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績偉：結束一黨專制實行憲政民主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先生臨終囑呼籲平反六四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今年9月16日原中國《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6歲。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胡績偉先生是四川威遠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從事共產黨的報紙、電臺的總編或行政負責工作。1952年調入《人民日報》社，先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等職務。胡績偉先生1983年9月因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整肅，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9年「六四」後，被撤銷一切職務， 「留黨察看」 連續六年。

胡績偉先生逝世前五天，他的好友、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先生曾前去醫院看望，胡績偉先生在病危中留下囑託。

姚監復先生在接受我採訪的時候說：「最後一次見他是9月11日下午，醫生決定把他從北京醫院六層的普通病房搬到心臟科的重病監護室。他在床上看見我來了，希望跟我講講話。醫生和家屬都說‘胡老不要講話’，因為他處於病危狀態。他招手叫我到他跟前，就說‘姚監復，你告訴高瑜，叫她寫文章給十八大，要十八大為六四平反’。

這時候就換床，要推著這床出去，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到監護室，把他放好以後，我說‘我要走了’，他又說了一遍‘你告訴高瑜，叫她寫文章給十八大，為六四平反’。這是我在場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

胡績偉在「心靈之旅」受訪回放：憶「清污」中和「六四」後受批判

胡績偉先生十年前曾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採訪，談到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和1989年「六四」後受到整肅。

請聽一段胡績偉先生的談話錄音——

胡績偉：「‘清除精神污染’搞了28天，胡耀邦（等）幾個人、萬里他們出來，最後把‘清除精神污染’制止了。可是到了‘六四’的時候，因為我同情學生，他們就說我是‘支持學生暴亂’，那麼這樣一來，又把我同王若水（原《人民日報》副總編）一起在《人民日報》展開一個大的批判運動。」

高瑜：我理解胡績偉遺願——為八九民運平反，譴責「六四」屠殺

胡績偉先生在生命的最後時日請姚監復先生轉告高瑜女士「寫‘十八大’的時候，要提出為‘六四’平反」。我採訪了現在在北京的原《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資深記者高瑜女士。

高瑜：「胡績偉先生去世。因為我到韓國……他這次住院，最後了，醫生不讓講話，他還說‘轉告高瑜’，說讓我向十八大呼籲，就是要為‘六四’平反。老先生最後是用了大家習以為常的這種（說法）‘平反’，我認為他的意思呢，應該是這樣理解——為‘八九民運’平反，要譴責‘六四屠殺’。」

姚監復：為胡績偉著述解禁，比骨灰入「八寶山革命公墓」重要

高瑜：「代表官方到胡績偉家弔唁的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人民日報》副社長吳恆權陪同下去的，就說‘八寶山也給胡績偉留著一個位置’，但是胡績偉的家人他的親生骨肉飛飛（女兒胡雪滔）夫婦回答是‘不！’就是‘不進八寶山’。

對於當局有關方面所表示的這個態度，姚監復先生說：「老人希望將來可能回老家安葬。我自己在想，與其讓胡績偉入‘八寶山革命公墓’，承認他是革命者，還不如把他的書《胡趙新政啟示錄》從禁書給解禁。我希望能讓他的思想……讓中國的群眾能看到他的書，比他的骨灰放在八寶山更重要。」

李洪林：胡績偉在「思想解放」打破「兩個凡是」中立功

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現已退休住在北京的李洪林先生，接受我採訪時先回憶了他與胡績偉先生怎樣相識、漸漸熟悉。

李洪林：「我是1979年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在北京，他當時是《人民日報》的社長兼總編輯，我是作者，就這麼一種作者和編者的關係熟識的。1979年前後我經常給《人民日報》寫文章。他在辦報的人當中是比較突出的一個，不光在理論上，對於改革開放他也非常堅決。他領導《人民日報》的時候，《人民日報》在它歷史上達到一個最輝煌的時期。

當時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後，中國亟需從毛澤東的陰影下走出來，當時的中共中央還是按照所謂‘兩個凡是’的方針來領導中國的事情，主要就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辦一切事情。

