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歷在目 驚心動魄的「六四」(圖)

【看中國2013年06月29日訊】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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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過去多年了，我作為「六四」事件的見證人之一，當時的情景現在想起來仍然是歷歷在目，驚心動魄。在這，我願把我當時看到的和聽到的比較獨特的情況告訴世人。作為這一歷史事件史料的補充，使人們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

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個熱點

一般人認為，「六四」時驚心動魄的事件主要發生在天安門廣場，這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在京的外國記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飯店，因此他們對天安門廣場及周圍發生的情況瞭解的比較多，報導的也多。實際上天安門廣場西邊約三四公里處的木樨地是發生了許多驚天動地事情的熱點地區，如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第一梯隊的軍隊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眾開槍的，木樨地是群眾傷亡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中央軍委派要員乘直升機親臨部隊上空命令部隊向人民群眾開槍是發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隊中的一支部隊是在木樨地發生嘩變，對抗中央軍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燒燬的軍車最多，軍隊損失最大；軍隊向木樨地的部長樓開槍造成人員傷亡而導致老幹部們的強烈反響；軍隊從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裝甲車在木樨地不斷向路邊群眾及建築開槍造成群眾傷亡，以至在鐵道部值班的鐵路總調度在辦公室被槍擊身亡而震動中央；軍隊在木樨地導演了一場愚弄群眾的醜劇並編出第一部群眾擁護軍隊「平暴」的電視新聞等等。我當時住在木樨地，親眼目睹了上述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暴風雨即將來臨

部隊在六月三日凌晨採取輕裝突襲天安門廣場的行動失敗後，整個北京籠罩在十分緊張的氣氛中。三日中午部隊在六部口一帶第一次對群眾施放了催淚瓦斯。三日下午我下班回到家，電視已開始反覆播送北京戒嚴指揮部的通告，禁止群眾晚上上街，要求大家呆在家。我們都感到軍隊要採取強硬手段解決天安門廣場的問題，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吃完晚飯，我懷著十分好奇的心情來到木樨地的復外大街上，想看看大街上有沒有人，人們是否都呆在家。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約八條車道寬的大街上擠滿了人，到處在議論頭天晚上和當天白天發生的事情，根本沒把戒嚴指揮部的命令放在眼裡。許多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的命運非常掂念，擔心會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那樣，遭到武力鎮壓。有些人開始把間隔汽車道和自行車道的水泥墩橫到路中間，有些人把停在路邊的以及停在附近汽車總站的三二○路汽車和一一四無軌電車也推過來橫在路上，以圖阻擋軍車。為了能看得更清楚，我登上路邊一棟高層住宅，站在十層的窗戶前往下看，整個情景盡收眼底。寬約二三十米的公路上，視線所及全是人，看來這些人準備像「五二○」實施戒嚴那天一樣，用身軀把軍隊擋在城外。更令人吃驚的是路邊堆滿了成百上千的自行車，表明許多人是騎車從其它地區趕來看熱鬧的，因為他們知道復興門外的復興路一帶是軍事機關的集中地，駐滿了來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而復外大街又是由城市西郊通向天安門廣場的必經要道。看著這成千上萬的人（我估計這時約有百萬人呆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我想他們一定和我一樣，從小從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只有日本軍隊會向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人民解放軍絕不會向人民開槍，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這種天真的想法將使他們付出血的代價，一個震驚世界的慘案將在他們當中發生。

軍隊開始強行推進

晚六點左右，數架軍用直升機沿著長安街從東向西飛來，在木樨地低空盤旋了幾圈後向西飛去。我分析上面坐著軍隊的高級將領，他們在觀察形勢，分析動向，向中央匯報。直升機的到來使氣氛頓然緊張起來，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們意識到部隊要行動了。這時，上百輛摩托車從天安門方向開過來，幾乎每輛車後面都坐著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們高呼著口號，呼嘯而過。這是一支被稱為「飛虎隊」的摩托車隊，在當時起到聯絡和鼓舞士氣的作用。據說是由一批個體戶和幹部子弟組成的，因為在當時只有這些人具有購車能力。「六四」後他們成為公安部門的重點打擊對象。摩托車的到來使群眾立刻興奮起來，人們閃開路讓他們通過，許多人向他們揮手致意。大約在八點鐘，有人開著摩托車從西過來，大聲喊道部隊已過了公主墳，那兒的群眾正在奮力阻擋，快去支援！」許多人騎上自行車向西趕去，有數百人將五六輛無軌電車推到木樨地橋上，把橋上的快車道完全堵住，這時木樨地已處在十分緊張的氣氛中。九點多鐘，我站在高樓上，已能聽到西邊遠處人群的吶喊聲像海潮似地一波接一波地傳來。天已非常暗，雖然路燈亮著，但仍看不清遠處的情況，只能憑聲音感到部隊已挺進到離木樨地不遠的地方。這時已不斷有受傷的群眾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復興醫院。我一看有人受傷，立刻跑下樓去，迎面碰上一個頭部受傷的小夥子，一面用手捂著淌血的頭跑向復興醫院，一邊大聲地罵著：「真他媽地動手了，法西斯！」我非常想知道軍隊和群眾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衝突，我不顧一切向西走去，穿過木樨地橋上的人行道，來到了橋西。

