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一代俊傑至死不明白的悲劇人生

【看中國2014年03月14日訊】我的大伯劉導生於二0一四年一月九日去世，享年一百零一歲。他是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也曾是在世的最後一位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學生領袖，他的去世預示著老一代共產黨人的消亡。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導生大伯是我奶奶的大弟弟的長子，一九一三年生於江蘇省豐縣劉小營鎮。一九二七年，導生十四歲時來到北平投奔我的奶奶，自此他再也沒有回過家鄉，從此跟隨已是共產黨人的我的奶奶、他的四姑走上共產革命之路。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導生一到北平，奶奶就托共產黨員胡玉升(又名胡健)幫他補習功課。胡玉升曾是奶奶任教的香山慈幼院的畢業生，後考入北平師範大學讀書，他在給導生補習功課的同時引導他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奶奶也對導生灌輸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還介紹他去讀一本名為《三十三年落花夢》的書，書中主要描寫孫中山在倫敦的患難經歷，作者是研究孫中山的日本人宮琦寅藏，此書對導生這個鄉村少年影響巨大。導生到北平一年後的一九二八年秋考上北京師大男附中，入學半年內就加入了共產黨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並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參加「反帝大同盟」組織的遊行示威。那天，六十多個激進的高中學生，一路高喊口號遊行至南新華街，砸了國民黨的區黨部，與警察發生衝突，一行人全部被捕。為救導生出獄，奶奶輾轉託人，先找到自己的老友國民黨元老熊觀民，熊觀民又找到國民黨元老鄒魯，經鄒魯介紹找到北平警備司令楚溪春，費盡周折才見到獄中的劉導生。

一九三三年夏，導生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導生剛入北京大學那兩年，正是北平地下共產黨頻臨滅亡之時。根據時任中共河北省委代理書記朱理治回憶，當時，北平只有十餘名共產黨員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時，國民政府又發動了一次大逮捕，僅剩的幾名共產黨員全部藏匿起來，停止了活動。到秋天時，日本進犯華北迫在眉睫，國民政府為了備戰抗日而無暇他顧，放鬆了對共產黨的鎮壓，北平共產黨又開始暗中蠢蠢欲動。導生就是在這共產黨九死一生的關頭參加了共產黨，成為北大學潮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並與北平其他大學聯合共同發起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場學生運動使北平地下共產黨死灰復燃。

那是一九三五年十月的一個下午，導生在學校遇到了數學系的同學俞啟威(後改名黃敬，中共建政後任天津市第一任市長)，倆人相談甚歡，一拍即合。俞啟威是共產黨員，他馬上介紹劉導生加入了共產黨，並與北大僅有的兩名共產黨員一起建立了秘密的北大黨支部，導生任黨支部書記。

當時導生手下只有兩名共產黨員和三名共青團員，他們這幾個人在北大學生中宣傳鼓動，與其它大、中學校頻繁聯絡，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聯合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最後，經北平市地下共產黨委員會決定，全北平的各大學聯合起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舉行大遊行。

一二·九學運發起後，共產黨黨中央決定把共青團改名為中華民族抗日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劉導生擔任民先隊總秘書長。

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北平市共產黨委員會決定由導生負責建立北平民先總隊部秘密機關和印刷廠，完成此項任務的同時導生還和俞啟威建立了民先隊的共產黨黨組，由俞啟威任黨書記。半年內，民先隊由初創的三百多人發展到了一千二百多人。

一九三六年四月，北平市地下共產黨委員會決定由導生代表北平學聯和華北民眾各界救國會去上海參加兩個代表大會：全國學聯代表大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代表大會。在全國學聯代表大會上，導生被選為全國學聯主席。

學聯大會結束後，導生又得到共產黨北方局的任務，要他前往保定、石家莊、太原、西安、開封、鄭州六個城市去檢查和推動民先隊的工作。走前，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當時叫老魏，中共建政後任北京市共產黨委員會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在一家公寓約會導生。彭真對他說：「河南形勢很緊，不安全，你就不要去河南了。」可是，導生沒有聽從彭真的勸告而去了河南，果然在河南被捕，並被作為中共要犯準備押解南京。慶幸的是，在押解路上，他趁看守熟睡時跳窗逃走，連夜逃回北平。可是，這第二次被捕使得北平共產黨組織失去對他的信任，停止了他的組織關係，取消了他的黨籍。

