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需要有強烈危機感

2013-06-15 09:45 作者: 鐘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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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06月15日訊】儘管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儘管人們普遍意識到過去那種年均10%的高速增長期不可持續,但至今人們情緒仍樂觀,似乎未來維持7.5%的增長,以及收入倍增都能夠實現。我傾向認為,對中國經濟應有更強烈的危機感,從中長期看,7.5%的增長目標恐不現實,到2020居民實際收入倍增計畫也希望渺茫。中國經濟轉型仍有相當大的斡旋時空,但若無實質改革,則延誤為一場危機式深度調整的可能性也存在。

第一,增長質量。過去5年中國宏觀政策乏善可陳,增長質量嚴峻。儘管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改善,資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產率幾無提高,顯示了增長的強烈粗放性。中國人口佔全球18%,產出和貿易佔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鋼鐵、農藥、化肥的全球佔比遠高於此。人類有工業和城市文明以來,目前人均GDP1萬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歐美日加俄羅斯、巴西等,總人口約12億。若中國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萬美元,則稱中國經濟發展為奇蹟並不過分,中國使享受到現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國增長質量無法有效顯著改善,則未來對其自身和全球都構成挑戰。

第二,財政困境。中國歷史上較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幾乎都和財政困難有關。甚至改革開放也不例外。中國上一次財稅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構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財政聯邦制框架。此後地方財政陷入困境,由於政績衝擊和地方競爭,地方財政在1994-2002期間拖累銀行,在2003-2010依賴土地,此後至今青睞平臺融資。自營改增之後,地方政府已喪失所有主體稅種,這在大國治理中是極其罕見的。

目前的地方債務,銀行貸款約9.3萬億,影子銀行系統融資可能在6-9萬億之間,債務餘額大約15-18萬億。2012年底,地方稅費收入6.1萬億,其中稅和土地出讓收益各半,不難看出地方政府已喪失償債能力,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基層政府財政困難越嚴重。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規模並不小,2012年約有4萬億,但其中1/3是相對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專項轉移。地方政府的國有資產比較充裕,但低流動性低收益的資產,能否有效抵禦高成本負債,值得懷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間的激勵約束不順暢,新一輪改革就難以啟航。

第三,囯進民退。相當多的研究顯示,過去10年,國有企業一直在加槓桿,而民營企業在逐步去槓桿。粗略估計,目前央企國有資產約47萬億,2012年實現利潤1.2萬億,稅收1.9萬億。此外,地方國企的規模和央企大體相當,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國有資產超過2萬億。或者說,目前國有企業總資產近百萬億,負債率估計在80%-83%之間,已超過了國企三年脫困期間的槓桿水平。國有金融資產的規模與此相當,槓桿率更高。依賴行業競爭優勢,依賴資金等要素獲取優勢,國進民退不斷上演,產能呈整體過剩,過剩行業不僅僅涉及鋼鐵、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傳統領域,也涉及到光伏、裝備製造業、造船等新興領域。這不同於90年代末期,家電、紡織、印染等產能的結構性過剩,目前問題更為嚴峻。結構轉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國有企業去產能、釋放其佔用的要素資源、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的過程,也是優化市場競爭秩序。20世紀90年代末期,艱難的國企脫困和職工下崗潮,曾引發普遍的爭議和討論,如今持續10年的囯進民退波瀾不驚,折射出20年來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反思並不深入。

第四,房產泡沫。目前中國尚處於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化率略高於50%,人口總量仍略有增長,似乎不具備樓市泡沫的總體條件。但如果謹慎地觀察,貨幣化、城市化和人口遷徙的最高潮已經過去。就貨幣化而言,過去10年,M2餘額增長約5倍,未來增長將逐步放緩。從2010年開始,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已進入個位數增長。假定未來商品房施工和銷售面積年均增長6%。那麼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銷售逾1億套,2020年當年房屋施工面積可能超過80億平米。如果考慮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設,問題更嚴重。中國房地產行業已進入供求大致平衡,三四線供應過剩,僅在京滬等一線城市核心區仍有供求矛盾的階段。

