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銀般的無孔不入 中共特務機構

2012-12-28 13:30 作者: 陳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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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書作者原為中共的老幹部,參與過中共在上海的特務核心工作,本書內容完全是報導他親身經歷的事實,揭發上海中共特務內部的種種機密和種種慘無人道的罪行。他雖參與實際特務機要工作,卻無法凶殘狡獪,心靈上的矛盾使他認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殘暴根性,因此憤而脫離中共。

五、華東情報樞紐──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

上海舊法租界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來也是國民黨官兒們的公館,可是,現在卻給華東中共特務機關主要部門的「情報工作委員會」所佔住了。

情委會是由陳一民、歐陽(即楊易)、馬福和、張浩、陳偉才、張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餘人所組織的。我奉調情委會叨陪末座時,已經是一九五○年初春了。當時,凜冽的朔風已經過去了,福開森路和霞飛路邊的法國梧桐,那光禿的樹枝上,又吐出嫩綠的葉兒了。想起離開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會兒來函,希望我能早日調回京,一會兒又來函,說她懷戀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麽,在一九五○年江南鶯飛草長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兒女情長,真令人「怕見陌頭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義的革命熱情下,許多年來,青春就這樣消磨去了。

當我搬進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和情委會主任委員胡靜波(即胡均鶴)一塊兒相處久了之後,就使我有許多驚奇的,從前意想不到的發現。從他的面部表情上,從前偶爾在某些場合和他碰上,他臉上總會呈現些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後來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強的欣笑下,是隱藏著沈重的憂鬱的,表面上,似乎覺得他對他目前自己所處的環境非常滿足,但實際上,他是牢騷滿腹的。更因為我和他有一點同病相憐的共通點,說話更容易投機起來。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齡了,所謂「大革命」時代,他已經是一個火般熱的共產黨員,但在一九二七年清黨的風暴裡,他卻給中統(當時是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葉秀峰任科長)逮捕了。任何人,談革命是容易的,但臨到了生死關頭,便難於遵從主觀理想去抉擇了。最後,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著他自首的是組織上對他嚴厲的處分──開除黨藉!本來,照著人類一般的心理學來分析,他既已決絕於共黨,而共黨亦已摒棄了他,他為什麼還會跟共黨恢復關係呢?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怪國民黨的錯誤了──這種錯誤影響,筆者也曾直接間接體驗到的。國民黨的衙門和官兒們,對待這些共黨轉變分子,總是像對俘虜般看待的,那怕是給國民黨賣命了十年八年,但被塗在身上底俘虜痕跡,還是無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強,但國民黨各級黨局,總是不肯輕易給他大權的。乃迫使每個「轉變同志」常常感嘆著:「寧回老家受察看!不願在國民黨內活受罪!」於是,摸索回「老家」的念頭,每個轉變後不久的人,又常常會油然而生了,雖然身在國特機關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發覺而受到「殺身之禍」,但千千萬萬的人,卻為了上述的許多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險與組織接上關係。何況當中共未能達到全面勝利前,雖然表面上是「黨紀似鐵」,但在「利用主義」的原則上,對可能有所貢獻的叛徒,還是網開一面,讓他(她)恢復工作關係,俾便利用的──但「利用主義」的原則,到了全面勝利後,便完全變質了,或者是利用一時,即給予「走狗烹」,或者又學會了國民黨「視若俘虜」的一套,給他們與精神上,物質上無窮的虐待,使他們不安於位,只好作遠走高飛之想。而胡靜波是在中統工作了十多年之後,才與中共組織再接上關係,到江南「解放」那時,他也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雖然他給利用得早,沒有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從他臉上那沈重的憂鬱,他是免不了受到被「視如俘虜」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這麼輕的年紀,而又在文藝工作中走過那麽遠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盡一切方法,投身於全靠自己的創作來具體表現自己,來具體地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了………」。

一天,午飯過後,我和他先後到花園裡晒太陽,邊翻閱著報紙,偶然跟他談起「無形戰線」這情報性的文藝作品,對我們政治保衛幹部的教育意義時,不提防,他卻向我說了這樣的話──這些話,言外之意,顯然是一方面表示了他對本身工作的不滿意,厭倦,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對我底處境的關切與同情。

「可是,一再請求,上面還是不容許我變更工作方向…………。」

「上面的固執,確也使人有點為難!」他點著頭說。

「還是請胡主委幫幫忙,給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興趣,我寧願像姚雪垠一樣,下工廠去,希望寫點工人生活和鬥爭的作品,或者參加土改隊到農村去,使能反映一點農民的真正生活和鬥爭,而不願意當這個把情委,既下合興趣,又毫無貢獻,還受「歷史清白」的同志們的奚落,唉!…………。」我把頭搖幾下。「還是請胡主委幫幫忙!」

「就是幫忙不到的!」他也搖搖頭了。「我除了情委會的正規業務外,一切我都是沒有發言權的!你看得到,解放這麼久了,但組織還沒有把我的愛人(即太太)底職業解決。而跟著楊部長由老解放區來的同志們,像石光同志的愛人便由組織硬插進待遇優厚的上海區鐵路局當專員,張浩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中國銀行,劉然如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花紗布公司。其他如此之類的更不勝枚舉,男的領全家供給,女的領優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這樣的同志,卻苦透了。你還幸運,你的愛人在京參加了藝術工作,依我看來,你還是叫她在京給你多想點變更工作方向的辦法吧,或者你多向楊部長直接提出!」

「不曉得楊部長最近對我的印象和批評怎樣呢?前些時,王寧和田昆都為我提出,關於恢復我的黨籍問題,而受到他一筆批駁了,要我還要繼續充分表現再說,唉,真不知挨到什麼時候才行?而我的愛人卻在京恢復黨籍了。」