血肉長城與軍隊對峙

眼前的情景使我震驚，成千上萬的人簇擁在幾十米寬的馬路上，形成了厚達二三百米的人牆，與距橋還有三百米左右的部隊對峙著，你根本無法擠過去。這人群一會兒向前湧一下，一會兒向後退一下，迸發出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我向左拐，插到馬路南側中聯部的北牆邊，沿牆向西穿過人群來到北京鐵路局門口，站到了已經挺進到北京鐵路局門口部隊的右側，目睹著部隊向前推進。站在部隊最前列的是防暴隊，大約有近百人，他們一手持齊胸高的盾牌，一手持大棒，緩緩向前推進，後面緊跟著的是坦克，再往後是滿載士兵的卡車、裝甲車。在場的群眾分成兩部分，圍觀者站在馬路兩邊，雖然他們之中也有人喊口號，但盡量避免與軍隊衝突；阻擋軍隊的則站在路當中，與軍隊對峙著，站在最前列的是學生，其中不少是女學生，他們手挽手組成人牆，與軍隊約有三十米的距離。看得出來，那天部隊一出動就採取了由防暴部隊強行開路的方式，與企圖阻擋軍隊的人們直接發生衝撞，這樣人們再想採取五月二十日戒嚴時那種靠近軍車以至橫臥在車前用身軀阻擋軍隊的意圖根本無法實現。但即使這樣，學生們仍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們知道軍隊只是執行命令，與軍隊發生衝突只會激化矛盾，並給當權者提供鎮壓的把柄。他們仍然存在著幻想，想以和平宣傳的方式去感化軍隊，影響軍隊，最終阻擋住軍隊。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部隊根本不為任何宣傳、吶喊甚至哭泣所動，不顧一切地向前推進著。後來我聽一個在總政工作的朋友講，軍委下了死令，第一梯隊的部隊必須在凌晨四點天亮以前佔領廣場並將廣場清理完畢，因為北京飯店聚集了大批外國記者，一旦天亮，天安門廣場的一切情景都會被拍攝下來。

這時我看到在被防暴部隊衝撞所激怒的群眾中，有人從學生背後扔石頭向部隊還擊，但在鋼盔和盾牌的保護下，防暴部隊根本受不到任何傷害。但當防暴部隊揀起石頭回擊時，情況就不一樣了，人牆後面黑壓壓的全是人，後面的人根本看不見前面發生的情況，因此石頭扔過來時，十有八九落在後面的人身上，這就是為什麼不時有人頭部被砸傷的原因。學生們想制止這種暴力行動，他們向後面的群眾大聲地喊著什麼，但無濟於事，混亂的局面使他們顯得那麼單薄無力，他們無法阻擋住軍隊的前進，也無法制止某些人扔石頭，他們夾在暴力之中，像怒海波濤中的孤舟。我十分佩服學生們的勇敢精神和冷靜的頭腦，同時為他們所處的無奈困境而難過，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又回到了高層住宅樓上。

人群與坦克較力

大約在晚十點左右，部隊推進到木樨地橋西頭，但被橫在橋中的車輛擋住。部分學生和群眾已通過橋上的人行道撤到橋東頭，和木樨地的群眾匯合起來。雙方被二三層車輛隔開，形成了一種僵峙局面。這時防暴部隊失去了作用，他們不敢在沒有坦克、軍車跟進的情況下通過橋上的人行道繼續前進。過了一會兒，防暴部隊退到坦克後面，一輛坦克開足了馬力向橋中的車輛撞去，企圖撞開車輛。數千人在幾個站在高處的年青人的指揮下，在坦克即將撞到車輛的剎那，喊著「一、二、三」的號子也同時潮水般地向車輛。由車輛組成的車牆在雙方巨大力量的合擊下，發出轟然的巨響，但仍然仡立在橋中，坦克的撞擊被抵消了，人們發出了勝利的歡呼聲。接著是雙方一次又一次的重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馬達聲開始，以雙方同時湧向車牆的壯觀景象而達到高潮，最後在坦克的後退和人們勝利的歡呼聲中結束。這不僅是人民群眾用身軀同現代重型武器的力量較量，也是人們對當局採取軍事手段對付學生而產生不滿的一種發泄。我被這壯觀的景象所激動，深刻體會到什麼是人民的力量。部隊在多次撞擊失敗後，開始向群眾發射催淚瓦斯彈。炸彈越過車牆落在人群中爆炸，隨著催淚煙霧的漫，人們全都躲開了，這時坦克乘機開足馬力向車牆撞去，一聲巨響，兩輛無軌電車被撞得傾斜，車牆中間出現了一個約兩米寬的口子。當坦克車往後退並準備再一次向前撞擊時，上千學生和群眾衝了過去，硬是把傾斜的車輛又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並用身軀頂住車輛，擋住了坦克的再一次擊。於是雙方的較量進入更緊張、更激烈的階段，上千人隨著催淚彈的爆炸而散開，又隨著煙霧的消失而匯聚，與坦克進行著搏鬥，這驚心動魄的場面是在任何電影中見不到的，也是世界政治鬥爭史上所罕見的。

軍隊悍然開槍

突然坦克發動機的馬達聲停了，這種突如其來的寂靜還沒使人反應過來，清脆的槍聲劃破了夜空。這時只見橋頭的群眾四散奔逃，僅僅十幾秒鐘，橋頭及附近的馬路上已經看不見人了，人們全都躲進了公路兩邊的樹叢中和建築物後。近百名頭帶鋼盔手持鋒槍的軍人從橋上人行道上走了過來，在橋頭散開形成一個半圓形，並不時地向前方盲目地射擊著。接著上來兩輛坦克，一字排開，同時撞擊車牆，大約撞了三五下，就將車輛完全撞開，為部隊前進打開了通道。也就在這時，橋上的無軌電車不知什麼原因著起火來，但因其已被坦克推到橋邊上，對過橋的部隊構不成威脅。這時大約是晚上十點四十分。