當時有個叫‘思想解放運動’是1978年發起的。這時需要打破‘兩個凡是’。在這個過程中胡績偉在胡耀邦領導下非常堅決地執行了這個任務。我們當時對《人民日報》都非常喜歡，我有稿子都投給他們，差不多我投的他們都發表了，關係就越來越很親密，我和他就這樣成為比較好的朋友。」

李洪林：胡績偉堅持「人民性應當高於黨性」

主持人：「後來到‘清污反自由化’，這中間您看還有什麼值得回憶的事情嗎？」

李洪林：「因為胡績偉當時在《人民日報》也是頂著很大的壓力。因為那時候胡喬木和鄧力群他們和他的觀點不一樣，他們把報紙叫作黨的喉舌。胡績偉就說‘報紙應當有人民性’，他強調‘人民性’；那派就強調黨性，就是‘你要服從我的意思’。胡績偉就說‘人民性應當高於黨性’，他就一直堅持這個觀點，這觀點大家也都覺得他堅持得很好。」

李洪林：「清污 胡績偉辭職與王若水同受批判，我被免職

主持人：「後來到了‘清污反自由化’，您印象中他是怎麼下來的呢？」

李洪林：「就是因為1983年紀念馬克思誕辰，周揚有個重要講話，談到‘人道主義‘，談到‘異化’，當時大家覺得很好，但後來胡喬木認為不應該這樣講。而《人民日報》把周揚的講話發表了，（胡喬木）他們認為這事是《人民日報》犯了錯誤，藉著這個理由讓胡績偉辭職，把他的工作撤下來。那次‘反自由化’時，他和王若水兩人在《人民日報》受到批判。我當時在中央宣傳部，部長是鄧力群，他在那兒主持對我進行批判。我在中宣部也是被免職的。」

李洪林：1989年胡績偉倡人大開會討論李鵬問題，又被撤職

主持人：「從當時那個位置下來後，您所知胡績偉先生做了些什麼，您和他又有什麼交往？」

李洪林：「他轉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教科文衛委員會當副主任，實際上就把他調離《人民日報》。胡績偉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學生運動時，曾提議召開常委會……還是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李鵬問題。因為這個事情，他又被從人民代表大會職務撤下來，而且給他‘留黨察看’處分。那以後他實際整個離開工作了。」

李洪林：胡績偉被撤職後，著述300萬字呼籲民主、政改

李洪林：「他被撤職後並沒有停頓，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還是非常堅定。他寫了很多東西，據統計有300萬字吧。主要就是呼籲民主、呼籲政治改革。」

主持人：「後來在你們的交往中，他對什麼話題有興趣？你們有共同探討的問題嗎？」

李洪林：「他下臺後，有組織的活動就沒有了。都是個人作為作者，經常寫東西、發表文章。我和他作為私人朋友有很多交往，還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交換交換意見，談談，沒有很明確的什麼活動。

他曾經想主編一套民主叢書，他自己當主編，找王若水、于浩成和我當副主編。但這個事情後來沒有搞成，因為很快就‘六四’以後，什麼事情都搞不了了。」

李洪林：胡績偉在歷史轉折時看得準確，勇敢維護自己的觀點

主持人：「您和胡績偉先生交往30多年，對他這個人是什麼印象？」

李洪林：「我非常敬佩他，因為他在歷史轉折時期看得很準確，而且很勇敢地維護自己的觀點。中國改革開放主要是胡耀邦領導思想解放運動、執行改革開放路線，在這個過程中，胡績偉是新聞戰線上胡耀邦最主要的助手。

所以在改革開放過程如果講到功勞，胡績偉有很大功勞，因為當時最主要的輿論工具就是《人民日報》。

當時《人民日報》也達到了最高峰，印數達600萬份，是從來沒有過的。那時全國人民對《人民日報》非常愛看，可以說擁有最多讀者。

後來胡績偉雖然被罷免，繼任的是秦川。胡績偉當社長時，秦川當總編輯。胡績偉被罷官後，《人民日報》在秦川領導下繼續沿著胡績偉的辦報方針，在這個過程中《人民日報》起那麼大作用，胡績偉的功勞最主要。」

