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歸來者背後——文革犯人出獄記(下)(組圖)

2014-05-23 19:20 作者: 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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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歸來》劇照

【看中國2014年05月22日訊】思想犯:重新打開思想翅翼

1979年,刑滿釋放的楊曦光走出湖南建新農場,這個聽起來很不錯的地名當然只是勞改犯人「艱辛」的諧音。楊曦光在「文革」中由於發表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觸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領袖,獲刑10年。出獄之後,這個頂著「反革命」帽子的名字當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楊小凱,就是以後在中國經濟學界震鑠當今的名字。


楊小凱

作為一個「反革命」刑滿釋放犯,楊小凱被釋放後沒有工作。他在父親家閑居一年,此後受雇於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校對工。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科院實習研究員,因思想犯歷史被拒絕。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終於在院長於光遠支持下被錄取,從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學術界的機會。

由於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後楊小凱的出國申請通不過,由總理委託劉道玉辦理才成行。出國後的楊小凱逐漸成為國際知名的數量經濟學家,被認為是「中國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人」。但不幸這一可能性未能變成現實,楊小凱在56歲的年齡去世,早年在勞改營裡的艱辛積累了身體欠賬。

作為思想犯,楊小凱「歸來」的歷程仍是幸運的。胡風和路翎走出高牆的時候,已經大部分喪失了才華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輝一去不回。他們費盡心力寫出來的晚年文稿,達不到基本的發表水平。他們由思想者變成了時代的化石。

底層思想犯的歸來更是歷盡輾轉。上海中學生劉文忠「文革」前夕因為和哥哥劉文輝投遞「反革命」傳單、批判「文革」和偉大領袖被捕,哥哥槍決,劉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籃橋監獄度過十餘年,「文革」結束後才平反獲釋。

回到社會卻不甘於工人身份的劉文忠,不顧小兒麻痺的身體短板下海,販打火機賣羊毛衫炒股票經營化妝品公司,終究賺得不菲身家,卻因意外在飛機上獲贈一本《古拉格群島》,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遺志,出版囚徒回憶錄和劉文輝傳記,並遊歷東歐諸國寫作新海國圖志,思考社會道路,為反思歷史保留一手資料和提供個人視角。

思想犯歸來,是當代史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間產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獄時年紀尚輕,很多人熬過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開思想翅翼的日子。

在當下著名的歷史學者中,有好幾位在政治年代有著牢獄經歷,包括大名鼎鼎的楊奎松、瀋志華、王學泰諸位先生,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思想史的一個獨特現象。楊奎松固屬短期入獄,王學泰和瀋志華則都數年坐牢,王學泰入獄之前已被打成「反動學生」勞改多年。瀋志華以「中央情報局間諜」罪名的入獄甚至是在「文革」結束後的「嚴打」風潮中。

王學泰出獄後任中學教師,以後致力於流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革命背後的「流民文化」本質,為當代史增添了新視角。2013年他的《監獄瑣記》出版。他的個人生活則極為儉樸,穿著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狹窄的家屬樓裡。


王學泰

瀋志華出獄後下海經商,多年打拼之後回歸學術界,以血汗巨資複製蘇聯解密檔案,為當代史研究提供獨一無二的資料庫,成為思想者「歸來」的奇蹟。

平民:無法歸來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嚴祖佑的兒子是律師,近年代理了幾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當年的勞改勞教犯們期滿後留場就業,在「文革」結束後選擇回到上海,卻沒有工人身份,自己營生餬口,到退休年齡卻沒有工齡,無法退休拿社保,年過七十仍舊賣茶葉蛋開雜貨店度日。

這些人都是嚴祖佑介紹給兒子的當年獄友,他覺得自己不能不關心這些事。和因為思想犯罪幾度入獄的嚴祖佑不同,這些獄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運動的年代裡由於所謂「耍流氓」或者打架鬥毆、小偷小摸入罪或勞動教養,從上海發配到市勞改局所屬的安徽白茅嶺和軍天湖勞改農場,期滿後又「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二勞教」,卻只有少數人得到了農業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還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勞動力」。

「文革」結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釋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時,農場出臺政策,規定留下來者可得到農業工人戶口,選擇回城者只能自謀出路。很多人選擇回城,嚴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沒有難倒出身知識份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卻把他的那些普通獄友們打入了今後數十年社會最底層,淪為黃魚車伕、燕子店小販和臨時工。到了老年,他們由於當初的「原罪」,成為社保系統之外的「局外人」,驀然發現當初自己雖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國家卻沒有承認他們的「歸來」。

相比之下,那些當年選擇留在勞改農場的人似乎顯得「明智」了。嚴祖佑回軍天湖探望期間,看到當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邊卻形成了龐大的「犯人村」,全是當年未返城的勞改勞教犯,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由於打工潮興起,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願意屈居僻鄉,犯人小區裡居住的多數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業的獄友們,這些人對自己以終身代價獲得了一個「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猶感慶幸。

嚴祖佑覺得這個「無法退休」的群體相當龐大,僅他接觸的獄友就有幾十位。比之於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構成了一部沒有聲音的《人曲》。

「文革」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雖然聲勢浩大,主要對象仍舊是遭迫害的老幹部和右派知識份子,並未完全覆蓋底層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綱上線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記錄片《罪行摘要》顯示,「文革」中浙江農村中十幾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農民,幾乎沒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後,他們各自頂著帽子,在冷眼和恐懼下度過餘生,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離婚,很多人打了一輩子光棍。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實際上,他們從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記錄片《罪行摘要》劇照

幾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區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遷的廢墟中,我見到過一位腰身弓得像蝦米的老人,像在一部電影的慢動作鏡頭中移過街頭,提著一個裝有兩個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飯。

這位老人當年是紗廠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營引發的上海工潮中領頭,向公方幹部索要被剋扣的獎金,事後入獄,在囚牢和農場度過數十年。

直到「文革」結束後歸家,他已經蛻去了當初的任何青春痕跡,變得小心翼翼,充滿恐懼,卻又時常忍不住偷偷切齒咒罵。他一直單身,和同樣被勞教過一直單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遷公司大錘敲破了樓頂、堆滿了垃圾雜物的老屋裡,每天到區圖書館看報紙打發時間,風濕病使得他的腰再也無法直起,只能像蝦米一樣前進。這個當年擁有青春、勇氣和技術的年輕工人,已經徹底在監獄和勞改農場被剝奪了任何的人生價值,剩下這個一無用處的軀殼,在大街上緩緩移過。

他沒有歸來,歸來的只是這個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過他的身體看到了廢墟圍牆上的大幅標語:堅決支持拆遷,配合世博會圓滿召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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