這支由三十八軍為主組成的西路第一梯隊開始過橋，殺氣騰騰地向城區推進。走在前面的是手持鋒槍的士兵，他們邊走邊向前方及兩側開槍，為部隊前進掃除障礙。緊隨其後的是由坦克、滿載士兵的裝甲車和卡車組成的浩浩的大軍，車隊兩傍每隔幾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鋒槍的步行士兵護行著，他們也不時地向兩邊開著槍。每輛裝甲車、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鋒槍或機關鎗不停地左顧右盼，偶爾地向可疑目標射擊。槍聲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聲那樣密集，響徹天空。這時沒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擋軍車，也許路邊的群眾已經有人中了槍彈，知道部隊開了殺戒，他們只是躲在路邊暗處高喊著「法西斯！法西斯！」但我們這些在觀望的人還蒙在鼓，認為部隊是在打橡皮子彈或一種沒有彈頭的演習彈（我在部隊當兵時士兵們稱之為空爆殼）來嚇唬群眾。這時有子彈打在路邊的石階上，蹦出了火花，兩個年青人為此發生了爭論，一個說：「是橡皮子彈！」另一個反駁道：「橡皮子彈打在地上怎麼會有火花，是真子彈！」我當時還插話說：「我認為不會是真子彈，公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他們沒必要真開槍，他們只需要打打演習彈嚇唬嚇唬就行了。」正因為在樓上觀望的人太多和我一樣想法，不相信部隊會開真槍，因此並沒因為槍聲大作而躲進屋，特別是部長樓朝北的幾十個公用大陽臺，密密麻麻地站著幾百人，因都穿著淺色上衣，在背後室內燈光的襯托下顯得格外注目。

部長樓遭殃

槍聲越密集，樓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映越強烈，「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此伏彼起。那兒有口號，士兵就向那兒射擊。有幾個士兵甚至離開公路向復興醫院前的一群喊口號的年青人追了過去，邊追邊開槍，一直追到醫院，場面十分恐怖。突然，在我們所在的樓上有人高呼口號，只見士兵們立刻抬起槍口，向樓上掃射過來，首先是無軌電車用的電纜被打斷，閃出火花，接著子彈打在頭上的水泥牆上，爆出火花並掉下水泥塊，這時我們才大夢初醒，知道部隊動了真槍，嚇得全都蹲了下來。當我再一次抬起身子向外看時，一個更為恐怖的場面出現在我眼前，士兵們正向部長樓掃射，陽台上數百人驚恐萬狀地跑回屋內，各家的燈就像聽到了空襲警報似的，一下子全關上了。整個木樨地陷入極度恐懼之中。據後來住在二十二號樓的朋友講，住二十二、二十四號部長樓的數百老幹部對部隊向部長樓開槍十分不滿，住在這的部分人大常委還對被槍擊的情況作了調查統計，僅二十二號樓就有二十八戶家的窗戶被子彈打破。有些人把打進屋的子彈頭作為證據交給了人大常委。

軍人燒車，造「暴亂」假象

部隊的任務是向天安門進軍，有人喊口號並不影響部隊的推進，更不存在威脅戰士生命的問題，為什麼要開槍？何況喊口號的人躲在暗處人群中，盲目向居民樓的方向開槍，將會有多少無辜受到傷害，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這一切似乎沒有人考慮。北京的群眾只是從電視看到在國外有的國家如以色列向投石頭的巴勒斯坦人民開槍，就已經十分殘酷了，但還沒看到向喊口號的群眾開槍的國家，更沒想到發生在中國。當時我的感覺是士兵們似乎得到某種命令，凡是沒按戒嚴指揮部要求呆在家的，打死的都算暴徒，即使有人在家被打死，最多也是個誤傷致死，部隊不承擔任何責任。大約在十二點左右，部隊已通過了一半，一輛軍用吉普車突然在二十五號樓和部長樓即二十二號樓之間停下，跳下三個幹部，躲在車的一側，不知什麼原因，向二十五號樓瘋狂射擊。據我所知坐這種車的人至少是營團級幹部，難道他們也不懂得這種向居民樓開槍的嚴重後果嗎！一些戰士不但開槍，而且還燒車。一輛曾被當作路障的三二○路的公共汽車被坦克撞壞後停在二十號樓前路邊上，當部隊快要過完時，幾個步行經過該車的戰士順手將車點燃，以圖造成發生暴亂的證據。事後一位住在木樨地二十號樓並親眼目睹戰士燒車的軍隊幹部在和我談起此事時還非常氣憤地說：「太不像話了，這不是在搞國會縱火案嗎！」

大軍過後，平民死傷枕藉

大約在凌晨一點多鐘，浩浩的部隊全部通過了木樨地，密集的槍聲轉移到東邊市區。到這時為止我仍然不知道樓下群眾中有多大傷亡，因為在馬路上看不到一具屍體，而群眾躲在路邊綠化區的樹叢，那兒沒有燈光，從樓上什麼也看不到。但當部隊通過後人們又湧到公路上時，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約有上千人抬著屍體、扶著傷員從四面八方奔向復興醫院，這些傷亡者有的是用平板三輪車拉著，有的是幾個人抬著，有的是用自行車馱著，有的是靠人扶著。這些在木樨地傷亡的群眾沒有一個是阻擋軍隊時被擊中的，也沒有一個是像鄧小平講的是在戰士生命遭到危害時不得已被迫還擊造成的，他們都是躲在路邊的無辜受害者。看到這種情景，我跑下樓奔向復興醫院，想進去看看，但到了醫院門口我卻望而止步，到處是傷員，到處是血，到處是被憤怒、恐懼扭曲的面孔，到處是喊聲、哭聲和傷員痛苦的叫聲。這情景讓我渾身發抖，心充滿悲憤。我實在看不下去，轉身往回走，這時幾個護送傷員的中年人從醫院出來，對我講，醫院全是傷員和屍體，急診室的血能沒腳脖子，那情景太慘了，你沒進去看也好。

