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為什麼穿黃袍?(組圖)



明光宗 身著黃十二團十二章繡袞龍袍


唐懿德太子墓壁畫 身著紫、緋、綠、青、黃常服圓領袍的內侍

以服飾體現等級,在中國古代是一種尤為重要的手段,用以區分社會階層身份貴賤、官位高低。歷代建國之後都持續不斷地對其反覆詳加釐定,以「辨貴賤、明尊卑」,形成發達繁複的服制系統。服飾等級可通過樣式、配件、紋樣的不同加以區別,自北朝以後,服飾顏色也逐漸成為重要的區分方法,形成了完備規範的「品色服」制度,其基本序列自上而下大體依次是紫、緋、綠、青、黃、白。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在後世凌駕於一切顏色的帝王「黃」。

那麼問題來了,皇帝為什麼穿黃袍?這倒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我們一直以來都聽過很多說法,比如土德居中尚黃之類。但是要真正解答這個問題,可能還是得先從這種品服顏色次序的形成過程說起。

北朝之前的傳統漢晉禮服,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顏色排列制度,更多地通過冠、印、綬、佩等部分的差異加以區分。北周首次在侍衛服飾中出現「品色衣」的提法,《周書•宣帝紀》: 「大象二年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但制度未詳, 數十年後的隋大業六年,第一次明確地制定了品官服色等級,《隋書•禮儀七》:「詔從駕步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正式把紫袍確定為五品以上文武官的一等服色,以下緋綠青白依次排列。

初唐武德四年頒布衣服令,繼承其制並逐漸調整完善,「尋常服飾,未為差等,今已詳定,具如別式,宜即頒下,咸使聞知,於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有唐一朝,經過六七次的微調,基本確定了紫、緋(朱)、綠、青(碧)、黃(白)的五級服色制度,並基本為後世所沿用。

在北朝末期至隋代出現這種顏色序列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層原因,也許還和當時各種顏色染制的難易程度關係比較大。

首先是位居首位的紫色。紫是間色,在傳統中國黑、白、赤、黃、青五正色之外,漢劉熙《釋名》:「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早期在理論上並不是高貴的顏色,在魏晉之前也很少進入正統服制,除綬帶外,基本多是非正式的普通使用。但其色彩頗招人喜歡,能「惑人」,是時尚的顏色,戰國至兩漢以來穿著越來越多。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曾記載一則「齊桓公好紫服」的故事,因為齊桓公喜好服紫衣,「一國盡服紫」,導致當時紫絹價格是素絹的數倍以上,後來又因齊桓公主動不服紫而流行消退。但這裡說的僅是一時一地流行顏色的消長,並未改變紫色的色彩地位。《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雖然流行,卻還是把紫看做不正統的顏色。我們在漢代壁畫、陶俑中,也時常能見到淺紫色外衣的使用,但穿著者的身份和他人並無等級高下之分,奴僕、侍衛均有,只是雜色之一而已。


兩漢服紫實例

魏晉南北朝以來,紫色的地位迅速上升,在隋代正式超越朱色,躍升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常有說法認為與道教崇紫以及唐代推崇道教有關,但或許這也和當時紫色染料的難以獲取有更大的關係。那麼還可以提提西方以紫為貴的概念影響。

在古代西方,優質的紫色染料主要從一種產於地中海東岸的骨螺所分泌的液體中提煉而得,稱為骨螺紫。腓尼基城邦推羅城所產的紫色染料最為有名,所以又稱為「推羅紫」,「腓尼基」本身也源自希臘語「紫紅」之意。骨螺本身產地有限,並且據說幾千個海螺才能提煉出幾克紫色染料,導致其價值極其高昂,有時甚至十克黃金僅能購買一克染料。古希臘、埃及、巴比倫、羅馬都視紫色為尊貴的顏色,羅馬普通市民穿著白色托加,而高級官員托加上則可有紫色鑲邊,羅馬元老院規定只允許皇族穿用紫袍,4-6世紀的西奧多西婭法典和東羅馬帝國帝王法典都詳細記錄了皇室對於骨螺紫絲綢的壟斷,所以紫色又被稱為「帝王紫」。