「像夢一樣渺茫!」他仰望著天空,緩慢地,拉長噪子吐著一串沈重的嘆息。白雲緩緩的流過半空,一字兒的雁行掠過雲端。他用手指向天空「像它們多麼自由自在!……………陳同志,不要說你了,我恢復工作關係十多年了,現在的工作崗位是情委會主委,可是,黨的小組,黨的支部會議,我卻沒有權利參加──我恢復黨籍的希望,一樣像夢一般渺茫!」

「可是,郭奕民為什麼黨籍又恢復得那麽快呢?容正仁被國特逮捕後還出賣了大批同志,可是他恢復工作關係不到兩個月,便恢復黨籍了,這種不成文怯,我真有點不………。」我悶在心頭的忿懣,幾乎要冒出來了。

「客觀條件不同呀!………」他冷笑了,我也發出會心的微笑。

其實,這些話是我挑逗他的,我何嘗不知道,郭是老楊的宗派心腹,容是他的拉皮條高幹呢。

胡靜波是沉鬱和寂寞的,他常常含笑地走出門去,參加部裡的各種工作會報,他卻常常愁眉苦臉地走回來,他除了歷史上這點「不清白」的污點,飽受人們的歧視之外,還遭受著楊帆及其嫡系幹部,如一室主任石光,二室主任田昆等許多反情逆理的排擠。即使是職位低過他的二室秘書(兼情委)劉然如,也常常借端排擠他。這種歧視、挂擠毫無疑問是以楊帆為「宗」的宗派主義精神在策動的。

一邊是窮凶極惡的嫡系宗派氣□迫人,一邊自然是「不清白」的人們暗地裡無形地聚攏起來,用各種曲折迂迴的方法來對抗歧視與排擠。於是,在情委會內,宗派主義的紛爭,便不絕如縷了。因為情委會內的廿多個情委,大約五分二都是「歷史不清白」的,五分一是由李、楊等從老解放區帶來的,既是嫡系,又沒有作過地工被捕自首過的所謂「清白之家」。另五分之二則既非嫡系親信,歷史上又未犯過所謂大錯誤的(但小錯誤是可能犯過的),這些是無所謂的,但這派人中有些可能同情「不清白」者的遭遇,尤其是主委也是「不清白」者,自然更引人同情。可是,有些卻是要站穩了他們的所謂組織立場的,那自然是拍嫡系們的馬屁。在這樣的人事素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情委會,難怪自始至終,吵鬧紛擾,難解難分了。

論工作,假如情委會內沒有這一大批「不清白」的幹部,是可能毫無振作的,因為它是這兩種人構成的:其一是那些原是中共黨員,作地工時給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了。被迫自首和參加國特機關工作了,可是後來又如胡靜波一樣秘密與中共組織恢復了工作關係。這種人潛伏在軍統,中統,團統(三青團特工系統)蔣經國青年服務總隊之類特務系統內,陸京士工特系統,和憲兵特高科內,潛伏時期由三五年,十年八年至二十年的時間都有,今天奉令公開列身於共特機關,自然對原來側身其中的國特機關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常發現逮回來的國特,是某一情委的老同事,老相識,只要讓他們相見晤談一番,真是形勢比人還強,不管你是個立場怎樣堅決的國特,也不得不照事實坦白了──事實上,不坦白人家也清楚了。其二是那些原是純粹國民黨特務,或者又曾兼充過汪日特務,可是,後來給共特機關吸收了,於是上表面雖仍是國特機關的忠實幹部,實際上卻是共特機關的間諜,這種人的作用,與前者差不多。這兩種人,歷史都是不清白的,可是,對工作的貢獻,卻是最大的,而在情委會裡人數也佔了五分二以上,影響是巨大的。

雖然,在工作上能夠與這兩種人媲美的,還有純粹由中共特務機關派遣進國特機關的幹部,這種人,一邊是歷史清白,一邊又是勞苦功高,而貢獻可能與前兩種人差不多,可是,培養這種的幹部畢竟太費力了,所以,在情委會見到這樣的幹部並沒有幾個。

至於論權力,在情委會裡,大權卻落入一批對工作無多大貢獻的,由老解放區跟著老闆到來,驕橫跋扈的嫡系幹部手上。他們騎在前兩種情委的頭上,目空一切地橫衝直撞,有功便屬於他們的,有錯過便該由他人領了。情委會裡五個工作組的負責者都屬於他們,他們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會議,「不清白」的人們沒有一二成有資格參加。因為,如果沒有恢復黨籍,僅是恢復工作關興,他是不能參加黨的任何會議的。黨的任何會議,對外都是秘密的,而情委會的黨支和黨小組,卻可以檢考、批評、和秘密向黨的上級反映任何人。勢所必然的,他們不但操縱了情委會的一切業務,而且還控制和監視著非黨員的胡主委,使他不能絲毫脫離與違反黨的政策與任務,使他個人像木偶一樣被操縱。

因為對華東各種特工機構之情報業務,負責設計,建制與督導之責,是落在華東社會部的第三室身上。情秀會僅負責蒐集情報,並立刻給予判斷、整理、執行,因而這五個工作組的編製,與國民黨特務機關有點不同。加上中共是蒐集內線情報為主的,對於用道聼塗說,傍敲側擊方法找來的情報,是向來不重視的,而且,是摒棄的,因而,它便集中了軍統系作內線工作有深長歷史的人,編成一個工作組,是武裝保衛性質的,主要對付軍統系工作,由收集、判斷軍統系情報到佈署內線,協助對這一系犯人的初審,這叫做情委會第一工作組。組下再分若干小組,每組除若干名情委外,還有一些普通幹部,但都是該系的內行人物。其他各工作組情況都差不多。第二工作組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主要對付CC派中統系與陸京士等工特系統的。第三工作組也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但主要對付青年團及蔣經國系及一般雜牌敵特等工作的。第四工作組是對付一般社會情報,尤其著重工商業與經濟金融市場內潛伏敵特等工作,有著經濟保衛的性質。第五工作組對付國境內國際情報對象。

