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田探礦權獲利百億為何能得逞？

【看中國2014年04月24日訊】國有資產被賤賣，有時甚至賤的出奇，這種事在國內極多極廣，特別是在經濟轉型時期，說所有國有資產都存在這個問題有點武斷，說大部分存在，應該是事實。《新京報》4月14日的深度報導中披露，陝西靖邊縣580平方公里國有煤田探礦權被三家民營公司低價收購後轉讓獲利十倍以上，就是一個例證。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北京事通恆運公司」、「北京聯眾博通科技中心」、「陝西億華礦業3家公司」三家企業為獲得580平方公里的煤田探礦權，竟突破了種種的政策限制，包括國家發改委的總體規劃限制，中石油的油氣避讓限制，國土部的暫停審批探礦許可權制。3家公司繳納了不足10億元的協議出讓價款後，旋於第二年轉讓公司股權，其中2家公司獲利上百億元。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其實，靖邊煤田的探礦權是以「歷史遺留問題」的方式申請下來的。業界人士稱，這三家企業要獲得探礦權，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獲批，這看似不正常的審批，實際上都是為了規避國家國土資源部的規定。難怪陝西省國土廳勘查處處長魏雄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連說三聲「不可能」。

據說，能幫助這三家公司能突破四大「限制」，是一位具有官方背景的周姓商人。這與10年前發生的滕尚富、羅剛等人打著香港公司的名義，以20多億萬獲得河南欒川縣價值4700億元的貴稀金屬鉬礦資源如出一轍。據說滕、羅也有很深的官方背景，他們同樣利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了超越人們預料的巨額財富。

不過，滕、羅的行為受到時任洛陽市委書記的孫善武等市委、市政府領導阻撓。他們對不符合囯家正規程序的把國有資源出讓給境外企業，損害國家和當地群眾利益的作法提出異議，並採取了相應的阻撓措施。隨後，滕、羅通過特殊關係動用到了國家機器，從天而降的專案組來到洛陽，將孫善武「雙規」，後被判死緩。

雖然以權勢壓人，權力腐蝕人這個現像在中國大量存在，但是像周姓商人、羅姓商人從「衙內」一躍而變富豪，卻是中國獨有的「特色」。為什麼別的地方沒有這個「特色」呢？除了制度這個關口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區別，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是私有制，國家通過政策措施來調節經濟，但沒有自己的財產，國庫全靠納稅人出錢來充實。政府花錢要有嚴格的程序，要受全國監督，官員及其親屬貪起污來談何容易？可是中國就不同了，它基礎是公有制，其經濟命脈都集中政府手裡。政府則是由官員組成的，名義上是「公有制」，實際上是「官有」。

所以，有權的官員或者子女甚至不必犯傻去「貪污」，他們拿著高官的批條，或者某高官給主管官員招呼一下，就可以撈到成百上千平方公里的礦山。據專家估計，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國有資產每年損失量達5000億至6000億，約佔當年GDP的6.6%至8.6%。

那麼，國有資產為何頻頻遭遇賤賣？國有資產損失或潛在損失為何成為家常便飯？為什麼靖邊煤田探礦權獲利百億能得逞呢？究其原因是，由於某些權勢人物的介入，國有財產在變賣中常常被低估，一般情況下，無人反抗，即使反抗，最終將遭到報復。

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管理制度存在不少問題。公有制是全體勞動者根本利益的一種經濟制度安排，國有資產就是要建立人民群眾與國有資產生死與共的關係。靖邊縣煤田被賤賣背離了這一原則。

我們常常驚嘆於某些人為何會一夜暴富，這在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事，那些鋼鐵巨頭、石油巨頭，哪個不是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資本積累？而在中國，某些人憑藉與政府官員的關係，通過賤買國有資產，即便一點不生產，也能使財富幾何級增長。

從這一案例中，我們不難發見，這種生死與共關係的建立，必須依賴人民民主的擴大和對政府機構及其公職人員的權力監督。因此，我們建議，不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有資產的賤賣，還是最近幾年國有資產的賤賣，都該對歷史問題來一次清算。靖邊縣煤礦資源賤賣一事，既然已經曝光了，希望中央有關部門徹查此案，給靖邊百姓一個交代，也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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