魏晉以後,西北各民族大規模進入中原,西域粟特胡商也活動頻繁,同時帶來東西間的文化交流。自北齊鮮卑化的貴族重新反對漢化,崇尚西胡文化,西胡粟特定居或封王開府者數不勝數,胡人的鑲邊圓領袍衫逐漸在中原上下流行開,從北魏之後的中原墓葬陶俑與佛教供養人形象中也可以看出,西胡裝束的比例越來越大,最後甚至超越了鮮卑服和漢服的比例,如沈括所言「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到了隋代,胡服已然完全融入中原,成為人們日常最常穿著的服飾。而同在此時,恰好形成了以圓領胡服為基礎的官員常服制度,色彩等級的概念正是在其中得以體現,而沒有觸及同時存在的中原漢晉傳統祭服、朝服顏色系統,與之並行。那麼紫色在此時成為胡式常服的一等服色,似乎也不能排除會有受到傳入西方觀念影響的可能。

同時在中國,雖然紫色並不需要從昂貴的骨螺紫中獲取,但染制也很不容易。中國傳統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複雜,其色素紫草醌難溶於水,並且不甚穩定,一次只能吸附少量色素,需要十數次反覆染著,僅在絲綢上著色相對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較難染色,在技術上也適合成為高級顏色。先秦紫草染色多集中在齊國東部,這也是前文提到「齊桓公好紫」得以出現的基礎。《管子》中還有一篇「纂茈(紫)之謀」:「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山東的萊人所染的紫色絲綢一純在周地可值十金,萊人便大量收購之販至周地欲獲取暴利。這也可見當時染紫並不是一件普及容易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漢晉綬帶中,除了皇族、諸侯相國的各種赤黃(纁)綬和綠綬外,紫綬幾乎是其餘官員綬中最高者,也體現了紫色地位的不斷上升。

自隋代定紫色為一等服色以來,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貴的代名詞,能夠獲取一身紫袍金帶,是無數世人終生的追求,還形成了「借紫」、「賜紫」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或許是因為「惡紫奪朱」與國姓「朱」衝突的關係,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

宋以後紫色的染取技術逐漸提高和豐富化,宋初有「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的油紫色染法,到淳熙年間,又有一種「蓋不先著青,而改緋為腳,用紫草少,誠可奪朱」的緋青套染法,才得以節省紫草的使用。又由於蘇木從南海的大量輸入,以蘇木加青礬媒染,也成為紫色的新來源。

紫色之下的緋或朱、赤色,自古以來就被視為正色、貴色、吉色,也是相對較難染制的顏色。早期染紅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礬等媒染劑煮染後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適於絲綢染色,而在棉麻織物上效果不佳。而另一種傳統顏料硃砂,也是較難著色的紅色染料,難以推廣。

漢代以來,多用紅花的花瓣作為紅色染料。紅花,或稱紅藍,一般認為其起源中心在近東和埃及北部,西漢傳入我國西北地區,東漢中原逐漸開始出現種植。紅花含有黃色和紅色色素,因為黃色染料的其他來源已經足夠豐富,所以其中的水溶性黃色素多舍棄不用。紅花採摘後經過初淘分離黃色素、復淘固著紅花素、發酵,再曝干製成乾紅花或陰乾成紅花餅,才可進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時期尚不屬於一種很容易獲取的染料。紅花染出的緋紅色比茜草染出的紅更鮮亮動人,若與相對沉著樸素的青綠相比,的確也更加耀眼奪目,在北齊北周是很受六鎮鮮卑歡迎的胡服色彩,如《周書》即有北族豪貴著緋綾袍的記載,《舊唐書》也稱北齊「高氏諸帝,常服緋袍」。於是緋色和紫色,這兩種當時染製成本最高的顏色,也就成為最高級的兩種服色。

不過,成為高級顏色的同時也刺激了更強烈的追求,早期尚有技術之侷限,到了唐代,因為紫、朱色織物需求的擴大,紫草和紅花的種植得到廣泛普及,貞觀十道中九道均有種植。加上蘇方等新染材的引進,在技術上也為後世各種僭越提供了可能,使紅色成為一種屢禁不止的顏色,如《冊府元龜》所提「紫服赤衣以辨貴賤,遂有閭閻僮僕公然服用」。到了明代,因為紫色在服制中被廢止,朱紅色躍升為一等公服色,同時更成為國人最熱衷的吉服色彩。