導生是個很堅持的人。他並沒有因此而另擇它路，而是堅持自己的清白，並依仗著他在共產黨組織中的人脈，堅持在共產黨組織中做事情，同時堅持要求共產黨組織恢復他的黨籍。當時正當一九三七年日本大舉侵犯中國華北的當頭，在這戰亂時期，已無人有心顧及導生的要求。他只好在一九四0年不情願地重新入黨，但是他仍然一有機會就向黨組織提出恢復他一九三五年黨籍的要求。

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建政後，導生到北平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再當面向新任國家副主席的劉少奇提出要求，要中央恢復自己一九三五年的黨籍，劉少奇答應交中央組織部辦理。一九五0年七月十五日，中央組織部反覆調查後決定恢復導生一九三五年的黨員資格。經過整整十四年的堅持和周折，導生的黨籍問題終於得到解決。可是，事情並非那麼簡單，一九五五年五月又有人對他的被捕提出疑問。

當時導生正擔任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青年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調閱了劉導生的有關檔案案卷，便親自啟程去開封反省院實地瞭解導生的被捕情況。胡耀邦可謂足夠認真負責，可是他卻搞錯了一個關鍵之處，他誤以為導生是從開封反省院逃脫的，而實際上導生是從河南省國民黨黨部的二樓逃脫的。

胡耀邦看到開封反省院銅牆鐵壁，層層嚴密把守，犯人就是插翅也難逃。他開始對導生逃出虎口的說辭產生了懷疑，回到北京後他便決定對導生停職審查。

導生當時正作為團中央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參加江蘇代表團的小組討論，主持會議的上海市長柯慶施突然通知導生，中央組織部要他馬上去一趟，有要事。導生立即前往中央組織部，一進中央國家機關黨委第一書記安子文的辦公室，就見到安子文正和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交談。安子文劈頭就對導生嚴肅地說：「你寫的歷史材料態度不端正，要立即停職反省，重新認真交待。」這突然的指責使導生一時摸不著頭腦，不知從何說起。導生苦思冥想，最後覺得安子文所指的歷史材料一定還是他交代的一九三七年被捕和逃脫的歷史，看來黨組織還是懷疑他。

導生回憶錄寫道：「胡耀邦同志主持召開了一個小范圍的批判會，對我進行面對面的批評幫助。焦點是要我交待清楚：一九三七年被捕後，是如何逃跑出來的;認為我寫的村料是胡編亂造。有同志說，你的歷史材料像是寫傳奇故事，而且說得很周密，簡直寫成福爾摩斯的小說。有的說，國民黨的監獄，像銅牆鐵壁，你怎麼可以逃得出來呢?還有人說，你不要自作聰明反被聰明誤，應對黨忠實，如此等等。」導生委屈地解釋說，他是從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後樓的一間空房子裡逃出的。胡耀邦這才意識到自己查看錯了地方，當即又指派了一位幹部再去開封實地查看，此人看了國民黨河南省黨部舊址的現場後向胡耀邦和中央組織部做了匯報，證實導生交代的情況屬實。

中央組織部專案組又花了一年的時間對導生的被捕和逃出作了調查。他們找到了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新舊交替的兩任書記長，又找到了當時看守導生的兩位武術學校學生，同時也找到導生逃出後借給導生衣服和車費的詹潤生，這些人作證所寫的情況與導生的交代完全吻合。專案組還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中找到當時河南省國民黨黨部發往中央黨部的兩封電報：一封是劉導生被捕後河南黨部邀功請賞的電報，說是已捕獲中共要犯劉導生;另一封電報是在劉導生逃出之後，河南國民黨黨部就其失職向南京總部請求處分的電報。這兩封電報的發現，使導生掙紮了十八年的疑案終於真相大白。

但是，後來文化大革命一來到，導生即遭厄運，這個被捕問題又成了他的眾多罪名之一。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六月份，導生就被作為「黑幫」揪了出來。他幾年前就已從團中央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任副部長。六月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峰與人合寫了一篇文章登在了黨報《人民日報》上，揭發劉導生在一九六四年去山東組織了一場孔子討論會，給孔子三鞠躬，對孔子頂禮膜拜。除了這個「尊孔」罪名外，另一個罪名出自中共中央委員康生一年多前的一個批示，他在導生一九六四年十月寫的「四清」總結報告上批示說導生是「貴族老爺態度」。導生看到批示後，第二天就找到康生，問他此話作何解釋。康生輕描淡寫地說：「我只是燈下隨筆，你不要緊張。」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成為不可一世的人物，他的這個心血來潮的「燈下隨筆」便成了導生致命的一大罪狀。而導生十年前已澄清的第二次被捕的問題此時又成了問題。另外，他還有一個更嚇人的罪名是「招降納叛」，因為他曾在一九六一年批准接收了已被定為右派的歷史學家瀋元為學部研究員。這純是我奶奶給他惹的禍。