房產泡沫將全方位衝擊中國經濟,例如對地方財政的衝擊,很難想像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萬億的土地出讓金之後,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銀行系統涉及房地產的貸款餘額約為13萬億,通過信託等房地產相關融資餘額可能為4-5萬億,很難想像房產泡沫不衝擊金融穩定。

第五,金融風險。經濟增長下行和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帶來金融風險。結構轉型的痛苦意味著銀行體系要維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現實。我們大致可以將金融資產去向歸結為四塊,一是地方債務,餘額15-18萬億;二是房地產,銀行信貸約13萬億,銀子銀行系統的涉及房地產融資大約4-5萬億,加總也有近18萬億;三是製造業,銀行業對製造業的貸款佔比超過25%,因此製造業的金融債務至少在20萬億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戶,金融債務不會低於製造業,且融資期限更長。從銀行系統看,目前中長期貸款的佔比仍然超過52%。和地方債務、房地產、基建融資相比,製造業埋伏的金融風險更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持續下行沒有趨勢性扭轉。未來中國經濟若能處於6%-8%的增長平臺已非常難得。和上一輪國企攻堅戰不同的是,這次去產能帶來的衝擊更持久,去產能化和產業結構調整不太可能在3年內完成,在此進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廣泛的失業下崗浪潮,也不太可能導致銀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間25%那樣的極其危險的水平,但不良率升至4%-10%的溫和水平,相應的不良餘額約為3-7萬億,和目前的不足2萬億的撥准餘額以及每年1萬多億的利潤相比,中國的銀行業和金融體系需要做好迎戰艱難歲月的準備,銀行業整體維持兩位數利潤增長的時代已終結。

第六,社保醫療羸弱。這將挑戰民眾觀點和政府財力。中國從1999年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目前60歲以上的人口接近2億,倒2020年可能達到2.5億人。這將考驗中國的基本養老和醫療體系。對養老金的缺口,說目前尚有約2萬億結余的有之,說養老個人賬戶空賬逾2萬億的有之,說目前已有18萬億缺口的有之。這本身就反映出中國養老體系碎片化,缺口定義和計量不一的問題。一是中國民眾過於依賴基本養老,通過企業年金和商業保險等其他支柱的補充養老嚴重不足,必然導致基本養老獨木難支,歷史欠債長期未補。二是中國的公職人員、企業職工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體制條塊割裂,不同省份的勞務輸出和輸入特性則加劇了碎片化和差異化的現狀。三是替代率逐步下降和繳費率名實不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由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兩部分組成,前者現收現支,用於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後者封閉積累,原則上不調劑借用。目前替代率很快將低於50%,繳費率也僅15%,和28%的名義值差異很大。三是公職人員養老空賬、個人賬戶空賬嚴重,難以做實。城鎮職工社平工資和實際收入差異也大。四是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體系建設需要巨額財政投入,五是基本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差,抗通脹能力弱。養老保險不能足額賬隨人遷,省級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很少跑贏通脹。凡此種種,問題遍地。如果不是財政每年拿出GDP的0.5%補貼社保,目前社保就不會有結余而是缺口。即便如此,未來3年流量缺口可能出現,2035-2050年間存量缺口可能達到GDP的50%。

至於中國醫療保障問題,如何將其描述清楚都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更遑論如何解決之。目前普遍的共識是,中國醫療保障體系的財政投入,最終可能比社保體系的投入還要龐大和複雜。

除了以上六大問題之外,在收入分配領域,在區域管理等多方面都存在基本重度的缺失。哪怕按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基尼係數,中國也持續是全球收入分配最為失衡的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蛋糕難以在政府、企業和住戶部門之間進行合理分配。生態環保等需要跨省的區域管理,則舉步維艱,有人戲稱,省與省之間的政策協調,難度超過了國與國之間。

這些經濟體制問題都不是最為令人不安的,經濟體制問題存在著卻無實質性改善或改革,才最令人不安。改革開放30年,中國尚未完成社會、政治和經濟三重轉型,中國經濟體制恐怕尚處於大廈未成階段,而不是處於大成之後的修修補補階段。經濟的下半身已經走得比較遠,社會政治的上半身能否跟上?如果上半身不能加速向前,那麼下半身就將被迫回縮,否則就將跌倒。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我們需要有更濃重和強烈的危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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