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的「反黨集團」

在中共歷史上，曾經有無數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這些人既有非共產黨人，但更多的是共產黨人；既有一般的幹部、黨員甚至群眾，也有中共中央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既有入黨不久的新黨員，也有20世紀20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黨、政、軍、公安、政法等領域的人員；既有已經被平反的，也有結論至今未變的。這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因為很敏感，至今沒有人系統研究過。下面，就談談自己的一點看法，對這個問題做一點探討。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反黨集團」概況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按歷史時期劃分，中共歷史上的「反黨集團」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延安整風時期：「反黨集團」開始出現

在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共黨內的鬥爭雖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謂「集團」，例如「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第三黨」、「托派」等等，但一直沒有使用「反黨集團」的名稱。從現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黨集團」的，應該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打成的王實味、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陳傳鋼）與中央婦委的王裡（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與宗錚（即郭箴一）兩對夫婦，與王實味之間本來只是同志或同學的關係，但因為在毛澤東發出整風的號召以後，成全向毛澤東寫過—封信，提出要「整頓人風」，即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王裡和潘方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發表前後發表過一些與王類似的看法，在王實味被定為「托派」後，他們便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

（二）1955—1956年：「反黨集團」擴展到高層和其他領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開始在中央高層和其他領域打「反黨集團」。由於這方面的材料開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據《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紹。

從《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看，中共建政後最早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高崗、饒漱石集團。不過當時的名字不叫「反黨集團」，而叫「反黨聯盟」。在1954年2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高崗、饒漱石的問題被揭露出來。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畫而奮鬥》社論，第一次公開宣布他們是「高饒反黨集團」。這個集團後來也稱為「高崗反黨集團」，並擴大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這是第一個在中共中央高層打成的「反黨集團」。

高崗、饒漱石被打成「反黨聯盟」不久，接著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胡風等人。胡風，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因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就文藝問題陳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見，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共中央提交《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要求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公開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5月13日，《人民日報》開始刊登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還為此寫了編者按語，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胡風被捕入獄，並在全國各地逮捕路翎、牛漢等92人。從6月份開始，全國展開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使2100餘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這是中共建政後打成的第一個全國範圍的、牽連廣泛的「反黨集團」。

在這個時期，基層也開始打「反黨集團」。例如河北省武清縣，1955年縣委派工作組整頓縣社供銷時，將劉旭中、徐洪儒、陳巨元、閻永會等人視為「反黨集團」，並讓他們停職檢查。

（三）1957—1958年：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反黨集團」遍及全國

隨著反右派鬥爭的開展，一大批在「整風」運動中曾發言甚至根本沒有發言的人，不僅被打成「右派份子」，還被打成「反黨集團」。

當時打「反黨集團」最多的似乎是文藝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就將著名作家丁玲、陳企霞定為「反黨集團」。這個集團，包括丁玲、陳企霞、馮雪峰、艾青、羅烽、白朗、陳明。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作了《關於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處理意見的報告》，將對丁玲等人的處理有不同意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黎辛等打成「反黨集團」。7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這個報告。定案結論中說：「這個反黨集團的罪惡活動，主要是以陰謀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對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報告的批示，策動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向黨進攻，以及否定肅反運動，執行保護壞人、打擊積極份子的惡毒政策。」

