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是改革阻力大 是改革動力不足


【看中國2013年12月03日訊】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在北大法學論壇上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前景》的演講。在演講中,張維迎指出,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依賴於勞動力成本等後發優勢,現在這些後發優勢在消失。而如果一個國家用貨幣政策和利率來維持增長,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就是跟著老虎跑,最後累死了,另一種把老虎尾巴放開,老虎把你吃了。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張維迎稱,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需要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過去三十年中國的企業靠套利和模仿創造了巨大財富,現在這種套利空間越來越少,更多的要依靠創新。這就需要政府為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創造更好的條件:把權利關進籠子裡,保護私有產權,改革就是不斷地把私權歸還給個人。

「我們的權力沒有關在籠子裡面。現在是有權力的人提著籠子到處關別人。」張維迎談到。張維迎認為,既得利益並不完全是改革的阻礙,相反,既得利益也可能變成改革的推動者。如果既得利益不能變成改革者,那這個改革就沒希望了。

張維迎表示,現在不是改革阻力大,而是改革動力不足。「改革前25年和現在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不是沒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現在的阻力比那時候強大多少,而是說那時候改革的動力比現在要強得多。那時候有那麼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為一種使命。」

以下是發言實錄:

支撐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優勢在消失

張維迎:我講一下中國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前景。首先講我們對經濟增長的判斷,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趨勢性的,第二個是週期性的。從趨勢性的角度來講,中國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之後,經濟增速有一個趨勢性的下降、下調,大家普遍認可的在7%左右。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們的後發優勢,包括勞動力成本優勢、資源成本優勢、國際市場的開放等。這種後發優勢現在都在消失:勞動力供給下降、環境成本快速上升、國際市場變化。

第二個是從週期性角度,首先2009年之後,中國政府實行了非常強的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都是零增長、負增長,中國維持9.2%的增長,但我們為這個增長付出了巨大代價,這個代價到現在還沒全部表現出來或者最大的代價還沒有到來,這是我們下一步面臨的困難。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未來一兩年內,中國經濟可能有一個巨大的困難。

寬鬆貨幣政策是抓老虎尾巴

這裡我引用哈耶克的比喻,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用貨幣政策和利率來維持增長,他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那麼我們想像一下,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就是你跟著老虎跑,最後累死了,另一種你把老虎尾巴放開,老虎把你吃了。

今年6月份可能就是想放開老虎的尾巴,但是差點被吃掉,就是當時的「錢荒」。所以很快又抓起來,現在仍然抓著老虎的尾巴,但是這是沒有辦法持續的,因為下一步可能爆發問題的是地方債務,估計有20多萬億,好多地方其實已經還不起了。地方政府還不起債就會影響到企業,有很多企業給政府做項目,但拿不到錢。

未來經濟增長潛力靠企業家精神

我剛才講的一個是趨勢,一個是週期,再看更長遠的話,就是經濟的增長潛力怎麼樣,這個潛力就是市場規模,包括我們工業化、城市化。亞當 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強調市場規模對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市場規模帶來分工,分工帶來技術進步。所有這些東西靠什麼?靠企業家,不是靠政府官員,不是靠貨幣政策,但是很遺憾,我們現在好多人仍然都把維持經濟增長的希望寄託於貨幣政策,寄託於財政政策,寄託於政府的投資。如果我們不能發揮企業家精神的作用,經濟增長保持7%都很困難。

我們今天所有消費的東西,特別是新產品都是企業家精神開發出來的。企業家能做什麼事呢?我總結企業家有兩個基本功能,第一個就是發現不均衡,第二個是創造不均衡。均衡就是所有的資源、要素都得到了最有效地利用,沒有盈利的機會。也就是說,如果經濟屬於均衡狀態,每個企業賺的收入全部是彌補成本,不存在經濟利潤。實際上我們知道不是這樣,企業家發現不均衡,發現賺錢的機會,利用這些機會賺錢,然後使得資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越來越多人運用這個機會,市場就會趨向均衡。

第二個功能,是打破不平衡,或者叫創造不均衡。假如市場已經屬於均衡狀態,比如大家都在使用電腦了,電腦飽和了,那這時候蘋果公司生產出iPad,它就打破了原來的平衡,那就可以賺錢。打破平衡主要靠的是創新。

