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3月29日訊】在我們這塊「充滿希望的田野上」，商店裡很難買到真貨，社會上更難聽到真話，但人們買到假貨常要求退換，聽到假話從沒有人要求賠錢。這可能是劣質假貨的害處一目瞭然，輕則經濟受損，重則人命關天，所以對劣質假貨無不怨聲載道，而假話對日常生活好像影響不大，說假話者既不必打草稿，聽假話者也不必掏腰包，久而久之大家對假話都習慣成自然，許多人在假話橫行的社會環境中還玩得很轉。你看，人們紛紛跑到海外港澳搶購貨真價實的進口奶粉，你見過有誰跑到海外去搶購進口的「真話」？
豈止不向別人「搶購」真話，送上門來的真話也全盤拒收，箇中原因是人人都喜歡用真貨，但並非人人都喜歡聽真話。古代很多說真話的諫官，不是貶官就是喪命，唐代魏徵能善始善終算是特例之一，那些對唐太宗與魏徵君臣遇合的讚美，字面上是稱頌太宗的器量，紙背後是羨慕魏徵的命好。杜甫從左拾遺貶官多年後還在哀嘆：「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這位偉大詩人會寫詩但不會拍馬，一板一眼地學習匡衡和魏徵「抗疏」，不明白事非其主便言違其時，他失寵只是個時間問題，貶官華州司空參軍要算是不幸中的萬幸。的確，杜甫算不上真正的倒霉鬼，不知多少人成為說真話的冤魂。延安時期的王實味就是其中之一。1942年3月發表於延安《解放日報》上的那篇《野百合花》，不過對當時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有點意見，對那裡的特權主義有點牢騷，對共產主義社會有點理想化，偉大領袖便認定這是在「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整風時一口咬定「王實味是托派」，1962年在擴大中央工作會議即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又稱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杜甫說真話只是丟了官銜，王實味說真話則丟了性命。從最近出版的蕭軍《延安日記》可以看到，王實味文章中說的是真話，1986年黨和政府也給王實味平了反，證明黨也肯定他說的屬於實情。但願被害的人死後真有靈魂，讓王實味能深切感受到天理昭昭.
在《真話集》裡，巴金先生曾不無沉痛地說：「十年浩劫那段黑暗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說真話’就是其中之一」。巴老這段話很容易給80後的青年造成假象——好像「十年浩劫」之前大家都在說真話似的。很多人對巴金老人的《真話集》推崇備至，其實這本《真話集》並沒有全說真話，至少上面這段引文說的就不是真話。人們「不說真話」的「壞習慣」，既不是始於「十年浩劫」，也不會止於「十年浩劫」。為什麼巴老偏要說人們「不說真話」是「十年浩劫」才染上的惡習呢？他寫《真話集》的時候，中央對文革已經進行了全盤否定，而反右只是定性為「有擴大化傾向」，延安更是誰也不敢非議的「革命聖地」，所以，批文革很保險，談反右有風險，講延安更危險。可見，巴老深諳「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的密訣——他只在「某時」說真話，也只說「某時」的真話。真話中有假話，假話中藏真話——這便是他那本《真話集》給我的強烈印象。在名為《真話集》的書裡，作者仍然不敢大膽地說真話，這才是我們時代最有喜感的「歡樂頌」。我沒有半點責怪巴老的意思，他那一代人說真話的代價實在太高，他本人在各種運動中歷盡磨難。說兩句真話，賠一條人命，這種血本買賣有誰願意做呢？
古人早就有「禍從口出」的告誡，季羨林先生也留下「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的名言。對於我們這些升斗小民來說，「假話全不說」很難，「真話不全說」更難，前者難在我們達不到那種誠實的道德境界，後者難在我們拿捏不準該不該說的分際——什麼真話該說？什麼真話不該說？什麼真話只能說一半？什麼真話可以說全？這些都是「說話」的「高難度動作」，在我看來簡直「難於上青天」，除非像季羨林先生這樣的智者，大概很少人能熟練地掌握這種語言「絕活」。