唐五代宋明壁畫繪畫中的 緋、朱色常服、公服

相比於高貴的暖色調紫、朱色,冷色調的青、綠色則屬於相對低賤平常的三、四等服色。青藍色的主要來源是藍靛,藍靛的原料藍草品種來源豐富,有蓼藍、菘藍、木藍、山藍等等,種植較容易、分布極廣。中國人種植利用藍草的歷史非常悠久,是很早發現並迅速進入常民使用的植物染料,《夏小正》中有「五月啟灌藍蓼」,《禮記•月令》「仲夏之日,令民毋艾藍以染」,《詩經》有「終朝採藍」,北魏《齊民要術》也記載了比較詳盡的制靛法。可見至少在秦漢之前,藍草種植已經相對普遍。

於是從先秦一直到近代,青色在中國一直都屬於極其日常的服飾色彩,《漢書•成帝紀》有「青綠民所常服」,《晉令》有「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在近現代,青藍色依然是包括漢族在內的許多民族傳統服飾的重要顏色,在漢族地區唯一部分保留下來的傳統染色技術也只有藍染。

而綠色,在傳統觀念中本即賤色、間色,是地位較低的色彩,也是自然界中最普遍存在的色彩。古代染綠大多通過在青色上疊染藎草或槐花而成,青、綠屬相近色系,自唐以來,兩者排序或前或後,大多處於常服品色等級中的靠後位置,「綠衫」、「綠袍」、「青衫」、「青袍」也常成為卑微官吏的代稱或自謙詞。除了低等官員外,普通婦女以及身份卑微的奴婢也可以穿著青碧,《新唐書》稱晚唐「婦人衣青碧纈」、「諸部曲、客女、奴婢服通服青碧」,所以「青衣」還成為婢女、侍童和貧賤樸素的婦女的代稱,如敦煌《後唐清泰三年放家童書》記錄的「放家童青衣女厶甲。」

明天順二年頒發的服色禁令中曾包括了「玄色樣黑綠」一項,弘治十七年,明孝宗與李東陽、劉健、謝遷等在暖閣重新商定討論禮部禁服色事宜,有這麼一段對話:
上曰:「旨內有玄色、黑綠,黑綠與青皆人間常用之服,不必禁之。」臣遷對曰:「乃玄色樣黑綠耳。」上又曰:「黑綠常服,禁之亦難,正不須說及也。」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皆諾而退。
孝宗皇帝認為黑綠和青色都是民間日常使用的服色,反覆強調可不必列入禁令,儘管大臣解釋其所指是接近玄色的黑綠,最後還是作罷。可見青綠在當時民間使用之普遍。

青、綠之後的黃白淺淡色系,隋唐以來基本均作為流外官以及庶人服色,也有其技術上的深層原因。在自然植物中,能夠成為染材的黃色素實際上是來源最豐富的,槐花、梔子、藎草、黃櫨、黃檗、柘木、地黃、桑皮、郁金、薑黃、石榴皮等等都可以充當各種黃色染料。除此之外,其染取技術也比較容易,大多黃色染材都是直接型染料,也可通過不同媒染劑得到不同色調的黃色系。所以黃色也就成為了最容易染出的織物顏色之一。而完全不進行染制的布料,就是最廉價的白素,是成本最低的「顏色」。那麼黃與白自然而然地就成為了隋唐服色等級的末端色彩。

唐代文獻中,除了多次頒發的服制中提到「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還有「丈夫通服黃、白」、「奴及部曲通服黃、白」等等記載。古時有「黃衣選人」的說法,自先秦以來,「白衣」、「白丁」也一直都被用來稱呼無功名官職的平民或低等小吏。五代有詩曰「青袍春草色,白紵棄如仇」,說的就是一旦始任官職,便迫不及待地脫去白衣換上青色官袍。明洪武二十六年頒發的服色禁令中,甚至還有一則「朝見人員,四時並用顏色衣服,不許純素」,禁止入朝者穿著和庶民一樣的純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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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說來,既然黃是最低等的顏色之一,那回到開始的問題,皇帝為什麼也穿黃袍?其實這裡面倒有一個長久的誤會。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黃色並非皇帝的專屬常服色,也沒有任何顏色上的禁忌,的確就是最基本的袍服色彩而已。因為「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原則,作為非禮儀場合服飾,初唐官員「入朝參及視事聽兼服黃,與庶人無異」,也都可以隨時隨意穿著百姓黃袍。但唐上元年間曾有一次「禁黃令」,起因是某次「洛陽尉著黃衣夜行,為部人所毆」,官員夜裡穿著黃袍,被當做普通人毆打之,這成何體統,高宗聞後「下詔申明之,自此朝參行列,一切不許著黃」,禁止官員朝參著黃(《唐會要·輿服》、《冊府元龜·立制度》)。

