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中國應堅決和公有制訣別


【看中國2013年12月05日訊】中國現在的社會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社會。一方面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經濟增長率,百姓的生活水平空前地提高了,現在平均一個人每月的工資相當於30年前一年的工資(以購買力比較)。中國人享受了自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和平發展的30年(這中間的173年大體上可分為六個30年,改革開放的30多年是獨一無二的和平發展的30年)。這樣的成就被全世界稱為中國奇蹟。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上恐怕也能算是極其了不起的一段繁榮昌盛時期。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情況又糟糕得出奇。政局非常不穩,維穩成了當局的首要任務。社會中各種衝突層出不窮,暴戾之氣空前高漲。城管與小販互相殘殺,病人殺醫生,百姓殺當官的。文革已經過去40年,但是還有人開批鬥會,舉著標語牌打倒誰誰誰。在全球大多數國家廢除死刑的背景下,中國還在大批執行死刑。儘管冤死了不少人,現在照殺不誤。聯合國號召反對死刑,但是中國大多數人贊成死刑,甚至要求恢復凌遲處死壞人,讓他們知道厲害。馬路上吵架的人居然把對方躺在嬰兒車裡的小孩舉過頭猛往下摔死。文化革命毀掉了中國幾千年建立起來的道德觀。用殘暴代替了仁愛,用鬥爭代替了禮讓。道德作為社會中人與人的粘結劑蕩然無存。

現在文革中極端的做法已經停止,但是新的價值觀並沒有建立,沒有一個牢固的判斷是非的堅實基礎。由於政治上的需要,說假話成為風氣。更使道德觀的重建愈加困難。由於基本價值觀的缺失,庸俗思潮乘虛而入。這就是全民向錢看,一切都為了賺錢,錢主宰了一切。好的方面是導致了經濟的高增長,壞的方面是社會迷失了方向,個人的人生觀被扭曲。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國人的價值觀經過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

滿清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是傳統的儒家價值觀。但是鴉片戰爭使傳統的價值觀受到了衝擊。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的洋槍利炮。於是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這個爭論尚未結束,上個世紀初就有馬克思學說傳入中國。

到1949年馬克思的價值觀正式成為中國的統一價值觀。全國人民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努力,中國社會形成了非常一致的信仰。它經受了餓死三千多萬人的三年災荒,一波接一波傷害了上億人的階級鬥爭的巨大考驗而人心沒有渙散,百姓判斷是非的標準並沒有動搖。但是文化大革命和蘇聯垮臺,共產主義的信仰已經沒了根基,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產主義。

由於對外開放和人員大量的對外交流,西方價值觀大量進入。例如過去不被重視的個人隱私權,現在成為許多矛盾的焦點。中國進入價值觀大交鋒的時代。

儘管改革以後中國人逐漸接受了多元化的價值觀,拿憲法修改來看,我們已經不再堅持公有制(承認私企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承認要保護私有財產),不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接受了人權、法治、憲政等重要的現代價值觀。但是舊的東西很難放棄。特別是馬克思關於剝削、勞動價值論、階級鬥爭的學說還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環境下,這些說法有大量的同情者。他們以階級鬥爭的學說為武器,成為社會重大的不安定因素。

在上個世紀初,剩餘價值、剝削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曾經獲得全球三分之一的人的認同,從而出現了全面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經過近一百年的實踐,證明消滅了「剝削」的公有制,其毛病比私有制更大。絕大多數公有制國家先後改弦更張,放棄了這一套理論,開始走上階級和諧,共同致富的道路。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理應更有深切體會,應該更堅決和這套理論訣別。可是我們錯失良機,至今還在勉強堅持著它。這就妨礙了中國社會接受新觀念的進程,因此中國社會不能形成統一的價值觀,更沒有大家一致的標準來判斷是非。這樣造成的混亂是可以想像的。

雖然歷史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構成的,但是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變化的總趨勢應該是越來越明顯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憲政,是歷史演變的總趨勢。也就是孫中山在百年前說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從執政者的長治久安來考慮,我們是不是應該及早認定方向,促進全社會盡早搭上潮流的班車,不要再一次被歷史甩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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