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幼年喪母，他的父親，兗州（今山東滋陽）司馬杜閑將童年的杜甫送到洛陽的姑媽（即杜閑的姐姐）家寄養。杜甫在姑媽家一直住到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元年（742）姑媽去世，此時他已屆而立之年。
這位姑媽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長齋茹素，精通佛經，其父杜審言（即杜甫祖父，約645-708年）是初唐有名的詩人，官至膳部員外郎。
《晩笑堂竹荘畫傳•杜甫畫像》
杜甫在三十一歲時寫的《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說她：「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杜甫對這位於她有救命之恩的姑媽十分敬重。杜甫自幼體弱多病，四歲時，與姑媽親子同時罹疾，姑媽求醫於女巫（中國醫學本源於巫，故「翳」字從巫）女巫暗示：「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姑媽，「遂易（親）子之地（楹之東南隅）以安（杜甫）。」在她的精心護理下，杜甫痊癒了，而她的親子卻夭折了。杜甫長大後得知此事，感動得涕淚交流。姑媽臨終時，遺言：「可以褐衣斂君，起塔而葬。」
杜甫在《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中，把姑媽比作《列女傳》裡魯義姑式的人物，評價極高，並說自己要「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以致當時一般人還誤以為杜甫是她的親子呢。
既然姑媽給杜甫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那麼她的信佛，必然會使杜甫對佛教產生濃厚的興趣。加之姑媽的丈夫是濟王府錄事參軍，這樣的家庭算得上是一個官宦之家，經濟比一般百姓寬裕，家藏佛教典籍也比一般信士多些。杜甫在二十歲以前，「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這「萬卷」中，自然包括家中隨處可見的佛教典籍。再者，杜甫在姑媽家居住的二十餘年，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開元盛世」，佛教（尤其是禪宗）空前繁榮，洛陽有舉世聞名的龍門石窟和白馬寺，如此濃厚的佛教氛圍，對杜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縱觀杜甫的一生，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畢竟佔據了主導地位，這導致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的詩人。
杜甫流傳至今的一千四百多首詩中，與佛教有關的約佔五十首左右，如杜甫早年所寫的《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云：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
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
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敘述許生從淨土宗聖地五臺山石壁玄中寺來，自己本來修慧可（487-593）、僧璨（?-606）一系的楞伽禪法，受到許生的啟發而轉向蓮宗。
又如《別讚上人》：
我生苦飄蕩，何時有終報。
讚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
還為塵世嬰，頗帶憔悴色。
……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詩中的「讚上人」、「讚公」是一位和尚，與杜甫關係很好。安史之亂時（756-757），杜甫成了叛軍的俘虜。至德二年（757）4月，讚公冒險為杜甫化裝，逃出長安，到渭南去投奔肅宗李亨。丞相房琯（697-763）當政時，他們都親近這位好談佛道的重臣。乾元元年（758），61歲的房琯被免相，貶為都汾州（今陝西彬縣）刺史。杜甫和讚公很同情他，作為左拾遺的杜甫曾上疏營救，結果被認為是房氏同黨，貶為華州（今陝西渭南）司功參軍，讚公則去了秦州（今甘肅天水）。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棄官攜家到了秦州，在此住了三月餘，生活上得到了讚公的很多關照，使患難中的杜甫銘感五內。分別時，他作了這首詩。
再如《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逕，江深隔寺門。
霏霏雲氣動，閃閃浪花翻。
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
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翠雲深處的山逕，大江對面的寺門，把詩人的思想引入了幽靜的古剎。飄飄的白雲，閃閃的浪花，使詩人的思想脫離了人生的苦海。不復知天之大，而只見佛之尊。這是進入禪林妙境後，思想上擺脫了塵世煩惱後得到的一種滿足。幾乎寫於同時的《陪李梓州等四使君登惠義寺》，杜甫先是勸說四個地方官「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繼而又自傷入道已晚：「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王右仲在《杜臆》中評此說：「公以作客之窮，真有學佛之想，故後詩屢及之。」
《山寺》云：
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
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
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描寫了山寺的荒涼凋敝，接著敘述了同游的梓州（今四川三臺）刺史章彞對這座古剎慷慨的施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結尾寫道：「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長律云：「囊虛把釵釧，米盡拆花鈿。」
錢囊裡空無一文，米袋裡空無一粒，只得典當妻子的釵釧、花鈿。「缺籬將棘拒，倒石賴籐纏。」
