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澤東8次接見紅衛兵內幕

2013-06-08 12:40 作者: 柯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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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這三個字的由來看似偶然,但紅衛兵這樣的組織被推上當時的中國政壇,則有一定的必然性。1966年8月18日,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等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此後,毛澤東又分別於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見紅衛兵及造反師生(總人數達1100多萬人),充分表明毛澤東對紅衛兵造反運動的積極支持,把紅衛兵和青年學生視為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突擊力量。在毛澤東8次接見紅衛兵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運動,迅速統一到「紅衛兵」這個風靡全國的組織形式下,發展成為一股席捲數千萬青年的狂潮。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隨著放手發動群眾,文化大革命更大規模地展開,一個特別重要的情況出現了,那就是紅衛兵運動。這是貫穿整個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極為重要的政治現象。沒有紅衛兵運動,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與紅衛兵的關係,紅衛兵與整個政治的關係,無疑是我們透視文化大革命一個特別深刻的領域。

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組織,紅衛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北京出現的,更具體說,是在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的感染下誕生的。當聶元梓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引起軒然大波之後,其影響首先輻射到附近的大、中學校。毗鄰北京大學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學生,他們開始聚集在一起,探究聶元梓大字報的政治背景,探究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動向。

幾年來,相關的政治輿論宣傳,特別是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的發表,激起了這些中學生的政治敏感。這種反應和那個年輕的年齡結合在一起,使他們做出了似乎甚為神聖而又重大的判斷。經過對形勢的分析,認定目前應該「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而且必須投入戰鬥。

1966年5月29日,這些中學生以極秘密的方式組織了紅衛兵。在他們的影響波及下,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地質學院附屬中學、北京石油學院附屬中學、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北京二十五中等中學的學生先後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紅旗」、「東風」的秘密組織。這可以說是後來席捲中國大地的紅衛兵運動的創始活動。他們當時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紅衛兵的出現,必然與在各校領導學生運動的工作組發生衝突。工作組的思維自然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形成的傳統思維,對這種類似地下組織的學生活動,當然地認為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動。在工作組的壓迫下,參加紅衛兵的中學生以青年人特有的反抗性做出了反應,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認定:「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

1966年6月24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了題目為《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他們說,學習毛澤東思想,「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是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他們還說,「革命者就是孫猴子」,「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

這張大字報很快在中學紅衛兵運動中傳播開來,成為他們的思想旗幟,而且和大學中反對工作組的學生力量串連在一起,成為當時與工作組對立鬥爭的重要陣勢。當然,工作組會繼續施加壓力,繼續「反干擾」,繼續實行1957年反右鬥爭的政治手段。一些中學的紅衛兵組織被相繼定為反動組織,予以解散。

7月4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又張貼出了題目為《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在與工作組的對抗中,更廣泛地在北京的中學乃至大學傳播開來,成為在當時十分奪人耳目並引起大、中學生政治興奮的新鮮事物。

中學生的行動啟發了大學生,在各高等院校也都相繼出現了各種命名的紅衛兵組織,以集團的方式展開和工作組的鬥爭。這種群眾自己成立組織的鬥爭方式,在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成為遍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的特徵。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無疑意識到了他們的旗幟性作用,他們於7月27日第三次貼出了題目為《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在這張大字報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們在大字報中宣稱:「我們,毛主席最最忠實的紅衛兵,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經把反造起來了,那麼就一反到底。」

他們將大字報的底稿(《一論》與《二論》)托江青轉呈給了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有力支持。毛澤東於8月1日親筆回信,表示對他們的熱烈支持。當紅衛兵把毛澤東的回信通過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廣泛渠道散播出去之後,紅衛兵運動立刻在北京乃至全國漫延開來。

1966年8月18日,在毛澤東的親自指示下,在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劃下,於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實際上是慶祝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勝利閉幕。在這個大會上,毛澤東別有深意地穿上了一身綠軍裝,表明他正在親自領導一場大革命,表明他的革命決心,表明他作為解放軍的最高統帥,握有軍隊的實權而且得到軍隊的全力支持,也表明他要否定現存的黨和國家政權格局的決心。

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接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四十名師生代表,和他們一一握手。同時接受了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宋彬彬將紅衛兵袖章獻給他的事實。當毛澤東穿著綠軍裝、臂戴紅袖章向百萬群眾揮手致意時,他就成為紅衛兵名符其實的「紅司令」。

正是在這個百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林彪做出了像紅衛兵一樣高昂的講話:「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這次是大戰役,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總攻擊。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舊風俗、舊習慣勢力,展開猛烈的進攻!要把反革命修正義分子,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