更要命的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我們到底是在說假話還是在說真話，有時連自己也根本分辨不清，有時自己甚至完全意識不到。從我模糊記事到毛主席逝世，這十幾年歲月給我留下最深的烙印就是飢餓，我直到十幾歲看到米飯還流口水。但自己在中小學作文中，從來都是說「生在新社會多麼幸福，長在紅旗下多麼快樂」！想到正在受苦受難的臺灣同胞，有時還有一種時代的自豪感。自己身體一邊在忍飢挨凍，口中一邊說自己幸福溫暖。並不沒有人強迫我必須這樣說，我本人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在撒謊，對這一切至今我仍然大惑不解。那時班上的同學同樣都在餓肚子，同學們作文也同樣都慶幸「生長在紅旗下是多麼幸福呵」！我從沒見過哪個夥伴在作文中傾訴自己如何飢餓，如何寒冷，如何痛苦。老師並沒有批評我們這樣寫太不誠實，我們也覺得這樣寫是理所當然。一回家就翻箱倒櫃找東西吃，一看到媽媽就喊「餓死了」，一到學校就說「多麼幸福」，一個小孩「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轉換為什麼如此「老練自然」？顯然這不能完全歸結為愚民教育的結果，從小就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真比狐狸精還要狡猾，這哪有半點「愚昧」的氣味？
所謂「真話」，就是筆下之所寫和口中之所言，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感。是什麼原因讓中小學生，在公眾場合一張嘴就言不由衷？是什麼文化讓小孩從小就表裡不一？俗話說「童言無忌」，是什麼環境讓兒童也心生畏忌？是什麼力量讓天真的兒童也不敢吐露真言？
在沒有任何人脅迫的情況下，明明自己飢腸轆轆，作文中卻要寫「我多麼幸福」；明明自己正凍得瑟瑟發抖，大會上偏要說自己「生活多麼溫暖」。並非我們都天生麻木，否則為什麼在家裡會對父母喊「餓」？並非中國兒童都是天生的怪物，誰在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不會撒謊？這只是表明社會瀰漫著恐怖氛圍。最近出版的《畢業之後——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個「反動學生」的經歷》（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一書，記載了文革前西安航空學院學生陳秉祺，1963年臨近畢業時，因私下跟幾個好友聊過甘肅家鄉餓死人的情況，被好友舉報後打成了「反動學生」，從此他就從「天之嬌子」變成了「社會渣滓」。一個學生假如只知埋頭讀書，不熱心學校的政治活動，就可能被說成是走「白專道路」而遭到批判，要何況說自己正在忍飢挨餓，那更是在「給社會主義抹黑」，要是定下「醜化偉大領袖，誣蔑共產黨」的罪名，自己這輩子就別想有穿頭之日，家人也肯定要跟著遭殃。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裏，說謊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在一個病態的社會裏，說真話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可是，如果在自己家裡只能說恭維話，家庭就成了家人的墳墓；如果在自己國家只能唱讚美詩，國家就成了人民的監獄。
家長的告誡，課內的教育，課外的熏染，正面的開導，反面的教訓，外在的恐怖逐漸內化為小孩精神的恐懼，外面嚴酷的氣氛慢慢給他們心靈罩上濃重的陰影，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孩子，緊張恐懼變成了他們的潛意識，內心畏畏縮縮最後又變成了生性膽怯懦弱。這是奴隸意識的一種生成過程，從小就養成陰柔怯懦的奴性，成人後就變成奴才的後備軍——被打後還要聲稱「舒服」，被姦時還要假裝高潮，被殺前還要「謝主隆恩」。一個習慣了奴隸生活的奴才，天生雙膝就是用來下跪，天生雙手就是用來鼓掌，天生一張臉就是為了陪笑，天生一張嘴就是為了喊爽。
我現在不瞭解中小學生在作文中是否敢說真話，但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兒童，與我們小時沒有多大差別：說話還是央視的腔調，樣子還是標兵的做派，活像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我們兒歌的常見主題是「晒幸福」，最顯著的特徵是沒有半點童趣，大家來聽聽紅遍大江南北的兒歌《祖國的花朵》：
我們是祖國的花朵，
陽光下盡情唱著歌。
看我們幸福的生活，
像花兒五彩的顏色。
如此快樂幸福的兒歌，讓「廣闊天地」裡無數留守兒童來唱可能非常動聽，讓眾多輟學小孩來唱必定更加感人。