每個工作組內小組多少,是視實際情形而定的,有三四個,有七八個的。我奉調情委會工作後,因我在解放前被逮捕和被管制的機關是軍統系的,照理,我應該列身於第一工作組。但因為我在被管制期間卻先偷偷與民盟,民革等附共民主黨派往還,最後才獲得諒解,設法與共黨組織接通關係,而當時,剛剛因中共要加強對附共各民主黨派的內線控制,所以,組織上最後決定把我調進第二工作組。二組組長是胡主委兼任的,但實權則操在情委兼第一副組長張浩的手裡,我雖然是情委兼第二副組長,但不過是陪太子讀書性質而已,還有情委兼第三、第四副組長呢。我到二組時僅有五個小組,一個是專門針對中統正規組織與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CC系工運特務,如陸京士系工人福利委員會,自由中國工聯,和季源溥的勞工協進會等而鬥爭的。當然,一般性的共黨工特工作是同時由這一小俎去加強的。一個是針對國民黨各級黨務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各種所謂反動人民團體及會門而鬥爭的,最後這一個針對附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而鬥爭的──主要在這些黨派、團體中建立內線,秘密監視他們的活動。這個小組長,便由我兼任了。聽說,後來我離滬赴京後、二組逐步增到八個小組。

二組第五小組是不容易攪得好的工作,雖然除了外勤的內線工作幹部外,內勤組員也有七八個人了,可是,由於它底工作的兩面性──表面上不許在友黨內、在親共的人民團體內露出建立中共情報內線的痕跡,實際上卻是大力加強發展內線組織,使附共的民主黨派一言一動,一下呼吸都掌握在中共特務機關的手裡,各級民主頭目們的思想、生活的變化,也每刻鐘被注視著。但假如那一個內線暴露了身份,或露出監視「民主人士」的痕跡,而引起他們的反感時,他(她)是要受到處分的,而且,連小組的組長副組長都要受到批評的。上海是一個有著民主運動的歷史性的地方,雖然紅都在北京,可是各民主黨派的二流頭目,還是很多留連在上海的。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情委會工作時,民革、民盟、民建、農工民主黨、人民救國會……等許多尾巴黨在上海的機構,有的叫上海辦事處,有的叫滬甯區臨時工作委員會,有的叫華東區臨時工作委員會,下面再轄一個單純負責上海市黨務的機構。但業務幾乎還是全由上面這個機構的人員負責的,除了民革、民盟、民建擁有多幾名黨員幹部外,有些簡直除了招牌和「領袖」(?)之外,不要說黨員、群眾、便連幹部也找不到幾個人來點綴。可是,捧著已被中共「欽定」的招牌的領袖們,便可以在海上盡情招搖撞騙了。

中共是奉信辯證唯物論的,辯正唯物論者是否定絕對的,因而,他們對於人,是不能絕對信任的,那怕對他們的老婆、兒女,那怕對他們的老幹部,一樣是不能絕對信任的,自然,對他們打算利用於一時的尾巴黨,當然不會絕對信任了。所以運用統戰部來「統」之「戰」之還覺不足以百分百地掌握他們時,便只好乞靈於社會部的特工了。

當時,上任移交給我領導的內線關係,也是以民革、民盟、民建為最多,尤其是民盟,我也曾開玩笑地跟張浩談起:「我們在民盟的高級低級內線這麼多,再加上統戰部的內線──統戰部的內線,由統戰部領導,互不照會──幾乎整個民盟的工作,就給我們替它做了。」胡靜波和張浩都具同感。但對於民革,內線關係雖建立得多,中共當局始終還是有點不放心的。因為民革的成分,幾乎儘是失意的軍閥、官僚,和投機政客,既善於拆國民黨的爛污,何嘗不可以又要那一套熟練的翻雲覆雨伎倆,再拆共產黨的爛污呢?上海解放後,各地巴黨都沒有給共產黨找過什麼大麻煩,可是,民革呢,花樣就多了,首先是拱出什麼民主聯軍的招牌,收繳了潰敗下來的國民黨軍不少械彈,接收酒店、洋房,為了爭權奪利,在南京還鬧雙包案。害得李濟琛慌忙派朱蘊山、周範文南下疏通彌縫,所以後來中共對於在上海的民革臨工會,上至高幹如委員伍藝五,秘書陳印泉,下至中下級幹部黨員如駱鳳麟、朱非員、馬輯南等數十人,都逐步用各種方法秘密組織起來,受情委會二工組五小組的領導,派專人分別跟他們聯繫,要他們經常供恰情報。主要如後:(一)民革的組織活動,與上中下各級幹部的個人活動──個人活動除政治活動外,包括了私生活的一切情況。(二)蒐集匪特活動情報。但情委會在什麼地方,是不讓他們知道的,我們只派聯絡員在外面跟他們晤面,把情報收回來,把任務分發給他們。他們對共特機關莫測高深,而對他們自己的民革組織內同志則互相監視著,互相告狀,互相攻訐。陳建晨雖身為上海民革臨工會主任委員,她自以為陸印泉是她和她丈夫郭春濤的親信了,以為對他發幾句牢騷,說說中共這樣給她們過不去,統戰部那樣又不許可她們爽爽快快的幹,要奪這樣權利又不行等等,自以為自己人談談,箇中秘密是不會傳到中共耳朵的。那裡曉得陸印泉掉轉屁股,便把這些話當情報送給我們邀功了。我們除立刻向上級反映外,自然同時轉知統戰部參考,在必要時,自然便有反應了。至若有匪特嫌疑分子潛進民革希圖掩護時,也常常逃不過這種情報員的耳目。所以,所謂附共民主黨派,實在是尾巴黨而已。