這則記載在舊唐書裡被省去緣由以及前提,簡單記錄為「始一切不許著黃」,往往就被很多學者視為是舉國「禁黃」,將黃色推崇為帝王獨享之色的開始。但仔細分析史料原文,就能發現實際上恰恰相反,僅是為使官員和庶民上下有別,禁止百官朝參行列服黃而已,我們觀諸之後唐朝政府反覆頒發調整的各種制度裡,黃和白依然還是庶民服色。另外看有唐三百年間的各種出土壁畫、繪畫、陶俑人物形象,黃袍小吏或奴僕、樂伎的形象也比比皆是,非常普遍。


初唐至晚唐壁畫、木俑中的黃袍小吏侍者

但是,自隋代以來,帝王的確也著黃色,開始僅僅是因為黃色為日常所通服,為取方便的關係,自帝王至庶人均大量穿著,只不過貴族使用相對高級的綾麵料,以及帶有高級裝飾的腰帶而已。《隋書》有「今之戎服,皆可尚黃」,《舊唐書》所稱:「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蓋取於便事。」


陝西潼關稅村隋墓壁畫 人物均身著黃白圓領

唐代沿襲其舊習,帝王常服繼續使用黃色,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時屬於帝王的「黃」,其實和庶民之普通黃色系還不完全相同,也並非我們後來一般概念中的明黃色,而是色澤略深,黃中偏赤的「赭黃」、「赤黃」。這種選擇可能還和隋文帝個人喜好有一定關係,便是《隋書》和兩唐書多次提到的,「隋文帝喜服赭黃文綾袍」,初唐「因隋舊制」,皇帝也「以赭黃袍、巾帶為常服」,或「天子袍衫稍用赤黃」,赭黃常常又寫作「柘黃」、「皇帝柘黃袍衫」,應是用柘木或黃櫨染出之色。這在《步輦圖》中有很明顯的體現,畫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對較深的赭黃,而緋袍禮官及錦袍祿東讚之後尾隨的小吏,則穿著淺淡的白袍。


步輦圖

這種赭黃袍,開始不禁臣庶使用,也沒有正式進入唐代服制,只不過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而已。玄宗時期官修的《唐六典·殿中省》之「尚衣局」陳述天子服飾制度,在羅列所有正式服飾之後,僅在最後加一小註:「自隋文帝制柘黃袍及巾、帶以聽朝,至今遂以為常。」不過正是因為這個「遂以為常」,起初隨意穿著的赭黃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後,漸漸就成為皇帝的專屬顏色,「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新唐書》),五代和凝 《宮詞》中有「紫燎光銷大駕歸,御樓初見赭黃衣」,《大元典章》中也有「庶人不得服赭黃」之令。

杜甫在《戲作花卿歌》中講段子璋在綿州自立梁王后被誅,云「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便用著柘黃袍指代其謀反之事。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著名的「黃袍加身」,也應是柘黃袍,如歐陽玄《陳摶睡圖》中所說的:「 陳橋一夜柘袍黃,天下都無鼾睡床。」

幾百年來,赭(柘)黃作為帝王服的概念逐漸根深蒂固,其色相也漸漸擴大,不僅赭黃,整個黃色的地位都在逐漸轉變和升級。明代建國後,直接定皇帝常服為「袍黃色」,皇太子以下常服「袍赤色」。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詔「士庶服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洪武三年又「詔中書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開始全面禁黃,而後禁黃的範圍延伸至「柳黃、明黃、薑黃」。但儘管如此,赭黃依然還是帝王常用的專屬袍色。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尤其是中後期,帝王的確大多均身著各種赭黃、赤黃色袍服。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柘木條中提及「其木染黃赤色,謂之柘黃,天子所服」,可見在當時的一般觀念中,還把柘木染出的黃赤色視為天子服色。天啟五年,魏忠賢曾陷害寧安大長公主之子「新作赭黃五爪龍袍」,致其被按盜用御物例處以大辟。《西遊記》裡有一段「鬼王獻黃袍」的情節,獨角鬼王來拜見孫悟空,奉承道:「今見大王授了天籙,得意榮歸,特獻赭黃袍一件,與大王稱慶。」孫悟空穿了赭黃袍,也自封起「齊天大聖」與天庭抗衡了。


