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當著周恩來的面給江青獻詩(圖)

2013-11-23 01:10 作者: 王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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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11月23日訊】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詩人都不寫詩了,但是郭沫若先生還保持著寫詩的慾望。不但保持了1958年以來的郭氏傳統,並且將拍馬屁的手法發揚光大。

文革開始,很多領導人都倒下了,很多詩人也倒下了,郭沫若依然坐在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的位置上,不時詩興大發,寫了一些讓今天的人覺得不可能是郭沫若寫的詩歌。其中五首代表了郭沫若先生文革十年的心路歷程。

第一首是1967年6月初,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舉行討論會。在6月5日舉行的大會閉幕式上,郭沫若面對著老朋友周恩來,面對著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陳伯達,面對國內外知名人士和會議代表,郭沫若慷慨激昂、熱情洋溢地宣布:「昨天晚上作了一首詩來表達我深刻的紀念情緒,請允許我把這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學」: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的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臺充滿著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在文革之初,歌頌毛澤東的詩歌汗牛充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歌頌江青的詩歌,還是十分鮮見的。郭沫若先生算是開了一個先河,走在詩歌歌頌女皇的最前列。但是詩人一犯賤,被歌頌者並不領情,在幾萬人的批林批孔大會上,江青還是點名讓郭沫若站了起來。看來歌頌的力量也不是永久的,時過境遷,也會失效的。

第二首和第三首寫在毛澤東逝世之後。毛主席逝世了,文革後期復刊的《詩刊》郭沫若約稿,郭以《毛主席永在》二首付之。「其一」首句為「偉哉領袖比爺親」,《詩刊》編輯部一個副主編對於這一句很不為然,因為郭老比毛老還老一歲呢。《詩刊》這個副主編對郭沫若的秘書說:郭老比毛主席還大一歲,這樣寫不合適。假若是黃帥寫的,倒是可以考慮發表。

這個《詩刊》的副主編,在那個年代敢於發表這樣的看法,真的難能可貴。在現實中,哪有沒血緣關係的人不按輩分年齡大的向年齡小的喊爺爺呢?因此《詩刊》發表了一首《毛主席永在》:
革命風雲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時。
工農熱淚如潮湧,中外唁章逐電飛。
悲痛化作新力量,繼承競作大驅馳。
天安門上音容在,強勁東風日夕吹。

郭沫若先生的第二首送給了《人民文學》,發表時將「偉哉領袖比爺親」,改為「偉哉領袖萬民親。」
偉哉領袖萬民親,改天換地絕等倫。
三座大山齊掃地,五星紅旗高如雲。
反抗霸修防復辟,發揚馬列育新人。
旰食宵衣躬盡瘁,英雄兒女淚盈巾。

1976年,席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整整10年,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鬥爭狀態席捲了中國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渴望文化大革命早一點結束,還給中國人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但是中國的詩人、劇作家、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不知是出自內心的恐慌,還是出於個人的政治目的,還是掩藏在他內心深處的跟風情結,和中國的民心相違,在1976年5月21日,寫下了一首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水調歌頭》,首先發表在《解放軍報》上,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現在看來,這首跟風之作,不僅水平低下,而且給中國的作家們丟掉了臉面。下面就是郭沫若的原版《水調歌頭》:

《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
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
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織錦勤
茁茁新苗壯
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
奮螳臂
鄧小平
妄圖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
復辟罪行怒討
動地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
團結大進軍

這是第四首。可以這樣說,郭沫若這首《水調歌頭》,是按照詞牌的字數填寫的,其他並無多少可取之處。

時間過了僅僅五個月,四人幫粉碎了,假若郭沫若的思想真正是四人幫的體系,那麼他依然會保持沉默,等待審查。但是郭沫若的跟風情結,讓他不甘寂寞。他仍然要在中國人民面前用自己的《水調歌頭》來表態,自己不是四人幫的人。1976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郭沫若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後
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應該說,這首詞比起5月份的那首詞,水平稍高一些,但是還是很差,與他年輕的詩歌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今天讀他的詩歌,其實是在讀一個中國作家的飄忽不定的靈魂。應該說,中國共產黨的老一代領導人,是十分寬容的人,特別是鄧小平和胡耀邦,是不計較的人。1976年五月的《水調歌頭》,鄧小平看到了,胡耀邦也看到了,但是他們沒有去清查跟風文人郭沫若,還給他了相當高的地位和政治待遇。而這一些,就是郭沫若建國之後一直想擁有的東西,一直不想丟掉的東西。在地位面前,他的良心和良知,就躲到了靈魂的後面,就丟在生命之外。在各個不同的地域,都有類似郭沫若的人物,他們為保住一個位置,一生都讓靈魂飄蕩在良知之外。

作家和藝術家假若也算知識份子的話,就要有知識份子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擁有自己的社會良知,敢於在第一時間說出真話。良知是什麼?就是海德格爾說的,在第一時間說出真理。郭沫若不敢在第一時間說出真話也就罷了,最低標準也要做一個敢於沉默的人,潔身自好的人。但是郭沫若是個風派人物,他永遠跟著風走,永遠跟著權力走,丟掉的恰恰是知識份子最為應該堅守的精神,丟掉的恰恰是中國文人的風骨。

和中國境況相同的蘇聯,就產生了薩哈洛夫,就產生了索爾仁尼琴,他們在比郭沫若的生存更加艱難的境況下,敢於堅持自己的俄羅斯良心,敢於堅持自己的俄羅斯良知,他們在晚年和去世之後,得到了整個俄羅斯民族的尊重和愛戴。除了薩哈洛夫、索爾仁尼琴,他們還有帕斯捷爾奈克,還有肖洛霍夫,堅持良知寫作和良心寫作。而中國整整10年,沒有一個作家在堅持良知和良心寫作,對於一個民族是不正常的,對於一個民族的作家隊伍們也是不正常的。這可能與地域有關,蘇聯是傳統的歐洲國家,歐洲產生了布魯諾和加里略,俄羅斯產生了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知識份子們和作家詩人們,對於真理的追求大於對於官位的追求。而中國的作家們卻恰恰相反,對於官位的追求大於對於真理的追求,所以才產生了大大小小的郭沫若們這樣的跟風作家和藝術家。

但是我看到了一個關於什剎海附近拆遷的新聞,裡邊專門拍攝了郭沫若在什剎海附近的故居。那是一個碩大的院子,住在裡邊是很舒服的。假若不寫這些詩詞,郭沫若或許跟其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樣,在文革初期就可能從這所大院子裡趕出來,過上悲慘的生活。郭沫若為了自己體面地生活,就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一個寫東西的人,保住位置的手段就是肉麻的歌頌,誰還管人格啊尊嚴啊這些很不值錢的東西。

郭沫若寫這五首詩歌的目的,就是為了保住自己優渥的生活條件。他的目的達到了,人格和尊嚴也自然丟失了。今天我們不屑郭沫若,也正因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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