李洪林：晚年批判一黨專政，認為必須實行民主憲政

李洪林：「他的思想在不斷發展。上世紀八十年代，他主要是推動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到了21世紀，他一直堅持這個觀點。認為胡耀邦和趙紫陽執政的十年是中國最好的十年，所以把它叫作……他起的名叫‘胡趙新政’，他希望通過這個新政來實現民主改革，在中國能夠從一黨專政進步到民主憲政。 他就為這個事情而努力。

他到晚年直言不諱地批判一黨專政，認為這是要不得的，必須實行民主轉型，改成民主憲政。一直到去世，始終是呼籲這個事情，非常堅定。

他當初追求民主自由參加了共產黨，一直到晚年還為自己當年這種理想——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堅持這個理想，很可貴。不光是我，很多朋友對他這方面都非常尊重。」

鄭仲兵悼胡績偉：黨不要你，恰是你的光榮、正確、偉大……

原《新觀察》雜誌常務副主編鄭仲兵先生悼念胡績偉先生的輓聯是：「悼念胡績偉，黨不要你，恰是你的光榮、正確、偉大。因為你是屬於人民的。三十年前，你就提出：人民高於黨，人民性高於黨性，《人民日報》要代表人民對黨進行輿論監督；你攜秦川、王若水真的把這個黨報辦成了人民的報紙。你是《人民日報》第一人！你活了九十六歲，你還將世代活在中國人民心中！學生鄭仲兵2012年9月17日。」

鄭仲兵：與胡績偉的相識交往

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現在北京的鄭仲兵先生。

主持人：「您和胡績偉先生是什麼時候認識交往？」

鄭仲兵：「我跟胡績偉認識大概是‘四人幫’垮臺以後，當時胡耀邦為我平反冤假錯案，等於解放了我。當時我最希望去的是《人民日報》，因為想去當個記者。」

主持人：「您‘文革’前做什麼工作？」

鄭仲兵：「在民族學院教書。後來我學校的黨委書記不大同意我去，他說‘《人民日報》是個是非之地’。王若水就推薦我到了中宣部。在這個時期，跟胡績偉有接觸，最早是這麼認識。

以後我離開中宣部是胡耀邦下臺後，中宣部長朱厚澤也被弄下臺，我就變成他們整肅的對象，因為朱厚澤當時對我很好，所以他們就說我是胡耀邦、朱厚澤的人，就要整我。

整我以後，我離開中宣部到了《新觀察》雜誌，就是戈揚那裡。我當常務副主編，她是主編。在這段時間我跟胡績偉、秦川還有許多當時大家都比較稱道的一些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像項南、任仲夷，都有聯繫。跟胡績偉聯繫也算比較多的，因為他經常到中宣部去開會。

胡績偉後來到了人大常委會，我和胡績偉、於光遠通過《新觀察》這個平臺，跟他們有比較頻繁的聯繫。到‘六四’以後，聯繫還是很密切。

‘六四’鎮壓後，白色恐怖期間，他有一些資料就通過我偷偷請人去列印出來，這就是最早胡績偉寫他在《人民日報》那一段的歷史。」

主持人：「聽上去‘六四’後你們的交往可能比原來更密切了？」鄭仲兵：「是，是。」

鄭仲兵：胡績偉的三大貢獻

主持人：「在紀念胡績偉先生的時候，您特別願意從哪方面說起？」

鄭仲兵：「紀念胡績偉，他有三個大貢獻。

1.反思文革：無自由民權，民生慘烈，要辦人民的報紙——

鄭仲兵：「‘文革’中他有很深刻的反思。‘文革’以前，他對毛澤東的迷信很嚴重，而且他所謂的‘黨性’也非常強。包括在‘文革’初期他挨整時，還總是從自己方面去考慮問題。他不認為這個‘文化革命’有什麼問題，甚至他在被強迫勞動改造時，有人發表不滿的意見他還要去制止人家，這個以前他自己講過。

那麼，首先是後來他對‘文革’做了很深刻的反思，也反思了共產黨建黨以後的所作所為。所以‘文革’以後他就很清醒地認識到，一是感覺個人的社會自由問題。他覺得‘為什麼共產黨的統治搞得人都沒有自由？’另一個是‘為什麼老百姓都沒有權利？’就是民權的問題，當然還有就是把民生搞成這麼慘烈。