白衣天使震怒

回到公路上，那兒又是另一番情景：許多人在揀子彈殼，其中有些是孩子。也許他們覺得很好奇，想帶回去作個紀念。還有一些人把被坦克撞到路邊的汽車、水泥墩子又推到馬路中間，再度築起路障。不過這時人少多了，也許許多人被這屠殺的情景所震住，再也不敢有所行動；也許有些人在目睹了這一切後身心都十分疲勞，回家休息了，但留下來的顯然是一批不怕死的人。其中，又以一位復興醫院的女醫務人員最為突出，她因被醫院的慘像所激怒，身著醫院的白工作服跑到馬路上，指揮著數十人把那輛被軍隊燒壞的汽車又推到路中央。大概是輪胎燒壞的原因，車很難推動，她大聲喊著：「一、二、三，一、二、三」，聲音響徹夜空。

我感到十分疲勞，心也亂到極點，一夜之間人民軍隊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全打碎了，對共產黨也失望到極點。我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家，才知家裡人一直為我提心吊膽，看到我回來，才放下心來。木樨地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都知道了，大家想說什麼，可什麼也說不出來。這一夜我始終無法入睡，除了開槍、死人的情景不斷在腦海中浮現外，就是擔心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命運。

北京人嘗子彈滋味

第二天早上六點，我拿著照相機想到復興醫院拍幾張相片，經過二十二號樓和二十四號樓之間時，看到有人正在介紹昨夜部長樓有人被打死的情況。原來昨夜部隊向部長樓開槍時，有兩個人在樓上被打死，多人被打傷。死者一個是住在二十四號樓八層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他當時去廚房喝水，把燈打開，背對窗戶倒水時被子彈擊中頭部身亡。關山復作為司法部門的最高負責人之一，十分有經驗，他在確定女婿身亡後，並沒把屍體立即送往醫院，而是保護好現場，並通知了有關部門，以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殺。後來聽說，他第一個是給當時和他住同一樓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家打電話，但家中無人接電話，原來李錫銘事先知道部隊要開槍後，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個死者是住在二十二號樓十三層的中聯部八十多歲的老副部長李初梨的保姆，當時李老想看看部隊怎樣挺進北京城，讓在他家照顧了他二十多年的六十五歲保姆陪他到陽台上去，李老坐著，保姆站在他身邊，被子彈擊中腹部流血過多身亡。有人還講，在部長樓對面路北的一排居民樓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婦女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司機的夫人，在家中剛洗完澡從衛生間出來，被從窗戶外打進的子彈擊中。

有一個人插話說，北京人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場面，日本人進北京時只是在蘆溝橋打了一仗，城人沒聽見槍聲；四九年北京，北京人也沒見過開槍。這一下可好，共產黨讓北京的老百姓長了見識，你們到復興醫院看看，停屍間的屍體都擺滿了，許多屍體不得不擺在外面的自行車棚。聽到這種情況，我立即向醫院走去。

醫生護士一邊搶救一邊哭

醫院門口貼著兩個通告，一個顯然是昨天晚上搶救傷員時貼上的，大意是凡是腦部受傷的一律不接受，因本院沒有腦外科大夫，請將傷員送到附近的鐵路醫院或海軍總醫院。另一個則像是早上貼出來的，上有死亡者的姓名、性別，因醫院無處停放屍體，天氣又熱，屍體無法保存，醫院將在幾天後將屍體送去火化，希望家屬單位盡快來認領。在死者名單上，許多人只有性別，沒有姓名，看出來這些人送來時已經死亡，而送他們來的人又不認識他們。我數了數，名單上一共有四十三個死者，其中女性約佔四分之一。一個年青人看我有照相機，知道我想拍照，告訴我醫院不讓進，因為上級有令，任何人不得進入醫院採訪，但自行車棚因在醫院外，醫院管不了，那兒有許多屍體。我來到自行車棚前，門口有人守著，只讓認屍體的人進，但可以從門外看到面的情景。地上擺著十幾具屍體，全用白布單罩著，有幾個尋找失蹤親人的人正在查看屍體。一個醫生看見我在照相，走了過來，她不想阻止我，也不想瞭解我是幹什麼的。她看出我是同情死者的，想把憋了一夜的想法和我談談。她詳細講了頭天晚上搶救的情景。她說，醫院並不知道部隊會採取這樣的行動，因此和往常一樣，各科只有一個醫生值班，整個醫院沒有多少醫生護士。當傷員像潮水般地被送進來時，醫院完全束手無策。一夜之間有三百八十多個重傷員被送了進來，比當時的醫生護士多十幾倍，所有的手術臺包括產房的接生臺都用來搶救傷員，所有的手術包全用完，沒有辦法，只能簡單地消消毒再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血漿，醫院的血漿全部用完，給血庫打電話要血漿，血庫的回答是送血漿的車過不來，到處是部隊，見到在路上跑的車就開槍。所有的醫生護士都是一邊搶救一邊哭，當他們看到許多年青人送來時還是活著，僅僅因為沒有血漿而最後死在手術台上時，他們的心都碎了。她講她從醫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這麼慘的情景，整個晚上，眼淚都哭干了。據她所知，送到復興醫院的傷員只是從木樨地橋以東到禮士路這大約一公圍的傷員，木樨地橋以西的被送到鐵路醫院，禮士路以東復興門立交橋一帶的傷員被送到兒童醫院，再往東的送到郵電醫院，天安門一帶的送往協和醫院、北京醫院、北大醫院，全市有四十多所醫院被送進傷亡者。