以這樣角度來看我們過去30年,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發現不均衡,利用不均衡叫套利,以及模仿。套利有三種方式,一種是跨市場的套利,你發現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貴,然後你從四川運到北京就賺錢,這樣的企業家就是商人。另一類企業家是跨時套利,比如說預計明年某種產品會變貴,那麼他就現在開始儲存,或者現在開始生產,到明年就賺錢。還有在金融市場套利,這種套利行為類似一種投機。第三種套利就是要素市懲產品市場之間套利,比如說有好多人無所事事,但有好多產品供不應求,你只要把這些無所事事的人組織起來從事生產,那麼你就可以賺錢。過去30年大體就是這樣,搞投機倒把、鄉鎮企業都可以賺錢。但這個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間在傳統產品市場都飽和了,你看現在什麼都不好賣,飽和了,套利空間越來越校我們模仿的空間也越來越小,中國原創性的技術很少很少,甚至沒有。即使我們有創新,這個創新也是在外國原創性技術上做一個改進而已,而我剛才講到了,這種後發優勢慢慢都在消失。所以中國下一步的關鍵是什麼?就是中國企業家能不能從套利行為轉向真正的創新。

創新是什麼?創新就是有一個想法,這個想法大部分人沒看到,所以你說出來不會獲得認同,但是你能夠把它變成市場可接受的產品和服務,這時候你就會為經濟增長做貢獻,你也會賺錢。而這種創新一般時間都比較長。今天支持我們經濟增長的好多的產品,30年前沒人想得到。同樣可以說,30後這個國家經濟的主要的產業、行業,現在大家都想不到,這就是企業家的功能。在40年前比爾蓋茨要製造軟體,想像這個軟體要變成未來每個人都用的東西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 100年前,亨利 福特那個時代,汽車已經有了,但是汽車只是富貴人家、有錢人使用的產品,沒人會想到普通人應該有汽車,但是福特想到了,所以就引進了流水線,生產出了普通人用得起的汽車。

改革就是不斷地把私權歸還給個人

那麼企業家精神怎麼被開發出來?那就是看我們的體制。目前來講我覺得我們體制當中存在好多障礙,大的障礙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經濟體制,第二個方面是政治體制。就經濟體制而言,首先是國有部門太強大,國有部門的強大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尤其像我們這麼大的國有部門,要創造所謂的公平競爭環境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我們做什麼事都得審批。我們學法系的同學都知道,這個社會當中哪些權力應該是個人的,哪些權力應該是政府的,就是私權與公權的劃分。我們國家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很多私權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斷地把私權歸還給個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第三就是金融市場不自由。企業家的一個想法要變成產品,要形成市場,需要大量的投資,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話,創新就得不到很好資源。

好在我們過去20來年有很大變化,就是外國基金進入中國,幫助中國很大的忙。但是我們仍然看到大量的儲蓄在無效地使用,其中無效的一部分是借給美國人,給他也帶來了麻煩,其實對我們麻煩可能更大。還有就是大量金融資源仍然被國有企業佔有,比如說信貸資金,國有企業拿到信貸資金的成本比民營企業要低大致一半,國有企業的利率5、6%,民營企業在10%以上。

還有一個方面是私有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現在的民營企業家,有些犯罪被抓起來,財產很快被處理了,這個本身是違法的。因為我們知道一個人犯罪,處理他財產要等法律判決之後,但是很多地方不遵守這樣的規定,如果企業家被無罪釋放,要收回財產都很難。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體制,沒有獨立的司法制度,權力沒有關在籠子裡面。現在是有權力的人提著籠子到處關別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再一個就是尋租和腐敗。這兩個是相關的,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政府權力過大,一定會產生腐敗。在腐敗的情況下,企業家賺的錢不一定是靠創新,有一部分是靠尋租,就是搞好和政府的關係。比如我們看到高科技領域,有些人寫好申請、找到關係、拿到國家幾千萬的錢,幹嘛去了?瞎花了,這個現象非常嚴重。我們現在教育科研經費都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使用的比例非常低。當然我們要有更長遠的眼光,現在過分關注的都是今年下半年怎麼樣,明年上半年怎麼樣,其實對於國家更關注未來十年,20年,甚至30年。

中國未來30年應該建立這樣一種目標,就是如何建立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社會。我們的改革都應該在這個大目標的前提下做。具體來講我覺得經濟上進一步自由化,市朝。政府大量的權力應該廢除,就是說把政府侷限在公權的範圍內,不應該侵害私權。我要特別強調一點,那就是私有產權制度,私有產權的保護,依賴於法律,也依賴我們的司法制度。

