在大會上煽動：「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所謂「忠不忠，見行動」，第二天北京二中的革命小將便率先在市內主要街道貼出大字報《向舊世界宣戰》，隨後「千千萬萬的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像「天兵天將」下凡一樣，衝上街頭「砸爛一個舊世界」去了。

徐友漁認為：「雖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炮製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但如何破，中央並沒有說明。8月下旬，北京一些激進的學生開始自發地衝出校園、殺向社會，摧毀文物古蹟，焚燒藝術品工藝品。由於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代表毛澤東講話時大加稱讚，給予了支持，《人民日報》在8月22日一天同時發兩篇文章，大叫‘好得很！’‘破四舊’運動才愈演愈烈，並藉助廣播迅速在全國蔓延開來。」

「自本月20日起，全市紅衛兵小將們……迅速地砸爛了舊地名、舊牌匾、一切行業的陳規陋習，也在橫掃形形色色的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氣息，其中也包括商標名稱及裝潢圖案。兩三天以來，對各商店陳列商品的商標，凡具有反動、封建、迷信、資本主義色彩的一律禁止出售。這一偉大的革命行動，也進一步激發了廣大革命職工的革命熱情，紛紛起來自發清理商標及裝潢圖案，自動收起了帶有不良影響商標的商品。」據北京市工商局調查，截至8月26日，北京已經自動收起了包括王麻子刀剪、張小泉刀剪、龍虎仁丹、飛樂收音機、敦煌口琴、玉姿、晚香等51種商品(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工商局《關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對商標方面的反映和我們意見的請示》)。

《緊急報告》也指出，「某些基層商店的職工，認為過去受盡資本家的壓迫剝削，現在還頂著資本家的招牌做生意，是一種恥辱，堅決不要資本家舊招牌。琉璃廠戴月軒的職工，自動把舊招牌摘下來，改成‘北京湖筆徽墨店’。而花市一個鐘錶眼鏡門市部，職工們連夜把很高的水泥抹的舊字號砸掉了。」

由於改革商標、圖案和商品造型在當時被認為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7月22日，《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為了交流經驗，財貿辦公室、國家經委、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一輕部、二輕部、紡織部、商業部、外貿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單位，專門組成了一個商標、圖案和商品造型改革小組。

激進年代的「現實主義」

在今天看來，當年那場「觸及到人們靈魂」的浩劫，不啻為一場比荒誕派戲劇還要黑色幽默的「活報劇」。北京市工商局在1966年8月26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關本市商標問題反映的情況》中，詳細記錄了來自山東、安徽、陝西、四川、湖南、遼寧等全國各地的「人民來信」。

老北京熟悉的五星啤酒，曾在1959年被周恩來指定為國宴用酒。但在銀川市房修聯社的馮雪虎看來，五星啤酒的商標圖案涉嫌「政治不良影響」。「五顆金星必然同國旗一樣代表黨和四個階級，不應該使用藍色底。四星的外角正好是12個，與國民黨國旗一樣；商標下部‘北京’兩字的框子像法西斯帽徽。打上1018的小孔，是否向首都開火？一對夾子夾住了五星，代表我國要變顏色。」

河北承德供應社李國才注意到在三星鉛筆的腰封圖案上，「貓形獸」居然佔據了顯要位置，五角星不僅相形見絀，還使用了黑底色污蔑國徽。更可惡的是，這隻貓的尾巴彎成了2字形，顯然是在影射全國第二屆運動會及運動員。

鸚鵡牌火柴遭炮轟，理由是因為鸚鵡是地主豢養的動物，用色象徵「青天白日滿地紅」。而這隻不知死活的鸚鵡，腳下還踩著一片黃。數數12個角，不用說代表了國民黨黨徽。本來這未必是件壞事，但不幸的是「黨徽」的左下方還有一片紅，問題的性質立刻變得嚴重起來。

在北京市熱力公司管理處兩位職工的眼中，首都人丹的罪狀足有5條之多：「天安門、燈、彩旗、國徽應為紅色，用灰綠色，是否意味著我國已變了顏色？天安門下很不整齊，似水或霧，是否意味著水淹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萬歲(繁體)被掩蓋，只剩下「艹止」，是否影射建國二十年下臺？首都人丹四字用白邊像孝服。靠近天安門是‘北京公私合營同仁堂’，是向黨中央示威。」

北京牌鏡子背面的牛郎織女七夕相會、天仙配、梁山伯與祝英臺、農女新裝圖無疑有封建迷信及資產階級色彩。熱水瓶上的壽星、小兒騎魚圖案，茶盤上的心心相印、鴛鴦戲水、美滿家庭，以及茶具、面盆上的喜字花也難逃一劫。