民主建國會雖然比較單純,但共特內線也多如牛毛,最好笑的是民建中央理事會理事,民建上海分會的常務理事(等於主任委員)身為楊衛玉嫡侄的楊拙夫,解放後他給二工組五小組吸收了,他不但可以將上海民建的一切和盤托出,還把黃炎培、冷□、江恆源、包達三等一言一行報告進來。他是經常往還於北京上海間的,到一次北京,便把黃炎培在京生活言談報告一次,細至黃公館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每天燒了幾多煤,也列成數字報來。我們立刻把它報到中央去,以顯示黃氏的奢侈。而在民建中的反黃派──盛康年父子這一派中,我們也另培養了一批內線,以能接近他們,細察一切才行。所以,華東花紗布公司第二副總經理秦柳方(民建反黃派)利用其嘍囉(當然是民建幹部)和紗布莊、紗廠勾結貪污了多少,經濟保衛單位還未能詳悉,而我們則已先瞭解了。中共這樣如水銀瀉地一般的特務滲進與特務統制,尾巴黨那裡能動彈一下呢。

由於任藝五、楊拙夫等重要性較大,所以楊帆和胡靜波叫我除了交由一個組員專門跟他們聯絡外,最好能多找些機會跟他們直接碰碰面,鼓勵他們堅持我們的立場,作他們民革、民建的內奸。我今天脫離毛澤東匪幫的特務組織,向全世界來控訴毛澤東怎樣以殘酷陰險的特務統治來壓制人民,壓制盟友,壓制黨員、幹部時,寫到這裡,我真禁不住替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耽心了。

此外,在華東的各色各樣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的共特內線,雖然多少不一,但組織的決定是,不管對共黨如何親信的黨派、團體,起碼都要建立得兩個以上的內線,否則二工組第五小組便不能完成任務。我於一九五○年春接任這組織時,「起碼」的基礎已經打好了,我的中心工作是如何再擴大建立與加強領導。而領導的成功與失敗,按照組織的說法,主要便在領導幹部有沒有領導能力,有沒有領導技巧,公式化一點說,便是主要的看你能否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是怎樣?空洞的說起來,是可以搬盡一切莊嚴,聖潔的辭句來堆砌的,但拆穿西洋鏡,不過只在這樣的幾個骯髒、污穢的字義裡──欺騙、利用加上威脅、利誘。

首先祭起所謂馬列主義的八寶,把這些僅識得一點馬列主義的皮毛的靠近分子的靈魂奪掉,再灌進蜜汁般的甜言蜜語,欺騙他們說:如果他們肯提高一步,更進一步的向人民靠近,忠於共黨的組織,那麽,他們的前途,一定比現在更光明,更遠大。明白的告訴他們,共黨才是他們的大靠山,他們的民革、民盟、民建……遲早總是要消滅的。那麽,要這大靠山信任,賞識,就要靠他們自己好好的表現,積極的立功。表現和立功之道,除了順便蒐集匪特情報外,主要是要他們暗地裡拆他們民革、民盟、民建……的爛污,作他們原來自己組織的內奸了。為了達到欺騙他們上當的目的,每個內線的領導者,就要講究吹牛的伎倆了,牛皮能吹得滿天漲,而又下馬上破,那麽,他縱使不很成功,大約也不致太失敗了。

如果欺騙不大行──所謂不大行,是指某個內線分子工作得不大起勁,工作表現太少,而不是說他們受到共特機關遣派跟他有關係的人徵求他參加工作時,敢於拒絕的。事實告訴我們,只要我們看準了每個尾巴黨派、團體中某個靠近分子可作為情報工具時,只要派遣一個跟他有點私人關係的人去作說客,沒有不馬到成功的。因為每個靠近黨派分子懾於共特機關的淫威,害怕抗命馬上會受到打擊,是沒有人敢於不接受的,何況有些人還為共特機關的權威所炫惑,以為憑空獲此好靠山,對自己總是有利的。因而,一般來說,建立關係總是進行得相當順利的。可是,關係建立後,這些買空賣空慣了的尾巴黨派分子,天天給共特們催著要情報,催著要他立功,表現時,他眉就縐了,他就會悔不當初了。可是,反悔嗎?又不敢,唯一的辦法,就只好以消極的態度,隨便拾些不關痛痒的情報送上,希求敷衍塞責就算了,但最講效率的共特機關,這樣就認為「不行」的。經過一再吹牛、欺騙,還是「不行」的話,又怎麼樣呢?根據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就只好使用威嚇、脅迫這一套了。

威嚇、脅迫這一套伎倆,大約使用於民革的靠近分子,總會生效的,因為,這批人如果真的不接受威嚇、脅迫的話,橫豎過去他們都曾在國民黨當過一官半職,那麽,共特機關一頂帽子戴上去,他就只好琅鐺入獄,那時,民革也管不了,便是李濟琛親自出馬也庇護不了,而這樣的例子已數見不鮮,難道,他們遇到共特機關威嚇、脅迫時,還不乖乖地屈服嗎?只是民盟的書生,和民建、民促、農工……等等吃左傾黨棍飯慣了的棍徒們,有的恃著本身「歷史清白」(?),有的恃著「為人民服務」(?)已久,有的更恃著有功於紅朝,儼然以「側座」人民功臣自居。於是,有些便不勝共特催迫工作之麻煩而怠工於前,有恃無恐而拒絕恐嚇、脅迫仍不肯積極效命於後,那共特們又怎麼辦呢?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媽的!不聽老子的命,便是反革命!」