既得利益要變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我們要實行的變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認為是既得利益的阻撓,但是我這兩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你看歷史上好多偉大的變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領導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變成改革者,那這個改革就沒希望了。馬克思本人不是無產階級,馬克思岳父是大的貴族,他的小舅子當部長,馬克思過的生活也不是無產階級,他在英國生活,那時候英國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鎊,但是馬克思一年的生活費是400多英鎊。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個資本家。這個例子說明,說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決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為我們有理念,我們的觀念,我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變成改革者?我覺得有三種可能,一個就是觀念、理念,包括我們共產黨,共產黨的創始人沒有幾個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地主、資本家、軍閥、舊知識份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沒有辦法解釋他們的行為,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鬧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所以引起了中國天翻地覆的歷史性的變化。從古希臘梭倫、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華盛頓,再到鄧小平,他們都是出於理念在改革。美國的廢奴運動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國婦女的放腳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第二個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間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動人類進步、社會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好多的變革發生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遠大於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包括現在政教分離,就是宗教和國王的矛盾推動的。法國大革命也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矛盾推動了啟蒙運動的出現,導致了最後的法國大革命。西方社會的民主與法治,一開始不是在全社會範圍出現,而是在貴族、統計階級內部出現。為什麼呢?因為在這之前他們也是有好多特權,但是他們利用這種特權相互傷害,最後大家就找到了一個妥協,那就是尊重了相互的權利。原來在西方,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開辦公司都是特權,不是權利。要得到國王的特許,或者是得到議會的授權你才能夠創業。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就是東印度公司,那就是一個國王授權的壟斷公司。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具體來說英國在1844年,法國在1867年,美國在1842到1851年期間,特權就變成了人權,就是成立公司不再需要通過特許了,註冊就可以了。按照我們過去階級分析的觀點,我們強調社會矛盾主要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其實這個真的不是這樣。你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比工人和資本家矛盾要大得多,同樣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也比工人階級要大的多,再華盛頓遊說反對中國的都是美國工人階級,而不是美國的資本家,美國的資本家都支持中國,美國工人遊說反對中國,因為中國廉價產品進口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那還有一種非常重要,就是統治階級是不是意識到變的必要,或者有沒有這種危機感。我特別喜歡舉的一個比喻就是華盛頓的故事,華盛頓1799年去世的時候,他的遺囑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後,就把他277個奴隸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後就把這些奴隸都解放了,有人問她為了這麼著急把他們都解放了?她說我不想生活在那種盼我死的人當中。華盛頓為什麼要廢除奴隸?是因為理念,華盛頓太太為什麼要廢除奴隸?她有一種危機感,因為她不廢除的話這些人可能會害她。

看中國的歷史,比如清朝,死皮賴臉不改,最後想改了,要實行憲政了,但沒機會了,所以最後就發生了辛亥革命。

我們中國下一步變革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理念可以正確可以錯誤,領導力可以弱可以強。最好的組合就是正確的理念、強的領導力,最壞的組合是錯誤的理念、強的領導力,當然還有其他次好的。強的領導力可能走向兩個極端,但是我覺得變革期間沒有強的領導力真是不成。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改革前25年就是有一個好的理念,也有比較強的領導力,過去十年改革倒退就是我們理念倒退了,但好在領導力不是特別強。

現在不是改革阻力大 是改革動力不足

我們未來會怎麼樣?大家都知道改革的阻力確實很大,但是大家不要以為80年代、90年代改革沒阻力,沒有既得利益集團。任何體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沒有既得利益集團計畫經濟不可能維持那麼久,蘇聯也不可能維持那麼久。那改革前25年和現在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不是沒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現在的阻力比那時候強大多少,而是說那時候改革的動力比現在要強得多。那時候有那麼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為一種使命。很多人說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我覺得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是先有共產黨執政才有國有企業,不是有了國有企業才有共產黨。為什麼說現在的改革動力不夠呢,因為現在我們的政治家很少,官僚很多。

未來十年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窗口期,我們新一代領導人由於特殊的歷史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們或許會保持足夠好的,強的領導力來推動改革。如果我們錯過未來這十年,我覺得中國下一步的路怎麼走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所以我希望經過三中全會之後,能夠明確好多應該做的事,下一步就是好多事情怎麼去落實。我們過去好話說的已經很多,包括改革,但是最重要的是落實,如果再沒有落實的話,我想更多的人會更失望,以後再好的說法大家也可能就沒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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