在這個百萬人參加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毛澤東身著綠軍裝、佩戴紅袖章的形象,通過報紙上刊登的照片在全國傳播開來,成為大規模發動群眾運動首先是發動紅衛兵運動的巨大號召。毛澤東的這一形象,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經典照片之一。從這天起,紅衛兵運動開始大規模地席捲全中國。「八·一八」被紅衛兵看成最偉大的紀念日。

「八·一八」之後,紅衛兵率先在北京形成的行動,就是「破四舊」。他們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

紅衛兵拿著剪刀走上街道,把一切他們認為的怪髮型全部剪掉,把一切他們判定的奇裝異服全部剪碎,把他們認定是資產階級的高跟鞋全部沒收,把各照相館內一切奇裝異服和資產階級髮型的照片全部趕出櫥窗。

街道兩旁的橫匾及招牌,一一受到清理。各種各樣的老字號招牌更被紅衛兵運動的浪潮打得稀巴爛,「全聚德」、「東來順」、「榮寳齋」、「亨得利」、「福貴樓」……這些帶有封、資、修特徵的牌匾蕩然無存。

紅衛兵們威風凜凜地在北京的街道上橫衝直撞,號令一切。各種各樣的通令、通牒的傳單、口號和大標語覆蓋了大大小小的街道。「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舊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標語隨處可見。

名稱也要反帝反修化。「東交民巷」被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被改為「援越路」。「北京崇文織布廠」被改為「北京東方紅興無織布廠」。「東安市場」被改為「東風市場」。「同仁醫院」被改為「工農兵醫院」。「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則改為「紅衛兵戰校」。

他們不僅將全市所有的街道、車站、商店、餐廳、賓館改名換姓地進行革命,而且波及到家家戶戶。絕大多數家庭在這一浪潮的衝擊下,都把家中的各種不革命的書籍、裝飾及傢俱革除了。門窗牆壁貼的都是毛澤東像和毛主席語錄。

接下來,紅衛兵開始革自己名字的命。一大批舊名字在戶口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衛東」、「衛紅」、「東風」、「衛兵」、「造反」、「前進」、「紅旗」這樣的名字。

「破四舊」的潮水繼續席捲各大書店和工藝美術商店,在那裡進行大清查、大銷毀。紅衛兵乘勝追擊,衝向寺廟、公園進行大掃蕩。寺廟裡的文物遭到摧毀,相當一些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永久性地散失,擺放在公園門前的石獅被糊滿了大標語。

總之,在紅衛兵「破四舊」的紅色革命風暴中,現存的一切文化差不多都在掃蕩之列。

在掃蕩中,性質最為慘烈的是對人的進攻。地、富、反、壞、右分子、資本家還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來的「黑幫」、「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成了紅衛兵運動打擊的對象。遊街、批鬥、掛牌子、戴高帽、剃陰陽頭(把頭髮剃掉一半)、罰站、罰跪,用皮帶抽,用棍棒打,註釋了紅衛兵運動最血腥的一面。

當紅衛兵運動擴展到全國時,各地出現了甚至比北京更狂熱、更殘酷的情景。那些所謂的「黑幫」、「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與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無一例外地遭到紅衛兵運動的無情批鬥,手段之殘忍,令人毛骨悚然。

在此期間,大批老知識份子受到衝擊和迫害。

紅衛兵運動擴展到廣大農村,出現過更為殘酷的情況。不少農村把本村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殺掉,就在北京郊區也出現了多個公社殺死地、富、反、壞、右的事情。

隨後,紅衛兵運動在毛澤東的一再放手發動下以大串連的方式在全國縱橫交叉、相互輻射,形成了摧毀秩序的更強大衝擊力。

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發展,在往下的篇章中還會做更全面的概括和分析。在此,我們僅就紅衛兵運動最初的發展做出如下的剖析:

一,正如紅衛兵這個名字所包含的意義一樣,也正如清華附中紅衛兵在最初成立時的誓言一樣,紅衛兵的第一個本質,即它是捍衛毛澤東的小衛兵。它把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作為自己的綱領,實際上就是以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為自己的政治思想基礎。說得更客觀些,這是一個時期以來共產黨的輿論工具對毛澤東個人崇拜宣傳的產物。

這也正是毛澤東一眼相中紅衛兵的原因之一。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出現,既表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新的階段,也是毛澤東繼續樹立自己個人權威的有力手段。