到了這步田地時,如果調查過那位尾巴黨派分子,不是由統戰部領導的內線的話──有時也不用調查的──那麽,最常用的一套辦法,就是給予「莫須有」罪名,關起再說了。像民促上海臨工會委員的馬學偉,既是馬敘倫的本家族弟,又是由馬老頭兒介紹進上海市教育局當一席中級職員的。可是,他就在我進情委會之前,為了不接受恐嚇與脅迫而積極當內線,便由二工組五小組簽准楊帆將他逮捕了,罪名當然是「反革命」!事後,不但滬市教育局不願理,便是民促和馬敘倫來函查詢時,也給他們碰一鼻子灰。這個傢伙輾轉過幾個審訊單位,吃盡苦頭,最後送到漕河涇勞動營──集中營──去了。

有時,假如覺得面對著的物件,是值得慎重點處理的話,也許會在「利誘」這技巧上動動腦筋的。但用什麼利來誘他呢?在社會部的預算下撥出一筆錢來麼?共黨對待這種周邊內線分子,便是給他一分供給待遇或一分薪俸也是不可能通過的。共特機關用錢雖涓滴之微,也是考慮再三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掌握中可隨意玩弄的工具的話,剛剛它又需要你,錢他是肯化的。假使你又是它求之不得的物件的話,那麽,它是可以在你面前揮金如土的,只是,你既在它的暴力控制下,那怕你有大大的才能,也不過是一個不值錢的工具。因而,所謂利誘,最好是不用化人民底血汗──金錢──的利誘。

不化一文金錢,還有什麼利可誘?有的,在共特機關的算盤上,認為在共黨統治下的社會裏,不化金錢的利誘正多著呢,譬如看中某一對象吧,你只要對他說:「由於什麼,什麼原因,組織對於你可以放寬入黨條件…云云。」那麽,他便會頗感興趣了。我從不少工作中,都體驗到這是實情,這個問題,研究起來,倒也頗有意思。本來,共黨在地下工作時代,入黨根制甚嚴,我們原則上是擁護的,因為那是為了防止敵對分子滲進組織內。但那時,不顧坐牢、殺頭,矢志參加地下黨的人,與目前渴水混進「地上黨」的人,用意十分九是兩樣的。前者不管他是自以為追求真理,或一時的受了麻醉,但動機都是純潔的,而勇氣更是可佩的。可是,今天在紅朝統治的地區,日夕鑽營於入黨的人,多數是為了爭權奪利而已,尤其是在專制統治的社會裏,一旦列身於黨員之林,欺壓人民的特權,便可以一天天增多地送到自己身上。有了特權、名、利、財、色都可以獲得了,我雖然參加中共工作有十幾年,可是,過去除了奉調入校學習外,十分之九的時間,過著隨時會被逮捕,坐牢,殺頭的地下黨生活,特權的滋味沒有嘗到過。在這一次工作體驗過程中,才省悟到:在中共統治區,嚴格的入黨限制,就是提高了「利誘」的作用,但為了以此來「利誘」某些人為它效力或效死時,它是可以放寬入黨條件,讓其雀躍三尺,如醉如狂地去效死而不自覺的──像「火線入黨」,便是人海戰術的原動力。──這種市儈主義的組織路線,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的,是叛徒史大林及其史大林主義的培育下,庸俗,墮落的毛澤東反動派底狐群狗黨走向自毀自滅的必然的道路。

如果不給他這一項「利誘」,還有別一項不化一文錢的「利誘」嗎?有的,但在共特機關刻薄尖酸的算盤上,對待它握在掌心中的工具,就是不支付它本身的金錢吧,如果要通過它去請求共黨別的機關,或反映統戰部幫助他,使他獲得實權實職的高官厚祿,也是不可能的,較入黨為迅速地,使你現實的□到「利誘」的滋味,通常就是立刻通過組織的決定,從四面八方來給你捧捧場,假如你是文化教育界中人吧,解放後自然是致力於改造思想的學習的,那麽,報刊上可能捧你思想改造大有進步,還會請你作一篇自我宣傳文章,批准給你刊登出來,甚至於在必要時,還可以捧你為「學習模範」。如果你是工商界人士吧,或者會捧你為愛國商人,進步工商業家。若剛遇納稅,購債,而你清繳了,那麽,還可以捧你為納稅模範,或購債英雄呢!總之,一旦享受到什麼愛國、進步、模範、英雄之類稱呼,在專制統治社會裏,眾人皆受踐踏而你獨享榮銜,自然他距離獲得財、利、名、色不遠了,這又是「利誘」之一種。

至於對這種掌心裏工具底最優厚的「利誘」,恐怕就是把他圈為什麼慰勞代表,或者教育文化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直至什麼地方人民協商代表之類了。只要什麼代表招牌一掛上身,自然身價十倍,名、利、財、色當然可以垂手而得了。

「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楊帆有一天莊嚴地指示著我。

「欺騙、利用和威脅、利誘………」我表面上點著頭,心裏這樣想著。的確,我由一九五零年春天起,直至調回北京止,為了加強領導過去移交過來的尾巴黨的內線關係,而且,還為了要擴大這些關係,除了聽任第五小組的同志們,盡情的發揮這一套外,有時,我自己也親向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耍了這一套可恥的把戲,然而,我心頭實在是非常難過的,尤其是竺飛問題發生後,我更感到利用主義,工具主義的可怕,所以,後來也就冷淡了。

