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聞人的落寞心態(圖)

2013-11-26 00:30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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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匪婆江青接見暴徒蒯大富(右)韓愛晶(中)。蒯斗王光美,韓斗彭德懷,三人大喜。

【看中國2013年11月26日訊】編者按:香港多年來出版了眾多文革個人回憶錄。為史見證,為己立碑,良莠不齊。本文扼要點評一批有知名度的「文革遺老」的作品,並介紹他們的落寞心境與近況。

筆者乃文革少年,如今亦歲近六旬。那些長我一兩輩的「文革健兒」,歲暮人靜,塵埃落定,心態如何?小刀輕剖,很能嗅出一些歷史內涵與人性特色。

一派極權主義思維:天無二日

從深層次上,文革遺老的「遺味兒」包裹著特殊的紅色傷害——他們尚渾然不知的「內傷」。王力(1921∼1996)孫女評《王力反思錄》:「他的反思,到死還有他那代人意識形態的侷限。」一九九五年,王力還堅持「突出宣傳領導核心是歷史的必要」。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上書中央,要求突出宣傳鄧小平;十四大後再上書,建議突出宣傳江澤民;論據竟是:「沒有核心,黨心人心就會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數日,是不利於穩定和發展的。」崇毛乃「文革健兒」一大共性。邱會作反思能力相對較強,但最後仍堅持:「毛澤東起正面作用的時間長,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他一生中畢竟還是短的。」邱仍感激毛為中共打下天下,故意忽略毛氏禍國巨罪。

文革人物的自傳自評,如陳伯達、江青、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賢、朱永嘉,北京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無一人真正服氣。他們大多以「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的豪邁心態回憶那段日子,不僅無悔無懺,而且還帶著難以掩飾「無限風光」的得意。聶元梓、徐景賢的自傳,此種「得意」溢透紙背。武宜三先生評徐景賢的《十年一夢》(載《開放》2005年第六期):
通讀全書,都是過五關斬六將的業績,有王洪文的錯、王秀珍的錯,甚至有江青的錯、馬天水的錯,就是沒有徐景賢的錯。連他爸爸當班主任的歷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錢。全書插圖、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輝形象。其中還有一張是他夫婦和朱永嘉夫婦二○○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完全忘記了他們曾協助姚文元,秘密炮製批《海瑞罷官》的文章,而且還笑嘻嘻的。我在這照片邊上批了二十八個字:發跡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無愧?嘻皮笑臉還照相,人間皮厚君為最。

留戀往日風光,堅持文革有理

這些文革紅角只承認客觀上的政治失敗,不承認主觀上的「主義」失敗。在他們內心,輸事不輸理。即便承認當年的錯誤,亦屬「路線錯誤」,個人沒有多少責任,亦毋須懺悔。對於全面徹底「否定文革」,當然更「不服氣」:「這不,還是毛主席有遠見,資本主義這不真的復辟了?!」

邱會作(1914∼2002)不服氣「公審」,回憶錄說鄧小平:「如果說毛主席晚年有什麼錯誤的話,他最大的錯誤就是看錯了鄧小平。鄧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勢後掘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祖墳’。」邱甚至認為應該搞一點個人崇拜:「個人權威一點不搞,也不行吧,連個權威都沒有了,也不行呵。」

二○○四年,九旬老翁李作鵬(1914∼2009)上書中央,再三為林彪鳴冤:「⋯⋯‘擁護’變成錯誤,拍馬屁拍到馬腿上,烈馬揚腳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裡,慘不忍睹,臭不可聞。毛澤東對待幾十年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親密戰友,多麼無情無義。」

級別較低的上海文革弄潮兒朱永嘉(1931∼),學出復旦歷史系,文革時上海市委大批判寫作組總負責人,為王洪文講解《後漢書·劉盆子傳》,且為姚文元《評〈海瑞罷官〉》「重要贊助者」(參與寫作)。復旦史家朱維錚:「評《海瑞罷官》如果沒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準,也不可能寫出來。」文革期間,朱永嘉深得張春橋、姚文元器重。四凶被抓,朱永嘉高呼:「還我江青!還我洪文!還我春橋!還我文元!」真正鐵桿「三種人」。文革結束後,隔離審查五年,一九八二年領刑十四年,八八年提前釋放。七十歲的朱永嘉對來訪者說:「我們當年看中的人(按:指余秋雨),現在不也很紅麼!」

二○一一年,戚本禹在香港再出《評李秀成》,還是那麼崇毛迷毛,無限懷念的還是那段「崢嶸歲月」。再讀他那篇成名之作,「無產階級專政」、「農民起義」已那麼遙遠、隔閡,本皮都已被完全顛覆,依附其上的戚氏之毛,還能有什麼價值?徒留赤蹤吧?