二,紅衛兵得以誕生的第二個原因,是受毛澤東發動的思想政治領域內大規模階級鬥爭的影響。紅衛兵實際上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綱領的產物,是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產物。沒有毛澤東這個政治革命綱領,就沒有紅衛兵。

三,如果分析最早的紅衛兵成員的家庭出身,我們會發現,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所謂「紅五類」出身,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屬、工人及貧下中農的後代,其中堅力量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以及革命烈士的子弟。他們所謂的「保衛黨」、「保衛紅色政權」的綱領中其實含有很大的紅色特權意識。

他們自認為這個紅色江山是他們的父母打下的,所以在他們早期發起的以「破四舊」為典型表現的政治行動中,打擊的目標是地、富、反、壞、右,是資本家,是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所謂的封、資、修,他們的行動表現出極端的性質。

當後來充分反映「血統論」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在紅衛兵中出現並廣為流傳時,不過註釋了紅衛兵運動本身的既得利益性質。不管紅衛兵運動中有多少理性分子曾試圖抑制「血統論」的極端傾向,然而,這種本能的利益驅使卻是早期紅衛兵運動的重要政治動因之一。

四,紅衛兵運動的又一個重要思潮,就是反文化的傾向。

「破四舊」不過是這個傾向的根本暴露。

當他們反對人類悠久歷史形成的一切有價值的文化時,不過是受毛澤東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結果,或者反過來說,是毛澤東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在民眾中的基礎。

五,與反文化傾向相聯繫的一個具體表現,是反教育。

中學生與他們多年所受的學校教育始終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這種矛盾常常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的矛盾,是教育機構和學生的矛盾,是人類文化傳遞過程中普遍的矛盾。這種矛盾與意識形態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即與毛澤東所講的「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教育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紅衛兵運動的又一個思想基礎。

當紅衛兵運動衝破工作組的領導權之後,很多學校的紅衛兵在「破四舊」的同時,還對本校的教師、領導進行了一番更慘烈的批鬥。

六,紅衛兵運動無疑存在著十足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有著反對一切秩序的傾向。這在中國這個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汪洋大海的國度裡,尤其不奇怪。紅衛兵反對一切約束他們的力量,反對一切管制。正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他們敢於無法無天。

七,還有,就是中學生在青春期特有的衝動和逆反。他們有著要當孫悟空的本能。

這是青春期被強烈壓抑又渴望解放的巨大能量。在紅衛兵運動中可以充分看到,文化大革命如何使他們的青春得到解放,他們如何快活。事隔幾十年,當今天的某些中學生聽他們的父母講述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文化大革命的青春時,大多十分羨慕。認為那時的學生可以批鬥老師,可以不上課,可以不考試,可以大串連,坐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周遊全國,實在太幸福了。

這一代年輕人的羨慕不過註釋了上一代年輕人造反的最常規的原因。

八,政治時代造就政治野心。那樣的時代也造就了大批青年的政治野心。

即使在中學生的年齡,也不乏介入政治、當左派甚至當政治領袖的野心。文化大革命中眾多風雲人物的經歷也證明了這一點。

九,紅衛兵運動中那些最極端的迫害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迫害狂」這一類心理變態的表現。

當一個十幾歲的女孩掄起銅頭皮帶,把一位老知識份子打得頭破血流,跪在地上認罪不已時,她非但不手軟,而且越打越痛快,越打越發狠,越打越鬥志昂揚,這確實還有特別的心理學性質的原因。有不少教師在運動中被毒打致死,在那些手段特別凶狠的學生身上,常常讓我們看到「迫害狂」的心理特徵。

紅衛兵運動可以說是對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註釋。

紅衛兵運動也是近代中國青年史上最可悲的一頁。

如果這一代人至今對此沒有足夠的自省,那既是一代人的悲哀,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哀。一切所謂「青春無悔」的論調在殘忍而冷漠的歷史面前都顯得十分滑稽、可笑。

在經歷了8、9兩個月乃至其後不長的高熱之後,隨著鬥爭的深入,最原始意義的紅衛兵,也就是像清華附中這樣一批最早的紅衛兵(後來被中學生稱為「老兵」)慢慢衰敗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政治的鋒芒觸及了很多紅衛兵的父母,觸及了他們的家庭。他們開始意識到:文化大革命主要地不是斗地、富、反、壞、右,不是「破四舊」,也不是反對學校的「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而是要反對黨內的整個領導集團。這樣,作為保爹保媽派,他們的政治立場發生了動搖和變化,接下來,他們開始成為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左派路線的打擊對象,其境況同樣慘烈。

這是紅衛兵運動的另一種悲哀。

(本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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