瀋元在大學時因為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勞改農場勞改兩年，期滿後在一九六一年回到了北京。瀋元的母親與我奶奶是朋友，她托奶奶給瀋元找工作。奶奶看到瀋元的歷史論文實在是才華橫溢，就把瀋元介紹給正在社會科學部當權的導生，導生又把瀋元介紹給社會科學部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黎澍看了瀋元的歷史論文拍案叫絕，馬上決定把瀋元破格調入學部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員。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一來，瀋元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牽連著導生也背上「招降納叛」的罪名。後來，瀋元被批鬥得走投無路，化了妝去馬里駐華大使館尋求庇護，結果被與中國友好的馬里使館拒絕，還把他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局，並於一九七0年槍斃，死時才二十八歲。

劉導生性格本就嚴肅自律，在共產黨這部絞肉機中做官，他變得更加僵化寡言。他屬於他那一代典型的共產黨員：雖仍有一定人性，但對黨衷心不移，在人性和黨性發生衝突時，他必會站在黨性一邊。他一生沒有整過人，歷次運動都是挨整的角色，但對共產黨這部絞肉機沒有絲毫認識。中共建政後，這類共產黨官員早已遠離人民，他們自身的那一點點人性對這個邪惡至極的極權制度不會有絲毫觸動，挨整時連招架之力也沒有，劉少奇也毫無例外。所以，那些迷信共產黨內部會出什麼改革派開明派的人們都是在那自欺欺人地瞎掰。一葉知秋，導生的經歷說明瞭這一點。

一九三九年時，導生親歷了共產黨發動的「肅托」(整肅托洛斯基派分子)運動，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被共產黨打成叛徒、特務拉出去活埋的慘狀，他痛心地把山東湖西地區和微山湖以西地區十五個縣的「肅托」運動的殘酷鬥爭細節都一一記錄了下來。他的家鄉豐、沛地區也深受「肅托」運動之苦，我奶奶的外甥、導生的表兄朱本立是沛縣共產黨的領導骨幹，在「肅托」運動中竟被活埋。後來，導生又親歷了土改和「三查」、「三整」運動，在這次運動中他公開反對肉體上消滅地主和殘酷整肅黨內幹部的荒唐行為。為此，他遭到濱海地委書記的批評，說他同情地主，有嚴重的立場問題，並調離他去五蓮縣的華東局黨校學習。

導生是在一九四三年三十歲時結婚的，妻子是八路軍一一五師戰士劇社的臺柱子演員高勵。那年高勵二十四歲，因扮演曹禺名著《雷雨》中的主角四鳳而在當地非常出名。

一九四九年初，導生升任中共山東分局青年委員會書記，隨後便到北平參加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對參會人員說：「我們有一個劉導生，還有一個劉道生，倆人只有一寸之差。」

導生一直做青年學生的組織工作，後來又在團中央工作，與胡耀邦關係非常密切。按說，做青年學生組織工作的他應該是個有青春朝氣和思想活躍的人。但在我眼中，導生大伯卻是個性格木訥僵化的人。我爸爸告訴我說：「導生大哥比我大八歲，我從小就怕他，因為他特別嚴肅。他考大學時，我娘問他，導生啊，你怎麼只報北大一個名額啊，如果考不上北大怎麼辦呢?他說，四姑，我考不上北大誰還能考得上?他考上北大後，成為學運領袖，帶領北大學生上街遊行，激昂地走在隊伍的前頭，高高的個子，一頭濃密的黑髮，長眉亮眼，真不愧人稱的北大美男子。當時正上中學的你的兩個姑姑都暗戀他呢!可是進城(指中共建政)剛不久，他的魅力和色彩就全然消失，竟然消失得那麼快!一九五二年我剛調進北京就去看他，十五年沒見，我心中的大哥一直是那個走在隊伍前頭的朝氣蓬勃的北大美男子。可那次見面我看到的竟是一個僵化的沒有思想沒有語言的官員，我太失望了!」