在舊字號招牌中，徐順昌服裝店、吳裕泰茶莊、烤肉季均以資本家姓名命名，二友居、三合順表示資本家合夥經營，連升三元飯館、天寶藥房、內聯升鞋店帶有封建迷信色彩，億兆百貨店、金山照相館寓意資本家發家致富，亨得利、吉士林、馬凱(英國人名)食堂無疑屬於半殖民地遺毒，以五洲、震寰、中央等命名的商店則被歸入「資本家吹牛」。還有一些配匾，如樂家老鋪、馬家老鋪、田家餑餑，以及國藥店的靈蘭秘授、金液銀丸，食品店的洋酒罐頭等，也需要被「迅速改革」……

被波及的商品還有「尖頭皮鞋、港式(瘦腿)褲子、高級化妝品(香水)、有毒草的唱片、某些特種工藝品，以及供有閑階層玩賞的鳥籠子、絲綢、翻毛大衣、皮大衣等。」

有些群眾還提出不許理飛機頭、無縫青年式、螺旋寶塔式、青年波浪式等港式頭，不許燙髮，不搞上門服務。不加工和出售奇裝異服，如港式連衣裙、牛仔褲，飲食行業取消送菜上門。浴池行業取消搓澡、捶背、捏腳等三種服務。

據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印紅標教授回憶，不僅是改商標、改店名，當時北京的工廠、學校、醫院、公園以及街道等名字，凡是沾上「封、資、修」的，無不被「破舊立新」。長安街被改名為東方紅大街，王府井大街改為人民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友誼醫院改為反修醫院，宣武醫院改為東方紅醫院，北海公園改為工農兵公園，頤和園改為首都人民公園……

有心人注意到，這股「改名風」甚至波及到公交線路。1967-1968年北京所有的公交線路路牌都不標起訖站名，線路號也只是配角，非常革命的線路名才佔據顯著位置。比如無軌電車的1路被稱為紅衛路，2路是反帝路，3路是反修路，4路是東方紅路……公共汽車的1路叫長征路，3路叫葵花向陽路，5路叫紅衛路……當年鬧出乘東方紅路電車，經東方紅大街，到東方紅醫院的笑話並不奇怪。

「短短几天之內，無數商店、街道改名換姓，給人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方便，但在當時，對革命而言，這些都是小問題。」徐友漁說。

對於那些明顯的「反動政治意義」的商標，北京市工商局建議：「商品一律禁止出售，由商業部門集中向生產企業退貨。對一般宣揚封建迷信、資本主義的商品，凡紅衛兵及職工群眾提出收回的，應一律收回暫不出售。對於能經過塗抹去掉的商標，在不影響使用的原則下，可以進行塗抹後再出售。對某些商標的性質一時不好確定的，群眾有意見要求收起的，可以暫時收起不賣。」

儘管他們也承認，在那些反映意見中，不無「牽強附會、證據不足」之處，但依然給出了這樣的處理意見：「對於沒有政治影響的商標，但紅衛兵提出意見要改革的，將原商標，包裝加以塗抹，打×後出廠。」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的母親，在「文革」前負責機關圖書室的購書工作。在那個時代，她竟能輾轉託人從越南買回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許多越南人都能讀中文，而且很喜歡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江曉原曾笑言：「想想也有趣，那時我們這裡已將這些‘毒草’徹底嚴禁，卻仍然出口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去‘毒害’那裡的人民。」

而在如何處理那些「毒商標」的問題上，我們也不難發現這種內外有別的「現實主義」態度。

在1966年9月1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抄轉的《國務院財貿辦公室、文教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關於商標、圖案和商品造型改革問題的通知》中，記者看到，對於出口商品，「應當認真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7月22日‘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規定的精神，即：「出口商品，除了有明顯的反動政治內容的，必須立即改變以外，目前一般不要變動；以後的改革，也要充分考慮到國外市場的需要。對改革以後的新商品，外貿部門要積極採取措施，向外推銷，打開國外銷路’」。

這恐怕與外匯短缺的壓力不無關聯。出口創匯在當時既是一項經濟任務，更是一項政治使命。有人說，「文革」期間只有兩樣東西未停止正常運轉，第一是原子彈的研製，第二就是廣交會的舉辦。

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增加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1967年4月13日，中國政治經濟的非常時期，廣州的「武鬥」正處於高潮。為了保證廣交會不受衝擊，毛澤東親自簽發《關於開好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幾項通知》，周恩來趕赴廣州，連續開了四天的會，終於說通造反派把展館裡貼的封條拆掉了，讓廣交會如期開幕。然而增加外匯儲備的努力卻未見成效。直至1972年，我國每年的外匯儲備都在5億美元以下徘徊，1974年更是出現了「零的突破」。

據余世存《1840-1999的中國話語》所載，1974年4月，中國派出了以鄧小平、喬冠華帶隊的赴聯合國代表團。當時什麼都安排好了，突然發現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得用美元。於是中央緊急下令全中國的所有銀行將美元收集起來。意想不到的是，偌大的一個中國，竟然只找出了38000美元，成了當時赴聯合國唯一的現金經費。以至於代表團住進了美國的豪華酒店，我們的工作人員給不起小費。
 

来源:新民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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