我覺得最了不起的第一件事是‘文革’以後，他在接受華國鋒讓他當《人民日報》總編輯……後來是社長，這個過程中他努力爭取把《人民日報》辦成真正的人民的報紙。這是《人民日報》歷史上所沒有的。而且他跟胡喬木進行了一場很激烈的辯論，時間相當長，後來在‘清污’中，胡喬木、鄧力群在鄧小平指使下，對他進行了批判整肅。」

2.要推動制定新聞出版法——

鄭仲兵：「第二個大貢獻就是他後來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極力地要想推動中國制定和實行新聞出版法，他做了很多努力。這個事情也是被胡喬木以及胡喬木的後臺陳雲給破壞掉了。這是他的第二個貢獻，新聞界和出版界的人都知道胡績偉在這個問題上是最執著最努力的。」

3.1989年動議罷免李鵬，要求召開人大會議挽救中國局面——

鄭仲兵：「第三個大貢獻就是在‘六四’這歷史節骨眼上，他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和專制主義進行了非常勇敢的鬥爭。

這個過程中，在幾個老人中大家都表現得很好，他表現得尤其突出。當時他還聯絡了許多人大常委會的委員，像提出動議要求罷免李鵬，要求挽救中國局面，解決民主問題。這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當然還有，他的一生都是不斷進步的，到最後他對中國民主憲政的一些提法和認識都非常明確，就是晚年仍然在做這些事情。

他終其一生，我覺得最突出的是這麼幾點。」

鄭仲兵：胡績偉認為中國應步入普世文明大道，搞民主憲政

主持人：「近距離接觸，您覺得他注意力集中在什麼方面，或者給您印象比較深的地方？」

鄭仲兵：「他賦閑以後，整理出幾百萬字的書。另外還頻繁地找一些人談自己的看法，國內外一些記者，或者對歷史感興趣的人也採訪他，他又談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後來比較明確的是，他認為中國應該步入全世界這個普世的文明大道，也要搞民主憲政。」

鄭仲兵：不解決共產黨一黨專政問題，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主持人：「您看像胡績偉這樣一位共產黨的老報人，他後來能夠走到剛剛您講的這個認識程度上面，您是怎麼看呢？」

鄭仲兵：「其實有千千萬萬參加過共產黨的人……包括我在內，很多人的最後覺悟……比較重要的一步是對‘文革’的反思。特別到‘六四’以後，應該說對共產黨就不抱希望了。

在這之前，還是想通過共產黨內部，也就是所謂‘體制內’來改造共產黨，讓共產黨自己有一種更新，通過改革能夠走上民主憲政的大道。

可是到了‘六四’以後，徹底失望，覺得不可能了。在這點上，是胡績偉……也是很多老人特別大的一個飛躍。

我所認識的胡績偉，他不想再回到什麼時期，而且已經認識到，雖然他很真誠地參加共產黨，是抱著中國自由和民主的願望去參加的，後來越看越不是那麼回事。原來總以為是有什麼歷史的特殊原因，後來徹底明白了，這個共產黨一黨專政問題不解決的話，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鄭仲兵：胡績偉認為「政改」必須「改制」，實行憲政民主制

鄭仲兵：「共產黨一黨專政不解決，甚至連‘經濟體制改革’都是很片面的，並沒有真正解決民生的問題。包括現在，連‘耕者有其田’的問題都根本沒有解決，土地問題根本沒有解決。所謂民生問題，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還有老百姓共同富裕的問題、老百姓收入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對這點，胡績偉比較清楚。

很多人講什麼‘十八大能不能政治體制改革？’我覺得他們根本不清楚什麼叫作‘政治體制改革’。在這一點上胡績偉是清楚的，胡績偉認為必須‘改制‘。

什麼叫‘改制’？就是要解決專制體制的問題，要建立民主憲政制度。好像現代社會和原始社會都會有問題，那麼中國有很多問題還是中世紀的問題，甚至是原始社會的問題，必須解決。民主憲政制度在過程中可能也會有問題，包括美國、歐洲，可能也有它的問題，但是這是必由之路，必須走上這一步。胡績偉在這一點上是清楚的。」

（「紀念胡績偉先生」專題節目待續）

来源: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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