天安門廣場傷亡真相

後來我又接觸到其它醫院的醫務工作者，瞭解到更多的情況。兒童醫院的一位參與搶救的護士長告訴我說，那天晚上她正在值班，部隊開槍時她還出來看了看，當時部隊正從復興門立交橋上通過，群眾都躲到立交橋下的西二環路上。部隊一邊向東推進，一邊從立交橋上向二環路上的群眾開槍，醫院很快就被送來的傷員塞滿了，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臺尺寸都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員逐一進行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十二點時，電臺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員。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傷員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二十多人。北大醫院的一位五十多歲的醫生對我說，部隊開槍後在天安門廣場上搶救傷員的急救車和醫務人員最多的是北大醫院和協和醫院的，一是從學生絕食時起他們就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了醫療站，一直沒撤；二是這兩個醫院離天安門廣場較近。開始搶救時，急救車連傷員帶屍體一起運走，後來因為傷員太多，便決定凡是已經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車。她講天安門金水橋前、天安門廣場上旗桿一帶和歷史博物館前都有他們無法帶走的屍體。講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只能騙當時不在場的中國老百姓和外國人。後來部隊陸續到達，將天安門廣場封鎖起來，將急救車攔住，不許將傷員送出。當時氣氛十分緊張，醫生們向部隊反覆宣傳、交涉，作為紅十字組織的人員，他們有責任搶救任何傷員。而戰士卻說這些受傷者都是暴徒，不能帶走，有的甚至企圖向插著紅十字旗的急救車開槍。眼看就要發生血案，一位隨軍女醫生跑來，厲聲制止住戰士，她高喊著：「不能向紅十字人員開槍！就是在戰場上紅十字人員搶救敵人傷員，也不開槍。你們可以檢查車，只要裡面是傷員，就應當放他們過去。」這才解救了他們。這位老醫生講，她從醫這麼多年，從來沒想到救死扶傷的醫務人員在執行任務時會遇到這種待遇。有些軍人素質太差，連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四點前退縮到烈士碑周圍的學生全都撤走了，而卻有二三十個醫務人員及急救車的一些傷員被扣在天安門廣場，也許他們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些上面不想讓人民知道的情況。他們一度被集中在歷史博物館前，直到七點才被允許離開。她還告訴我，據她後來從有關人士那兒瞭解到，在所有參加搶救的醫院中，協和醫院的屍體最多，達一百多具，主要都是從天安門廣場到王府井這不到一公里範圍被打死的。我又從其它方面得知，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地區盲目開槍，除了造成圍觀的群眾大量傷亡外，還使一些夾在人群中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安全部門和部隊的便衣人員被誤傷至死，引起有關方面的強烈反應。這在陳希同後來的一次講話中得到實，他對因執行任務而被誤傷至死的人員表示哀悼，並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凶手埋屍滅跡

另一位朋友告訴我的情況不但說明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而且埋屍滅跡。他說部隊控制天安門廣場後，首先是處理屍體。他們擔心屍體如送往醫院或火葬場，外界盛傳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將得到實，於是決定就地埋葬。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是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他認識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大紅人丁關根的小姨子，其兒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個高中生，六月四日凌晨聽到部隊開槍後跑到天安門廣場，結果再也沒回來。以後幾天家長、親屬跑遍了全市參與搶救的四十多所醫院，檢查了所有的屍體、傷員，都沒發現其兒子的蹤跡，於是向北京公安局報了失蹤案。因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北京市十分重視。十幾天後公安局通知家長到一所醫院認屍，這才找到了失蹤的兒子。原來屍體是從天安門廣場西側人大會堂對面的二十八中門前的花壇中挖出來的。鄧小平六月九日對參與北京平暴的軍隊師以上幹部講話後，北京的混亂局面得到了控制，二十八中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又能回到位於天安門區域的學校上課。不久學生們發現學校門前的花壇散發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發現了許多屍體，學校立即向公安局報了案。公安局發現屍體中有一具穿著軍褲，首先懷疑是失蹤的軍人，將這具屍體送到某醫院停屍間並通知戒嚴指揮部讓各部隊來認領，結果不是軍人。這時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著軍褲失蹤的，便通知其父母來認屍。我的朋友講正因為諸多特殊因素，這個埋屍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該屍體不是穿軍褲，或不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公安局早就把這具屍體與其它被挖出來的屍體一齊秘密火化了。至於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到底私下處理了多少屍體，也許只能在「六四」平反後才能真相大白。

二十八軍抗命變

六月四日凌晨七點左右，西路第二梯隊的二十八軍風塵僕仆地來到木樨地橋，又被群眾重新設立的路障擋住了。雖然三十八軍推進時打死打傷那麼多人，但還是有許多不怕死的學生、群眾將後到的二十八軍圍住，向他們痛訴「二十七軍」（當時國內外都把三十八軍當成二十七軍）的暴行。二十八軍的戰士幹部都不相信群眾描述的情景，他們講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眾開槍。於是一些年輕人跑到復興醫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軍不相信軍隊會向群眾開槍。」這時我正在復興醫院和那位醫生交談著，看見這些年輕人很快從醫院拿出血衣給二十八軍送去。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二十八軍，導致軍心混亂，許多戰士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槍扔到河裡。靠近木樨地橋的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整個部隊幾乎失去控制。約十點左右，有人開始燒軍車，軍人們不但不制止，有人還告訴燒車者如何才能將裝甲車點燃，一時火光熊熊，濃煙衝天，約有七十四輛軍車其中包括三十一輛裝甲車、兩輛通訊車全部燒燬。中午十二點半左右，一架直升機飛到木樨地二十八軍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覆傳達軍委命令：「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這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的命令。一時間整個木樨地地區再度緊張起來。但二十八軍始終沒有執行軍委的命令，相反，有一個戰士開著裝甲車，用高射機槍向直升機掃射，將直升機打跑。部隊不執行命令反而向軍委的飛機開槍，這意味著部隊實際上發生了嘩變。我立即跑回家對家人講，看來中央對部分軍隊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隊之間還要打起來。到了下午五點，二十八軍不但沒往前推進一步，反爾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軍事博物館）。後來聽在軍隊工作的一位朋友講，二十八軍的團以上的幹部全部被逮捕，關在軍隊監獄，包括一些軍師級幹部不但帶上了手銬，而且帶著腳鐐。除了二十八軍外，還有一些部隊包括一些屬於第一梯隊的部隊也有抗命的，如從北邊方向來的一支部隊在頤和園後的青龍橋被當地的群眾攔住，部隊也是沒有執行開槍的命令即撤走了。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邊傳來了隆隆炮聲，我們全都跑到南邊的陽台上，什麼也看不見，但炮聲是確實的。後來傳來各種消息，講在南宛機場有兩支部隊打起來了，但無法得到實。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老百姓，個個人心惶惶，不知還要發生什麼事情。