「你在上海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中選拔一些忠誠可靠的,而又與現在北京的各民主黨派第一流領袖如李濟琛、張瀾、黃炎培、馬敘倫、陳銘樞、蔡廷鍇、張治中、邵力子、黃紹□、劉斐等有密切關係的情報幹部──經過相當時間的內線工作考驗的,不論男女,都可將名單開給我,各附詳細自白書一份。你協助二室田主任迅速給予核定,即發給津貼,讓他們自動設法,由他們自己團體中調到北京去──這是中央的命令,你必須絕對保守秘密,迅速完成任務……」。在一個初夏的早晨,楊帆忽然找我去,這樣命令我,又沒有把企圖宣布明白,開始使我滿腹疑團,後來想通了,再經老田詳細一談,才搞清楚,原來中央是為了加強對各民主黨派領袖的監視,知道逗留在上海的各民主黨派幹部,很多是跟各該派的領袖有著密切關係的,也許中央感到這類幹部不夠用,才向上海「借重」的。

但是,這麼麻煩的任務,是不容易迅速完成的,正所謂日夜寢食不忘地進行,也搞了二十多天才告一段落,──事實上只選到了十幾名,其中女的也有幾個。在現在的記憶裡,多數已淡忘了,只記得有一位是劉妙英小姐,十七八歲時曾當過李濟琛的私家女看護,而且還跟他有過曖昧關係,但後來因他太太的吵鬧拆散了,但任老畢竟還算多情,十幾年來還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抗戰勝利後,初期,李氏留連在上海喊民主時,她適在中美醫院當看護,原與一醫生熱戀,正談婚嫁,但卻恰任老幾度慰問,幾番舊夢重溫而引起該醫生反感而拆夥了。劉小姐也在這時黯然離開了醫院,但任老倉皇逃港時,卻沒有帶她走,只托陳建晨照顧她。陳就把她介紹到一傢俬家醫院裡當看護,聽說她提起任老便悲忿交織,我們組裡派出去跟她聯繫的女同志雲英,對她這一切都瞭解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一次她還對著雲英咬牙切齒地咒咀任老。這些慘痛的經歷,解放後更激發起她追求「婦女解放」的幻想,於是他也利用工作餘暇,追隨陳建晨參加民革活動了。因為她參加民革活動在半年前給五小組建立上工作關係,她不但報告了陳建晨和民革的活動,連任老親筆寫給她的兩封信,也送到我們這裡來了。她對共黨工作的熱情是火般熱的,所以,當雲英同志向她提出這任務時,她馬上接受了,雲英還指示她,能夠跟他恢復曖昧關係更好,因為這樣子對工作更有利,劉竟興奮過度落下淚來!「這個老油條如果敢對毛主席和共產黨存一絲一毫非分之想,我便啃下他這幾根老骨頭!」後來,雲英同志對我說:「像這樣珍貴的工作關係,你應該跟她見見面才送上她,好鼓勵她一番,更提高她的工作情緒。」到我和她見面時,除了跟她略談一下工作之外,還告訴她:「曾一度充任過任老的私人醫生的譚守仁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思想也很進步,對共黨也常露一片忠誠,現在正在北京,任老對他也很信任,可跟他聯絡,慢慢設法,把他也組織起來,那麽,對任老又可以增多一分包圍的力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當我奉調回京後,知道譚醫生也真的給她組織起來了。

在民建,則由楊拙夫選擇了一個年青幹練的雷浩清,設法徵得黃炎培的同意,調往北京總會工作,針對蔡廷鍇則也調了一位曾任十九路軍高級參謀,失敗後仍追隨老蔡多年,現在也列身於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陳昶和,設法赴京。陳年已五十多,他的侄子是社會部幹部的共產黨員,解放後很快便通過他侄子的關係與華東社會部建立了秘密的工作關係。而黃紹□的妹夫王加岳原在上海市政府當技正,解放後不久也參加了民革。我參加情委會工作後才跟他建立起工作關係,他雖然是一個技術人才,可是,他對馬列主義理論,卻是向來頗感興趣的,關係建立後,他便很熱烈的參加了工作,當我向他提出新任務時,他很高興,而且,他說剛剛中央交通部有電調他赴京工作,於是他便迅速成行了。其餘對張瀾、馬敘倫、陳銘樞、張治中、邵力子等都選擇了適當人員次第調進了北京,轉移給北京的特工機構領導。毫無疑問,北京這一大批「敬如在」新貴,在重重監視,封鎖下,又加多了一層內線監視網,他們的一言一動,更難逃避毛澤東反動派的掌握了。

「………第二工作組第五小組的工作,從建立關係工作,到領導工作,都曾擴大和加強了。所收集的情報和根據某些情報中所發現的問題而加以處理,都表現得有相當的收穫。可是,從各位同志處理業務的立場和作風上,卻到處暴露著可怕的溫情主義的偏向。這種溫情主義的根源,是因為某些同志在思想上還沒有搞通,他們以為對敵人可以殘酷些,對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卻可以客氣些,可以不必那麽認真,這是應該受嚴厲批評的。同志們!在今天的工作總結會議中,我不得不強調向大家指出,就是:誰能夠本質上以對待敵人的立場和原則來對待同盟者,誰就是最正確的!誰就最值得嘉獎的!為了完成任務的便利,雖然技術上,形式上對待敵人和友人稍有差別,可是,如果誰把技術上的運用侵犯到原則,形式上的沖淡影響到本質和內容,誰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同志們!你們瞭解了嗎?在處理這類問題上,我們政治保衛工作者的任務是:用對待敵人的方法,用對待敵人一樣高的政治警覺性,來控制、監視任何的同盟者,防止──不,不容許他們再變成敵人。如果發現有一絲一毫形跡,他們會變成敵人的可能,便要立刻處理,絕不允許猶疑!如果在同盟者隊伍裡,發現了一個真正的敵人,那麽,便立刻去殲滅他……。

