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斯:中國經濟結構改革刻不容緩


【看中國2013年09月27日訊】社會上廣泛認為,中國必須削減政府投資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但是目前來看政策上並不準備迅速降低投資規模,如此下去,中國的債務負擔將重到難以為繼,一旦觸及債務能力的上限,中國經濟將面臨硬著陸的風險。

中國屆時將重溫上世紀美國30年代和巴西80年代遭遇過的情景:投資下降,GDP增長停滯,金融危機使大量企業倒閉,隨之而來的失業率上升導致消費萎縮,又引發GDP加速下降,引起更大的危機。美國在1929至1933年間實際總投資下降了91%,實際消費下降了19%,實際GDP下降了30%。這無疑是一場災難,但是美國最終還是把經濟結構調整了過來,投資的迅速下降換來了消費在GDP佔比的上升。

對於中國來說,一個傷害較輕的辦法便是提升真實利率、將人民幣升值10~20%,然後提高工人工資或者降低所得稅和消費稅。這將能迅速的改變社會財富當前從民間向國家部門集中的情況。同時也能調整社會中的投機資本流速,控制政府債務的規模。

但是這種做法的缺點也是很明顯的。政府停止發放隱性補貼將導致很多企業出現財務緊張的狀況,出口企業首當其衝會受到傷害,因為他們面臨的是借貸成本上升及貨幣升值帶來的競爭力下降,勞動密集型行業將受到打擊。短期內我們將看到家庭收入下降,失業率上升等負面影響,這將抵消財富逆轉移帶來的福利。

政府可能會放慢這種措施的施行速度,給出口商及借款人們足夠時間來調整自己。但是這樣的話達到目標所需的時間太久,並且目前才開始施行這種措施也顯得有些晚了。

中國積累的劣質投資越多,其調整經濟結構的成本會越高、速度也會越慢。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即將債務能力上限,可用的時間已經不多。

採用上述方法在短期內會造成數量不少的人失業,政府為使失業者不閑散可以分派一定的工作以緩衝改革的衝擊,不過對這些勞動力支付的工資將不能用借貸和隱性稅收來補貼,因為這樣無益於縮減債務和提高家庭消費。

正確答案是,政府需要靠清算國有資產,來負擔這些工資。只有這樣才能增加家庭收入和提高實際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同時完成財富從國家向家庭的轉移。

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是好處良多的。但是讓政府割肉也是比較難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出售國有資產,其次的選擇是降低國有資產增速,使其低於經濟總體的增長速度,從而實現相對的收縮,不過這樣的方法速度會比較慢。

讓國家財富轉移到私人部門的方法還有很多,比如讓農民的土地完全私有化,解除戶籍限制,因為這樣可以給予農民以經濟能力和權利去享受城市消費享受城市提供的服務,此舉會成為對農民和城市的一種雙重補貼。或者政府也可以把國企的所有權轉移給養老基金,這樣做還能強化社會安全網路。

政府可以通過開放行業競爭,以削弱某些國有企業的壟斷定價權,增強民眾的財產安全感,同時使創業也變得更容易一些。

國有企業私有化後得到的現金可以用來增加家庭部門的收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用這些錢來償還國家債務,這樣可以使央行快速升息同時不提高融資難度。

馬丁路德金曾說歷史就是一段關於權貴階級放棄如何自己特權的過程。在如今的中國,還富於民的過程也是讓「權貴」企業及領導逐漸放棄自己特權和利益的過程,這個過程無疑會遭遇巨大的阻力。

鑒於此,中國政府目前也正以吸收私企債務的方式「間接」的把財富從國營部門轉移向私營部門。這也是日本在90年代調整經濟結構時使用的方法,政府有效的吸收了銀行的呆壞賬,表現為政府債務從佔GDP飛20%升至如今的200%,而私營部門債務持續收縮。

但是天下沒有包治百病的神藥,日本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但是留下的巨額債務如今成了束縛其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高企的稅收削弱了消費的增長,債務規模也使政府的動作每多掣肘。

無論中國政府想怎麼應對經濟發展問題,其手段都無法跳出經濟和歷史的規律。如今的中國已經沒有更多空間,必須從這些歷史道路中挑選一條屬於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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