「六四」之後繼續瘋狂濫殺無辜

由於部分部隊沒有執行軍委向圍堵的群眾開槍的命令，未能接應上已進入天安門廣場的三十八軍、二十七軍﹝先通過地下通道進入人大會堂待命，等三十八軍佔領天安門廣場後出來參與清場﹞等部隊，使在天安門廣場的部隊一度成為失去後援的孤軍，缺水少糧，並使一些部隊之間的關處於緊張狀態。六月五日、六日兩天，佔據天安門廣場的部隊每天派坦克、裝甲車隊從東向西進行示威，經過木樨地一直開到軍事博物館，邊行進邊向兩邊開槍。當時傳來的消息是坦克主要是向駐守在軍事博物館的抗命的二十八軍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卻倒了霉，部隊的盲目開槍不斷造成群眾新的傷亡。六日那天我正在復興醫院門口，親眼目睹坦克車上的一個軍人向一名嚇得從路邊往對面二十三號樓跑的十三歲的男孩開槍並將他擊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軍人打手勢，請求軍人允許他們過去救這個孩子，但遭到軍人的拒絕。面對著槍口和殺紅了眼的士兵，無人敢往前走一步，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掙。直到坦克完全過去後，人們才跑了過去，抱起這個孩子向醫院奔來。同時住在部長樓的一位中年人抱著在屋被打傷的女兒也向醫院跑來，許多關心這兩個孩子命運的人也跟著跑了過來。看到天真可愛的孩子被軍隊無辜射殺，我極為憤怒，「六四」都過去兩天了，部隊還隨便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到了極點，難道這就是人民的軍隊？正好有兩個外國記者帶著攝影機在木樨地一帶採訪，也隨著人群來到了醫院，在門口被醫院工作人員擋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規定，不准記者到醫院採訪。這時門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們把無法向軍隊發的憤怒全發到這幾個醫院工作人員頭上，一邊高呼著：「讓記者進去！讓記者進去！」一邊從後面推著這兩個外國記者硬是擠了進去。看到這種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國人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面對濫殺無辜的軍隊，人們憤怒而又無奈，只能把希望寄在這些外國記者身上，希望他們能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展現在全世界面前，讓世界輿論的壓力迫使中共政府盡快結束這場屠殺。

殺害鐵路總調度，殺害外國人

這支坦克部隊過了木樨地橋後，繼續向路兩邊的建築物開槍，結果闖了大禍，將在木樨地鐵道部辦公室堅持上班的鐵道部總調度打死，震動了中央高層。當時北京的情況是部隊進城後，因為人們的安全無保，所有的公共汽車和出租車基本上停駛，大部分單位都不上班，只有鐵道部的職工堅持上班。中國的鐵路是中央直管系統，鐵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國鐵道將陷於癱瘓，因此國務院下了命令，鐵道部必須上班。鐵道部的職工在公共交通不通，部隊隨意開槍的情況下上班本來就有一定危險，但沒想到在辦公室上班還有殺身大禍，激起全體職工強烈不滿。鐵道部長李森茂當即給國務院秘書長羅干打了電話，質問：今天都幾號了，部隊還隨意開槍！羅干立即與楊尚昆通了電話，通報了部隊隨意開槍打死人的情況，使軍委不得不作出決定，將佔領天安門廣場有功但殺人殺得眼紅的部隊調出廣場，換上其它部隊，以使北京的局勢盡快穩定下來。但這支部隊並不就此罷休，七日早上從天安門廣場撤出途中，又在建國門向外交公寓隨便開槍，造了震驚中外的「六七」事件，一時造成駐京外國人大逃亡。