「同志們!尤其是領導幹部同志們!從今天起,你們必須肅清觀念中的溫情主義偏向,站穩立場,正確作風,提高技巧,掌握政策,百分百地去完成任務………。

這就是特務頭子楊帆,在一九五○年,對於二工組第五小組夏季工作總結會報時的指示。像這樣的說話,在對中共內部的幹部會議中發表,是無所謂的,即使聽者有的感到警訝,有的感到駭懼,還是不會激起多大的風浪的。可是,像這樣露骨的談話,如果公布在解放日報上恐怕馬上有許多同盟者,尾巴黨分子,無恥的靠近者給嚇壞了。在中共特務頭子的辯證看法裡,原來同盟者是跟敵人一樣的。我們對「友人」那麽殘酷了,可是楊帆還批評我們犯著溫情主義的偏向,難道,還要迫我們對同盟者走上濫捉濫打濫殺的道路才是正確的嗎。

在情委會期間,我除了對本身專任的第五小組業務全神貫注外,對第二工作組的其他部門,因副組長的關係,也不得不有時注意的。如今回憶起來,有些也值得在這裡記一記的。

第二工作組每天綜合各小組的情報,編輯油印成一小冊,必須放下午四時前發出,一份留本組,一份送胡主委,一份分送三室,另五份分送楊帆、王範、李士英、陳毅、饒漱石。後來又增送一份給劉曉,一份報中央社會部。但特別珍貴機密的情報,必須以密電方式,密封呈報上級,而不列入油印冊內,以免□漏。核定情報編印列報與否,主權全操在張浩手上,胡主委不能兼顧,別的副組長無權過問。我對張浩的專橫,開始是不服,是質詢,是批評,後來便是爭執,最後只好置之不理,其他二位副組長也是差不多。從對中統系,CC黨干係,工特系,所謂反動社團,會門團體中各種內線報來的情報中所發現須要處理的問題──決定作監視或逮捕等處理辦法的決斷者,只是張浩,有時,不大重要的物件,他決定執行後,連對胡主委和楊部長也用不著簽請批准,便去執行了,這種專橫作風,常使胡靜波為之瞠目結舌,但楊帆卻是善於事後追認他的所作所為的,如果幹得出成績來,還傳令嘉獎。但老胡和我們呢,如果不「事先請示,事後報告」,那麽,即使你幹出天大的成績,也難免遭受處分的,原因無他,完全是由於他是老楊的心腹幹部,是老楊的嫡系,他才敢「無組織,無紀律」到這樣的程度。

據說,破獲中統繫上海潛伏組唐煌案,是張浩不經請准,擅予迅速執行的結果。因為能夠大膽地從發現線索,到破獲偽造人民幣的印刷所,到捉到唐煌,才報告楊帆,是功在迅速。若等待輾轉請准,怕唐煌早就溜走了,所以,老楊不但沒有責備他,反而大加嘉詡。爾後,這種作風,便越來越發展得利害了。

大約由上海解放,到我離開上海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屬二工組工作範圍的特務或嫌疑分子,遭受非法逮捕的不下千餘人,遭受決定秘密監視或公開管制的不下萬餘人。大約初被監視管制者,除一部分交由情委會的直屬偵察幹部或地方情報單位繼續給予跟蹤、打梢、偵查等秘密監視外,余則將案移交二室分發各地方管制單位給予公開管制。公開管制是與地方公安派出所與民政機關相配合的,所以,很多國特嫌疑比較輕的CC黨發乾部,在不知不覺中給予監視或管制時,偶然受到管制者對他懷疑加重而加逮捕,則多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分局出面,而非由情委會直接出面,他就是這個原因。像過去曾當過潘公展秘書,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科長的皮鬆年,雖非存心靠近,但卻目擊國民黨大勢已去,亡在旦夕,更因誤信共黨的虛偽宣傳,以為在寬大政策之下,作個順民,苟全性命於亂世,總是可以的。那曉得上海解放後不久,皮便立刻給張浩批交地方單位管制著,不但連職業找不列,離開上海市到國內別處去也不許可。失業經年,典當拍賣殆盡,最後,只好決定,打算偷偷溜到國外的香港。但這計畫和準備,卻給地方管制單位偵察到了,正在他動身前夕,虹口公安分局就把他關進牢裡,飽嗜鐵窗風味後,再放出給予公開管制,每天到住所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報到一次。這樣同時由裡弄小組日夜監視,就連遠端偷跑的可能也剝奪了。到了今年五月大逮捕時,聞又被公安分局關進牢裡,迄今下落不明。這就是情委會地方單位與地方公安,民政機構配合監視、管制的一例。每個公安分局一個情報單位與一個管制單位,都是屬於社會部的,前者屬情委會,後者屬二室,而後來上海市公安部名義上撒銷,便成立了一個公安總局下的社會處,而處下組織,編製與公安部一樣,人事上全由社會部分撥下來,分擔地方工作。

情委會的業務會報,是每星期召開一次的,情委是當然的出席者,各工作組副組長而非情委的,在特許下也可以列席。像我們這樣缺乏發言權利的歷史「不清白」者,還是以少說話為妙的,除非事實上被催迫不過,不得不提出業務上的問題,付諸討論時,才勉強簡單地說幾句話。但是,老楊那些親信們,就好像不多說話,就不足以表現他(她)們的說話天才一樣,動輒滔滔不絕,使我們厭煩疲倦,恨不得藉故遁開。尤其是當老楊也抽空參加會報時,他的徒子徒孫們,便各自盡情表演,希博得他們的老闆的賞識了。