我感到，導生大伯雖欣賞我爸爸的學問和文筆，但對這個小弟的反叛性格和活躍思想也深感失望。一九七八年我爸向他提出想去中央黨校工作，他立刻就給時任中央組織部長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胡耀邦打了個電話，說自己的弟弟劉珙很有學問和文采，想去黨校工作。胡耀邦馬上表示同意，並吩咐手下人去通知黨校和爸爸的工作單位外文局，只一個星期就把我爸調到了中央黨校。可是黨校的文化氛圍與外文局截然不同，那裡教條僵化的黨文化氣氛令人窒息。爸爸只在黨校工作了半年就又要求重回原單位外文局。

導生大伯已經習慣於共產黨這部絞肉機中的為官之道，可我的反叛的爸爸卻從始至終都對此不能習慣。一九八三年，爸爸以中國新聞代表團團長之職訪美期間叛離中共。這件事情對導生大伯一定震動很大，他不與我家來往了。一九八六年，在我赴美之前，我媽媽特別告誡我：「你走前不許去導生家告別，他早就與我們劃清界限了。再說，你這一走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不知中國以後是什麼樣子呢，所以你也不要去兩個姑姑家告別了，我看她們也不願沾咱們家的邊兒了。」

從那時起我就深深地感到，這個制度殘酷地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親情關係。我知道導生大伯最看重我，因為在一九九八年我回國探親時，八十五歲的他聽說我回來了，不停地對他女兒說：「讓曉東來!讓曉東來!讓曉東來看我!」

導生大伯的長壽與他嚴肅自律的性格、簡單的飲食和健康的生活習慣有直接關係，而且他從來不會發怒也不會大聲說話，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隱忍持重的男人。而他的演員出身的妻子高勵雖苗條美麗卻情緒化。奶奶一次笑著告訴我說：「高勵不知為何生氣了，一頭撞嚮導生，把導生撞了個屁股墩兒，導生站起來靜靜地說：‘我走，去四姑家。’」我爸還告訴我說：「文革剛過不久，高勵不知為何生了大哥的氣，跑到胡耀邦家訴苦，囉囉嗦嗦地說了一大堆數叨導生的話，胡耀邦竟也有耐心聽她那些女人家家的話!不過高勵的最後一句文革語言讓胡耀邦聽不下去了，高勵操著山東口音說：‘我看他(導生)就是個黑幫!’胡耀邦終於忍不住說：‘高勵同志，國民黨我們還要團結呢，更何況劉導生!’」

由於導生大伯隱忍持重的好性格，他的婚姻生活始終是幸福平靜的。由於他們夫妻倆都是漂亮人，他和高勵阿姨養育了四個美麗女兒，加上美麗的高勵阿姨，導生大伯被五朵金花圍繞著。

導生大伯去世後，我跟我大姑姑的二女兒、我的二表姐通了電話，二表姐曾在北京做了三十幾年的媒體人。她告訴我，她寫了一篇名為「悼念導生大舅」的文章。文章中有寫到：看看今天的社會狀況，這根本就不是導生大舅當年追求和嚮往的美好社會。當年他們熱血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的社會。二表姐說，許多報刊不敢登她這篇文章，由於她認識北京晚報的主編，所以經過刪減後北京晚報在第一版登出此文。二表姐還說，她又給新華社幾個部門打電話，國內部說要請示上面，國際部說要考慮考慮。

放下電話，我陷入沉思。當年導生大伯那一代左傾激進的年輕人確實滿懷共產主義「美妙」理想。但是他們到死都不明白，為什麼共產主義這一如此「美好的理想」會導致共產極權這一如此邪惡的制度?問題就出在共產主義「否定私有制」的核心價值上，它美妙外表所掩蓋的這個邪惡核心是完全違背人性的，因此共產主義是不可實現的。要想強硬地實現共產主義就必然導致暴力屠殺和共產極權。馬克思的這句話最能體現其激進態度，他說：「共產黨人的道理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廢除私有制。(「The theory of the Communists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single sentenc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導生大伯那一代人的盲目追求造成了中國幾代人的災難。如今，我們已經看到，共產極權制度毀我祖國之山河、斷我中華之血脈，連子孫後代都不得安寧，導生大伯能安息否?!

三妹劉曉東於芝加哥

二0一四年一月三十日完稿

来源:首髮香港《前哨》雜誌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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