欺騙群眾，編導「擁軍」鏡頭

部隊進城三天了，與北京市民一直處於對抗狀態，電視新聞也沒有任何群眾擁護、歡迎的鏡頭，而這時全國許多城市暴發了反對軍隊開槍、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國際上的反應更為強烈。為了扭轉這個局面，欺騙輿論，部隊選中群眾因傷亡大而極為不滿並在國內國際有影響的木樨地地區，導演了一場愚弄群眾的醜劇。六日下午，當木樨地的群眾正在為上午部隊濫殺無辜而極為憤怒時，從西邊開過來許多軍車、坦克，停在木樨地橋西，其中兩輛坦克車和一輛軍用汽車駛過木樨地橋，幾個軍人走下來，向懷有戒心的路邊群眾宣傳，他們是「三十八軍」的，現在來清理路障，把被燒壞的二十八軍的車輛拖到軍事博物館，晚上準備打進天安門廣場，解決「二十七軍」的問題。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從六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是二十七軍的部隊，外電也是這麼報導的，因此對二十七軍恨極了，而三十八軍軍長抗命的消息也傳遍了北京城，人們對三十八軍充滿好感。現在一聽說「三十八軍要來對付二十七軍」，無不歡欣鼓舞，人們立即把軍人圍住，同他們熱烈擁抱、握手。我當時也帶著孩子跑了過去，同這些軍人握手。有的老人向軍人痛訴「二十七軍」的暴行，要求「三十八軍」一定為死難者報仇。一位住在二十四號部長樓的年青人將一盤錄像帶交給一位軍人，告訴軍人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錄下的「二十七軍」在木樨地開槍的錄像，作為「二十七軍」的罪。一些年青人還爬上坦克，揮手熱烈歡呼。幾天了，人們從來沒見到這麼可親的軍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許多人主動幫助部隊將路障清除掉，為部隊進城創造條件，那種熱烈的場面真是叫人感動。這時一位站在後面軍車上的手持攝像的軍人將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面拍了下來。這天夜，幾乎所有住在木樨地區的人都十分興奮，大家都在等待「三十八軍」挺進天安門時刻的到來。但一夜靜靜地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到了早上七點左右，有部隊從天安門方向撤了出來，但沒見有部隊從西邊進去。一直到晚上七點電視新聞播出木樨地的群眾熱烈歡迎軍隊進城平暴的新聞後，我們才知道上了當。有的人一邊看新聞一邊罵：「為了騙取群眾的擁護，不惜編造出三十八軍要打二十七軍的謊言，沒想到政府、軍隊都已墮落到這個地步！」這是北京的第一條擁軍新聞，又是發生在木樨地，在當時確實影響很大。

大屠殺後的大搜捕

部隊控制北京後，立即開始全市大搜捕。當時抓人主要是三個渠道，一是靠舉報，戒嚴指揮部設了專門的舉報電話。那時抓人根本不經過司法部門，也不按司法程序辦，凡是被舉報的，部隊也不作調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來先打一頓，有的被活活打死。在這種情況下，抓人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況。有人為了報私仇，編造假話將仇人舉報，結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來。我姐姐的一個鄰居，是位婦女，「六四」期間根本沒上街，不知得罪了誰，被人舉報了，被部隊抓去打得面目全非，後因據不足放了出來。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工廠一個車間主任是個鐵桿擁軍派，主張對學生採取強硬手段，對車間參加支持學生的遊行的年青工人，不但經常訓斥他們，而且扣發他們的獎金並威脅他們說要向部隊舉報他們。這幾個年青人決定先下手為強，打電話將這個車間主任先舉報了，部隊立即將他抓走了。廠領導得知後十分吃驚，立即到部隊去講情，說他是全廠表現最好的幹部，絕不可能上街向軍隊扔石頭。但已經晚了，這個幹部被部隊打成嚴重內傷，回家後在家休養了很長時間沒有上班，情緒極為低落，對部隊由擁護變為反感。

偉大的良心——醫院反搜捕的鬥爭

部隊抓人的另一個渠道是到各醫院去抓傷員，他們認為凡是受槍傷的，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擋軍隊，都列為暴徒。但各醫院不這麼看，他們認為受傷的都是無辜者，於是許多醫院都千方百計地保護傷員，一場驚心動魄的搜捕與反搜捕在各醫院展開。我的一位朋友是郵電醫院的醫生，她生動地向我描述了醫院保護傷員的情景。他們醫院住有二十多個重傷員，當部隊拿著戒嚴指揮部的命令來搜查時，醫院一方面派人把他們堵在門口，同他們週旋，講醫院只能根據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請部隊與市政府聯；一方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將傷員盡快轉移走。當時的氣氛十分緊張，但無論是醫生護士，還是病房的非傷員病人，大家齊心協力，扶的扶，背的背，將傷員從病房樓後窗運出，送出後門，沒有一個人向部隊告發。當部隊通過電話與市政府聯繫上並讓市政府辦公室通知醫院讓部隊進去搜查時，傷員已經全部轉移完，使部隊扑了個空。我的朋友告訴我，每當她和其它堅持的同行們聊起此事時，大家都覺得特別痛快。但被送進部隊醫院搶救的傷員命運就不太好了，許多人被抓走了。部隊抓人的再一個渠道是把所有的沖洗膠卷的店、攤位控制住，因為當時照像的人很多，膠卷的有關鏡頭成了部隊抓人的依據。凡是膠卷中有有關六四鏡頭的，一律沒收，來取膠卷的人則被帶走審查。在木樨地一個沖洗膠卷的商店門前，我親眼目睹兩個來取膠卷的年青人被部隊帶走。

孩子心靈的創傷

部隊的血腥暴行在孩子們的心靈上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的孩子當時只有十一歲，上小學五年級，她當時和我們一起目睹瞭解放軍射殺無辜的情況。六月六日，她堅持要去上學，我把她送到學校，但不久就回來了。她說學校停課，老師叮囑他們一定要遠離當兵的，說早上教師上班來學校時，親眼目睹幾個中學生騎車經過持槍的士兵身傍，因高呼「人民的軍隊不能對人民開槍」而遭到槍殺。在戒嚴撤銷前每天晚飯後我們在外散步時，只要看到有士兵巡邏過來，她馬上拉我躲得遠遠的，對解放軍充滿恐懼。那時我們散步時我經常數公寓樓牆上的彈孔，每當這時，她就悄悄對我講，別數了，小心有人舉報你，把你抓起來。她幼小的心靈始終籠罩在恐怖中。她到美國後，還曾做過惡夢，一個解放軍持槍追她，當她跑到木樨地機械部汽車工業局門前時，士兵開了槍，打中了她的後腳跟，使她從夢中驚醒。