在反右派鬥爭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藝界中打了一批「反黨集團」。例如在河北省文聯，有以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劉藝亭為首的「反黨集團」。在遼寧，有瀋陽市文化局副局長、市文聯主任王化南、《芒種》主編郭墟、《芒種》副主編吳山組成的「反黨集團」。在吉林，有以導演沙蒙、郭維、呂班等為中心的長影「小白樓反黨集團」，以及長影樂團「反黨集團」。在安徽，有文聯黨組委員王影，《江淮文學》副主編、文聯黨組委員石青和《江淮文學》編輯部副主任、共產黨員錢鋒為核心的「右派反黨集團」，以安徽省文聯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聯黨組書記、省委文教部副部長戴岳為首的「文聯右派反黨集團」，省文化局有以陳仲、張熙才、佘建民為主要成員的「反黨集團」。在浙江，有以黃源為首的文藝界「反黨集團」。在廣東，有以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中國音樂協會廣州分會主席、中共音協分會臨時黨組書記李鷹航為首的「潛伏在音樂、美術界的反黨集團」。在廣西，有民進廣西省籌委會副主任委員、省文聯副主席胡明樹，民盟廣西省委委員、省文聯副主席、廣西師範學院語文系主任林煥平，民革廣西省委委員、桂林市文聯副主席李文釗結成的「反黨集團」。在四川，有以《星星》編輯石天河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儲一天、陳謙、遙攀、白堤、曉楓、徐航等一大群右派份子的「反黨集團」。

在新聞出版界，當時也打了一些「反黨集團」。例如《人民鐵道報》社打了以副總編輯範四夫為首的「反黨集團」；通俗讀物出版社打了以藍玨、於乾等為首組成的「右派反黨集團」；在《鞍山日報》社，打了以副總編輯李惠眾為首的「反黨集團」。

在高校，當時也打了很多「反黨集團」。例如中央美術學院的「江豐反黨集團」；東北工學院以右派份子、民盟支部委員陳尚炯、岳從風和王裕生為核心的「右派反黨集團」，以九三學社成員、工藝系教授許冶同為首的「反黨集團」；浙江大學由吳隆延、包德煒、李德進、史孝成、朱文偉等五人組成的「‘春雷’反黨集團」；重慶西南師範學院的「董時光、羅容梓反黨集團」。

在民主黨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外，還有「陳銘樞反黨集團」。在各省的民主黨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黨集團」。例如在江西，不僅有中國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許德瑗、副主委劉九峰等組成的「許、劉反黨集團」，還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員漆裕元組織的「反黨集團」。在廣東省農工民主黨內，有包括雲應霖、丘哲、李潔之、陳卓凡、廖嗣蘭、楊飄棠、黃大鏘等七人的「右派反黨集團」。

在中央機關中，這時也打了不少「反黨集團」。例如司法部有以副處長王左平（共產黨員）為首的「反黨集團」，監察部有以王翰為首的「反黨集團」。

各個地方打的「反黨集團」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在廣東，有「雲應霖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以馮白駒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在廣西，有以民主促進會的成員胡明樹（省文聯副主席）、劉牧、秦黛、陳憲章為核心的「反黨集團」，以前廣西省委常委、廣西省副省長陳再勵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夢周，前省委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集團」；在四川省水利廳，有以農工黨員葉嘉禾為首的九名「反黨集團」；在雲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為首的「反黨集團」；在貴州金沙縣，有以副書記李乃蔚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在甘肅，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長孫殿才，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陳成義，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均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以及「陳時偉、楊子恆、蔣雲臺等反黨集團」。

（四）1959—1965年：在「反右傾」等運動中繼續打了很多「反黨集團」

在1958年8月於廬山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後，很多機關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黨集團」。例如水利電力部黨組打了「以李銳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外交部打了「張聞天反黨集團」；福建在「反右傾」中把省長江一真、副省長魏金水打成了「反黨集團」；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縣委打了以楊才魁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反黨集團」的罪名更多了。例如總政治部主任譚政被誣蔑為「反毛澤東思想」，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撤銷了他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等因小說《劉志丹》，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孫冶方、張聞天等因為提出預告尊重價值規律等問題，被打成「孫冶方、張聞天反黨集團」；提出重慶市蕭澤寬、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餓死人的真實情況，被打成「蕭李廖反黨集團」。

（五）「文革」時期：打「反黨集團」進入第二個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就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接著，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因寫《三家村札記》，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不久，整個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舊北京市委反黨集團」。在這之後，各地打成「反黨集團」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來把無數人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黨集團」和「江青反黨集團」。

来源:網路轉載（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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