明孝宗、神宗、穆宗御容


清高宗乾隆像


清 帝、後明黃色朝服(左) 皇子、妃金黃色朝服(右)

直到清代,帝后朝服顏色才明確調整為明亮度最高的「明黃」,皇子及貴妃、妃用略偏赤黃的「金黃」,非特賜禁臣庶使用。因為清代距離我們最近,所以現在中國人一般概念中的帝王之色,就是這種「明黃」,但大家可能很難想像,這種在後世象徵皇權的最高色彩,在最初卻只是庶人的普通服色而已。

另外有意思的是,模仿唐制的日本,至今還把赭黃色當做天皇的專屬色彩,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唐代皇帝黃袍具體色相的旁證。平安初弘仁九年(818年),即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嵯峨天皇頒布新詔,「儀式衣服皆依唐法」。弘仁十一年(820年),以剛剛歸國的遣唐使菅原清公帶回的唐製作為範本,頒布了改定天皇服飾的詔書,制定天皇元正受朝用袞冕,大小諸會用「黃櫨染衣」(《日本紀略》)。其衣色即為黃櫨和蘇木染出的赭黃色,可見當時唐朝皇帝的常服色當與此相去不遠,這在日本也成為天皇之外的絕對禁色。直到明治天皇即位時,廢除袞冕,將「黃櫨染御袍」升級為即位禮服束帶裝束,便成為現代日本天皇最隆重的禮服了。


黃櫨染御袍束帶裝束、明治天皇御袍


明仁天皇的黃櫨染御袍

補充說明:

有不少朋友提到唐代土德的問題,我就多囉嗦兩句。如前文所說,很多人包括以前的大多研究裡,往往喜歡把黃袍以五行五色朝代德運尚色理論解釋,認為唐代為土德,所以皇帝黃袍。實際上德運尚色不能簡單理解為朝代帝王崇尚的服飾顏色,五行尚色是戰國以後的理論,並且成為後世改朝換代的正統性政治理論工具,主要是象徵概念,最多隻體現在少數時期的部分祭祀犧牲旗幟和部分禮儀服飾上,運用情況複雜,並幾乎沒有觸及現實服飾。帝王朝祭禮服系統悠久龐大,制定時多損益歷代制度,並不是一朝一種顏色這麼簡單。

而禮儀之外常服袍的顏色,和五德尚色就更沒有多少聯繫了,皇帝的圓領黃袍本身出現在隋代,隋為火德尚赤,隋文帝即位後的詔書即稱:「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在祀與戎,其尚恆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 明確提到戎服(也就是常服的前身)顏色之「尚」和朝代祭祀尚色並不是一個概念,甚至要刻意區分之,避免混淆。

唐代理論上的確是土德尚黃,但是唐代帝王服飾制度中十三種冠服沒有一件是黃色的,甚至歷代勛黃赤變動的冕服裳在唐代還是赤色的。而當時的皇帝「黃」袍如前述也並非五行五正色中所說的「黃」,嚴格來說還是間色中的赭黃色,只是繼承隋代的日常服飾習慣而已,實在不宜將其與朝代德運附會,正色中的「黃」反而只是流外官和庶人的服色。後世明代火德,清代水德,依然把黃當做皇帝服色,用尚色說來解釋就更不通了。

補充之二:   

所謂黃帝穿黃袍,其實是「玄衣黃裳」,指的是先秦即已發端,到東漢魏晉重新繼承延續的帝王「冕服」制度中的黃色下裙,天玄地黃,玄衣象徵上天,黃裳象徵大地。這套制度作為帝王最高最隆重的祭禮服,被一直沿用到明代,其衣色始終是玄色,但下裳之色,到底是黃,還是纁(另一種黃赤色),還是赤,作為重要的國家禮儀制度,歷代爭論不休,甚至一朝之中也反覆調整過多次。這是和胡式常便服完全獨立的另一個漢式禮儀祭服的事兒,不能混為一談。

来源:旅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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