到底是誰下令開槍？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眾的心上蒙上了陰影，也成為進京執行任務的所有部隊的精神負擔。「六四」以後，被開槍後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層，無人願承擔開槍的責任。軍內流傳的消息是，當有人問到主持軍委工作的楊尚昆為什麼部隊會開槍時，楊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當時正在人大會堂，聽到槍響後也感到突然。對開槍持保留態度的張震曾質問過楊白冰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楊的回答是他只是執行命令。張震為此一狀告到鄧小平那兒，指楊氏兄弟把開槍的責任推給了鄧，據講這也是鄧下決心把楊氏兄弟換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幹子弟中盛傳的消息還有徐、聶兩位老帥和陳雲去世前，都曾要求鄧小平講清楚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看來他們都不願沾這個「歷史功績」的光。

軍隊背上的沈重包袱

上面不願承擔責任，並派人到部隊調查瞭解開槍的情況，使執行任務的部隊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大批無辜群眾的傷亡及國內外的強烈反響使軍隊視開槍為恥辱，紛紛像避「瘟疫」一樣避開槍問題。「六四」後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門曾組織群眾去慰問在北京擔任戒嚴任務的部隊。據參加慰問的人講，不管是哪個部隊，在與慰問的群眾交談時，都一再聲明他們沒有向群眾開槍。「六四」時受到國內外一致譴責的二十七軍，實際上是替三十八軍背了黑鍋。二十七軍回到駐地石家莊後，受到當地群眾極大的壓力。軍隊幹部的家屬，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單位同事指責，他們的子女上學時受到其他學生的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給他們，糧店拒絕賣糧給他們。這種壓力使二十七軍的全體將士無法忍受，他們強烈要求軍首長能出面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

下邊互相推諉，上邊不敢負責

在軍內外的強大壓力下，二十七軍不得不以軍黨委的名義給河北省委、省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轉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們，二十七軍這次去北京執行任務，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省委、省政府將此信轉發到各級政府去做群眾的工作，才使二十七軍的逆境得到改進。這件事充分說明，開槍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國其他地區也同樣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時，在省機關工作的朋友講到這件事時，很為石家莊及河北的群眾而自豪。二十七軍的做法使也駐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軍被將了一軍，三十八軍若不公開表態，等於承認自己開了槍。三十八軍一怒之下狀告到中央軍委，指責二十七軍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亂，為什麼視開槍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麼事實。這種不請示軍委擅自給地方寫信的做法不但違背軍紀，而且與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軍這一狀實際上是要求軍委對開槍的問題表態。但沒想到軍委的表態十分模糊：「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這種不是理直氣壯肯定開槍的答覆，顯然表明中央軍委不願承擔開槍的責任。那麼開槍打死無辜群眾最多並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三十八軍，是否敢承認自己開槍並承擔這個歷史的責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個朋友事後去看望當時以代軍長名義率三十八軍進京鎮壓的後任軍長張美遠時，張的情緒十分不好，講部隊內對中央屢調他們進京對付群眾很不滿，他本人也產生了退下來回南方老家的思想。當我的朋友問三十八軍到底開槍沒開槍時，張一口否認開槍。張講部隊是用石頭打退暴徒而挺進到天安門廣場的。

可恥的「平暴」業績

至於那些當年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和立功授獎的軍人們，儘管在一九八九年風光一時，但以後這些功績卻成了巨大的精神負擔。一九九○年初，解放軍總政治部向中央打報告，擬在「六四」一年之際，開展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深入廣泛地宣傳「平暴」的偉大歷史意義，以教育人民，回擊國際上的「反華浪潮」。當報告送到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李瑞環那兒時，被否定了。當時的軍委秘書長兼總政主任楊白冰曾質問李瑞環為什麼不批，李講是鄧的意見。從那以後，這個曾被高度評價為「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社會主義」的「平暴」業績，就從中國的宣傳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兩度的「八一」、「春節」擁軍優屬活動中，也再沒有人提及要去慰問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軍人及家屬。許多曾在北京執行過戒嚴任務的官兵在復員轉業前，紛紛要求從檔案中拿掉「平暴的業績」，擔心到了地方工作會受到歧視，更不願終身及讓子孫後代背這歷史的黑鍋。誰也沒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時間，曾被大頌特頌的「平暴」業績竟成為人們唯恐沾邊的穢跡。原三十八軍軍長徐先勤因抗命軍隊武裝進京而受到軍法處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認罪，鐵錚錚地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據講這句話在軍中反響很大，對鄧小平、楊尚昆有極大的震動。既然沒有人願當「平暴」的功臣，這實際上已把開槍的責任者擺在了歷史罪人的位置上。

「六四」結論自有人作

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別的木樨地。一切都顯得那麼陌生，又那麼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橋使這條大街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路兩邊的高層公寓仍然如舊。我漫步在大街上，極力想在這發生巨大變化的故地找到那歷史事件的遺蹟。首先極為醒目地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鐵站出口處地鐵標上的彈孔，不知什麼原因，在中共政府極力掩蓋事實真相的情況下，這塊有彈孔的標卻保留了下來。接著我又在當年和女兒數彈孔的公寓樓牆上，找到了槍彈留下的痕跡。「六四」過後，政府當局為了掩蓋部隊向路邊居民和居民樓開槍的事實，組織工人將居民樓牆面上的彈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為用的水泥的顏色與牆體的顏色不一樣，這種塗抹反而構成了明顯的標記，成了歷史事件的鐵證。

站在這歷史鐵證面前，我思緒萬千。中國領導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稱，中國早已對「六四」事件作出了歷史的結論。但他們不知是忘記了還是故意迴避這樣的一個事實，即客觀的歷史結論從來不是由統治者在當時作出的，而是由後世作出的。僅就本世紀發生的類似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韓的光州事件和臺灣的「二二八」事件來講，儘管當時的統治者都作了類似現在對「六四」相同的結論，並對武裝鎮壓找到了共同的藉口，有的甚至還寫進了歷史教科書，但是最後都站不住腳，這是當時的統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認為這句話同樣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上關心中國的人們對「六四」事件的心聲。

来源: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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