紅衛兵領袖譚厚蘭死蒯大富中風

紅衛兵「五大領袖」先甜後苦,早早星光黯淡。北師大女將譚厚蘭(1937∼1982),其文革「功績」是砸了曲阜三孔(孔府、孔廟、孔林),毀壞文物六千餘件,燒燬古書兩千七百餘冊,字畫九百多軸,砸碑千餘座,包括國家一級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一千七百多冊。一九七八年四月,逮捕下獄;八二年六月免於起訴;此前查出子宮頸癌,保外回老家湖南湘潭治病;八二年十一月去世,終身未婚。如今,譚厚蘭仍「揚名」曲阜。一九八○年代就將她的「打砸燒」銘記在「三孔」遊客告示牌上。

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1945∼),七一年因「五一六」隔離審查、開除黨籍;七八年再以「反革命」被捕,領刑九年,八三年出獄後蟄居川中都江堰,先在一個街道商店當臨時出納,後被軍辦貿易公司聘為副經理。

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1945∼),六八年底隔離審查,六九年十一月分配湖南株洲工廠;七一∼七五年,再隔離審查,七八年四月逮捕,八三年領刑十五年;八七獄中通知「寬大」獲釋,回到原單位,後調至深圳,入某國企任總經理;二○○三年內退。

清華大學蒯大富(1945∼),領刑十七年,出獄後與朋友合作經商,似乎接近「大富」,但深圳不准落戶。後在山東獲得護照,可出國旅行。公安禁止他接受記者採訪。一位與蒯有交往的文友告知:蒯至今還有「六八年情結」,四次中風,已住進養老院,行動不便,妻子離婚。清華學友評曰:「一個真正的悲劇人物!」

余秋雨:公開賴帳第一人

文革後再「起來」的這派,「一號」非余秋雨莫屬。他們深知文革髒臭,雖然身下壓著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絕不承認與文革的關係。

余秋雨在直面個人歷史的勇氣上,智商之低、勇氣之弱,很令絕大多數國人看不懂。他偏偏不肯認帳,狀告古遠清、肖夏林等「誣蔑」,激起社會共憤,忽忽然形成「揪余派」。最後越描越黑,弄得全國皆知余先生確有「文革小辮子」,還是「石一歌」主要筆桿,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的「第一號種子選手」。

比較典型的文革遺老心態是,看空了,不願提,人生入暮,歲遠事了,大徹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對塵世。估計佔到一定比例。

火氣最大的是《歐陽海之歌》作者金敬邁,其港版文革回憶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滿對文革的控訴與不平,激情反思,無人能及。

多數對改革開放不無嘲諷不評論

文革弄潮兒回憶錄的一個共同特點為避評當下,字裡行間對改革開放不無嘲諷輕蔑。聶元梓、徐景賢、朱永嘉、郭鳳蓮均如是。

倒是老粗吳法憲(1915∼2004)對改革開放明確讚揚:「我親眼看到了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隨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過比較,我認為這才應該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從內心裏擁護我們黨改革開放的根本國策。」

邱會作晚年也承認:「鄧小平改革開放有功,了不起。」「我真心地為鄧小平、趙紫陽的農村改革大聲叫好!鄧小平好福氣呀,他‘摸著石頭過河’,頭一腳就踩了個正著,向前跨了一大步。」林彪四虎將中,數邱會作文化程度最高,思考能力最強,回憶錄也寫得最好,但對赤潮禍華這一根本問題上,邱會作盡顯時代侷限,無有一點點反思。

吳法憲之子吳新潮,「九一三」前為瀋陽飛機製造廠軍代表,「九一三」後,他懵然不知原委就被關入地下室,久不見天日,一段時間竟失明。後發落陝西一偏僻農場餵豬、干農活。他揣著一根電線隨時準備自裁,但從未付諸行動。他有一幅對聯:「活著沒信心,去死沒決心」。這撥「紅二代」從不承認自己是「黑二代」,黃永勝之子黃春光激動地說:「我認為我們仍然屬於這個黨。」

大寨「鐵姑娘」郭鳳蓮(1947∼),自由亞洲電臺女記者採訪她「大寨人感到‘包產到戶’有利還是不利?」郭答:「現在已經習慣了,一樣。」記者問:「從改革開放以來,農業政策的變化,您的感受如何?」郭答:「我感到還可以吧。」再問其他,就答咱們就不要多講了吧,我講不清楚。

文革漸走漸遠,遺老們也一點點走進厚厚史褶,成為歷史的垃圾堆。惟赤潮留下的意識形態腳手架仍未清除,還有相當後滯力,整個國家運行在歪斜的意識形態轍道上,不僅「自由」距離國人十分遙遠,說點真話都還那麼困難哩。至於各大社會顯弊,成為真正「特殊國情」,怎麼辦?讀書人只有一聲潼關長嘆!

(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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