說假話一旦成為習慣，說真話就會十分彆扭；說假話既然非常坦然，說真話肯定就很不自然。個人如此，國家亦然。大家不妨翻翻49年後的新聞報紙，差不多天天都是形勢大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新聞更是天天達到興奮的高潮，張張《人民日報》都在「放衛星」：農業生產日以繼夜地創造人間奇蹟，水稻小麥產量連上帝也覺得不可思議，工人生產的效率更是史無前例，頻傳趕超英美的發明喜訊，不斷突破科研的世界第一。直到今天，報紙仍舊是豐收的捷報，電視仍舊是勝利的凱歌，人們調侃央視「新聞聯播」說：「前面十分鐘英明領導工作很辛苦，中間十分鐘中國人民生活很幸福，最後十分鐘西方人民日子很痛苦。」更有人刻薄地嘲笑央視新聞說：「央視的新聞聯播，只有日期是真的。」謊言公然招搖過市，真話就不能露頭，「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當社會群體都在撒謊的時候，說話會「賣關子」才算成熟，會「打太極」才算老到，而一針見血則是幼稚，吐露真言更是偏激。私下常與幾個同事聊目前教育，大家無不痛心疾首，但在公開場合誰都「不願多言」。前段時間，我寫過幾篇討論大學教育問題的隨筆，自己便成了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沒想到小文章捅出大漏洞，一位好友笑我是惹事生非的「憤青」。顧名思義，「憤青」生理上應當年青，若不是為人實在太「嫩」，五十多歲的老頭誰還會去當「憤青」？
四周空氣中充斥著謊言，每個角落裡怎麼可能沒有水貨？社會上很難聽到真話，生活中怎麼可能會遇到真人？各行各業都在造假遮掩，神州大地上怎麼會有真相？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從小不敢說出自己的真情實感，長大後張口就只能吐出謊言；說假話要是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做起壞事來就一定沒有底線。西安、吉林、湖北等地幼兒園，為了保證小孩出勤率以便多賺銀子，長期給小孩餵獸藥「病毒靈」。這幾天大家都對此事極為憤怒。給小孩餵獸藥的人，自己也無異於禽獸！只要能騙到更多金錢，寧可完全喪失人性。作為一個大學教師，昨天另一條教育新聞同樣讓我震驚：前南京市長季建業在蘇州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學位論文為教授代筆，他本人甚至未參加論文答辯。過去人們詬病政府要人讀博士是「走過場」，季建業干徹連過場也懶得走。這不是高官到大學「混文憑」，而是大學向高官「進貢文憑」。博士一畢業便在中國人民大學做博士後，第二年很快承接國務院「重點科研項目」。他的人大博士後出站報告被專家評為「視野廣闊、觀點新穎，具有針對性、創新性」。蘇州大學的前身是東吳大學，與臺灣的東吳大學是姊妹學校，中國人民大學更是我國的著名學府，一個歷史悠久，一個根正苗紅。作為社會像牙塔的大學竟然如此骯髒，大學裡的博士生導師竟然如此墮落，大家可以想像我們社會爛到了什麼程度。如此卑微地向權貴獻上文憑，與一個妓女給嫖客獻上肉體有什麼兩樣？把這樣的大學博導和妓女扯在一起，真是玷污了妓女的「一世英名」。如果瞭解到有些專家教授是多麼齷齪，我敢肯定妓女羞與這些傢伙為伍。
前天官方報紙上追問：我們的社會信任到哪裡去了？我倒想追問一下這家官方報紙：我們這個社會值得信任嗎？
前文化部長王蒙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乳業協會會長說「現在是中國牛奶最安全的時期」，央視說「現在是中國最強大的盛世」，人民日報說「現在是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我相信這些社會名流說的句句都是真話，官方媒體報導的件件都是實情，現在我們要做的只是在酒足飯飽之後，泡一壺臺灣的凍頂烏龍，等著當世的李白和杜甫降生，等著歐洲日本人來中國搶購奶粉，等著強佔南中國海的菲律賓向我們下跪，等著一直搶佔著中國釣魚島的小日本向我們求饒，等著美國人排隊向中國大陸移民……
有一則窮損古巴的段子說：一隻古巴狗隨船偷渡到美國，上岸時遇到一隻美國狗。美國狗好奇地向它打聽古巴狗的生活。古巴狗十分得意地說：「在古巴，我吃得飽，穿得暖，每天還有電視看。」「那你偷渡到來美國幹什麼？」「有時還想叫兩聲。」
(原文標題：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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