在一九五○年初春,華東社會部接到由臺灣的地下電臺發來的電報,報告因自滬、甯、杭解放後,半年來地下潛伏組織被破壞殆盡,迫得決定在一九五○年,再派遣大批幹部,取道舟山,潛進滬、甯、杭地區繼續潛伏活動。跟著那些早就滲進國民黨各種特務機關的內線,均分別由各內線系統所掌握的地下電臺,發來了一連串詳確的電報,軍統系國防部保密局,第二廳,與蔣經國系的國防部政治部等機構內吶內線,前後由臺北地下臺,鳳山地下臺,與龜山島的地下臺發來了報告,有的報告了派出的特務底名單,有的連特務們的簡歷,及派離臺北的日期也詳報了。而從中統系內政部調查局的內線,由臺北及新竹等地的地下電臺發來的電報,也報告了內調局亦派遣出一批幹部離臺,一部亦取道舟山,一部則取道香港潛入廣州再轉入各地,名單簡歷也一列列報告來了。同時,中央社會部也有指令急電下來,同樣是指出了這事件的嚴重性。大約,中央派臺的直屬內線,也有同樣報告去了。

這些密電是由華東社會部的幾個呼號不同的電臺分別收到,先送到部的秘書處,呈楊帆審閱過,才批給情委會有關各工作組簽辦的。各工作組經過清查各種國特系統,過去被中共所收集編製的用名及簡歷卡片──這些卡片是按姓氏筆劃多寡順序編成的,多數附上簡歷及社會關係,有些還附上照片。所以,對著電報清查起來,很容易便瞭解了一部分,不能瞭解的,就只有一些新進特務──分別抄錄附註電報後。跟著,舟山的地下電臺也有急電來了,而且,幾通名單,算起來有六十多人,打算於夜間乘帆船分三處登陸,一處在浦東川沙、南匯一帶,一處在錢塘江口金山衛、乍浦附近,一處在寧波附近。三夥人都有各該地的本地人帶路及準備登陸後作社會環境掩護,而且,各夥都配備了短槍,手榴彈,計時炸彈,每人身懷值黃金二兩之川資。這就表明瞭必要時就打游擊,而計時炸彈,據情報指出,是計畫進入上海後,不惜任何犧牲,要暗殺楊帆、李士英、陳毅、饒漱石的。這些來自臺灣舟山的情報,都曾使華東社會部震動起來。

於是,在一個午夜裡,楊帆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情委會的緊急會議,討論調派與各種國特系統有關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軍統,中統,團統,工特系統內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幹部,都要一齊出動,配合公安部隊,到上述三個地點去迎接。開會時,楊帆首先宣布:這個會結束後,三隊人馬立刻出發。因為剛才接得舟山潛伏在軍統系與中統糸的內線分別拍來的急電,說國特們就在今明兩天的夜間,由海軍登陸艇護送帆船靠岸登陸,除已密電各地嚴密準備外,部裡的人馬必須及時趕到。因而,楊帆要求這個會議,應盡快結束。

可是,恰如上面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系的人們,卻也一如過去,在老闆面前企圖大加表演,渴望抓著這個重要機會,來大大表現一下自己的才幹,好邀老闆的賞識。

當楊帆循例這樣一問:「同志們!你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意見沒有?」聲猶未了,這邊站起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他底補充計畫,那邊又站起一個人,同樣他滔滔不絕地提供了他底補充計畫,兩個、三個、五六七……個,一部分人的結論這樣說:「我的計畫不但可使登陸的國特被一網打盡,半個逃不了,而且,還可使他們永遠不敢作這樣的冒險。」一部分人的結論這樣說:「假如照著我的計畫,把寧波、金山衛的兩路逮捕起來,單獨放開浦東一路,給他們在我方監視下入市,待他們與市內國特地下機構取得聯絡後,再給予全面破獲。這樣不但把他們一網打盡,而且,還擴大了戰果,使他們殘存的一點未被發現的地下組織,再受到澈底的破壞,這是最好的辦法。」這樣子,你說一頓,我駁一頓,幾乎鬧到天亮了,還沒有結果。我們這些會說話的「啞巴」,固然不耐煩,而楊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氣,突然用拳頭捶著桌子大聲說:「天亮了!天亮了!現在要馬上出發,時間不容許我們再亂紛紛的討論了。現在大家用舉手來表決吧,現在統計起來,意見不過有三種,贊同我的處理辦法的舉手!」

這麼一來,誰都可以料到,舉手贊同老楊的辦法的當然佔了大多數。老楊看見舉手解決了問題,還怒猶未息地說:「爾後討論問題,大家不能再這樣亂髮言了,這算得什麼會議呢?」

後來的結果,卻是並不如楊帆的希望,僅是兩路被截到,一路卻給逃脫了。

而情委會內,就為了追蹤這逃脫的一路人馬而亂糟糟地吵鬧了幾個月。根據名單,被抓到的並不多,卻害了與這些名單有點社會關係的人們,飽受監視、管制,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會的工作表現,多是得力於內線的,楊帆曾一再鄭重指出:「沒有內線,就沒有正確的情報!」因而,根據我的瞭解,華東社會部三室和情委會,現在不但繼續在臺灣大陸的游擊隊內培養內線,而且,對國特機關在解放區的潛伏組織,他們是採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義」的──這就是他們對某一國特系統留滬組織雖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計它的破壞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內線在內活動的話,常常是有計畫的保留它的。等待這一系統國特由別地派來滬時,與它接上關係的增多了,才放棄了對它的「保留主義」,而予以一網打盡。這是最毒辣的鬥爭技術之一。

往事縈徊,傷心倍甚!當我執筆寫這篇文章時,正楊帆、胡靜波、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後抵港。有的正在佈署對臺灣的滲進工作,有的在港從事破壞國特駐港機構的活動,和破壞「第三勢力」運動。而有一二人,更曾狹路相逢過。可是,大家都黯然無言地避開了。我特藉此寄語這些得意的與失意的共特老朋友們:「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雖然淡伯,卻也精神愉快!」

来源:《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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