荒涼潦倒的村居生活，使早衰多病，心境悲涼的杜甫決計出峽求禪，追求人生直理。他回憶青年時期傾心禪宗：
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
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
（「雙峰寺」指湖北黃梅東西山寺，「七祖禪」指以「東山法門」標榜的神秀一系的禪法）
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
爐峰生轉眄，橘井尚高褰。
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
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
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
眾香深黯黯，幾地肅芊芊。
勇猛為心極，清贏任體孱。
金篦空刮目，鏡像未離詮。
這節詩，詳述了「門求七祖禪」的詠懷之意，俞犀月在《杜詩鏡銓•卷十六》，中說：「世亂而不得中興之佐，故望於鄭（審）、李（之芳）之心甚切，垂老而將為出世之人，故皈曹溪之念特深。」誠哉斯言！當時杜甫已面臨垂暮飄零之窘境，可說是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在思想的極度苦悶之中，他對佛學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濃厚興趣，把佛教教義當作支持自己的精神力量。「勇猛」一詞，出自《楞嚴經》：「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杜甫借用此，顯然是表示自己決心克服體弱多病的困難，追求人生真理。「心極」即是精神抖擻的意思。至於「金篦空刮目」，出自《大般涅盤經》：「盲人為治目故選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抉其眼膜。」（金篦是治眼病用的似箭鏃的手術刀）。
杜甫在精熟《文選》的同時，博覽群書，閱讀了《楞嚴經》、《妙法蓮華經》、《金剛經》、《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大般涅盤經》、《維摩詰所說經》、《圓覺經》、《賢愚經》、《大唐西域記》等佛教典籍。汲取了佛學中的精華，採摘了佛典中五色斑斕的果實，融匯貫通，化而入詩。使自己的創作題材更加擴大，想像更為奇特，詞彙更為豐富，創造出世界文學寶庫中的奇葩，成為站在時代巔峰上的詩歌巨匠。無怪乎清代楊倫在《杜詩鏡銓•卷九》中說：「釋典道藏，觸處有故實供其驅使，故能盡態極妍，所謂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良非虛語。」
如《謁文公上方》一詩，通篇用佛典禪語：
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
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
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詩聖悟禪的結果，是把詩、酒、王侯、螻蟻都看破了。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評此說：「詩有似偈處，為坡公（蘇東坡）佛門文字之祖。」浦氏認為，這一類猶如禪門機鋒的偈子似的詩，開了宋代禪理詩的先河。詩中有禪，作詩如作偈。至於《謁文公上方》中的「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用的是佛經中「摩尼珠」的典故（詳下）：「長者自布金」用的是佛經中「布金林」的典故（詳下）。蔣弱六評該詩說：「非讀破五千四十八卷，不能說出。」（見《杜詩鏡銓•卷九》）
肅寧上元元年（760）秋天，杜甫在成都草堂作了《賜蜀僧閭丘師兄》：
我住錦官城，兄居祗樹園。
……
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這裡的「錦官城」，是筆者故鄉成都的古稱。「祗樹園」在此指寺院。《大唐西域記》云：昔善施長者（須達）仁而聰明。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須達）願建精舍，請佛降臨；惟（舍衛國）太子逝多（又譯「祗陀」）園地爽塏（音kai，地勢高而乾燥），（須達）具以情告（逝多），太子戲言金布園林乃賣。須達即出藏金，隨言布地，建產精舍，為佛說法之處。這片園地，稱為「給孤獨園」、「給孤園」或「祗樹園」，前述之「布金林」典亦出於此。「軟語」指交談，系借用《維摩詰所說經》句：「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爭訟。」詩末四名是說；這個世界太黑暗了，爭奪殘殺太頻繁了，只有藉助無邊的佛法，才能普渡眾生、淨化濁世。《大般涅盤經》云：「摩尼珠投之濁水，水即為清。」仇光熬引《圓覺經》句：「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可見。」並說：「結出贈閭丘意，言其空明之體，可滌塵凡也。」（見《杜詩詳注•卷九》）
佛教的影響，使杜詩原有的沉鬱頓挫的風格起了明顯的變化。他的一小部分山水田園詩，接近五維風格。如《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霧嶂幾重?
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
黃白山評比說：「三、四句景中見時，與王右丞（王維）‘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過香積寺》）同一句法。然彼工在‘咽’字、‘冷’字，此工在‘凍’字、‘晴’字。」（見《杜詩鏡銓•卷十七》）另一首《大覺高僧蘭若》，楊倫也認為「風調頗似摩詰（王維）」。
杜甫在四川（主要是成都）生活安定的八年（759年底——768年）中，所寫的許多五言山水田園詩，都具有上述恬靜淡泊，與世無爭的風格，與他759年秋冬由秦州到成都旅途中所作的二十四著五言紀行詩迥然不同。如上元二年（761）暮春他在成都草堂所作的《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
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詩中的「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與王維《終南別業》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是王維最得禪趣的名句）如出一轍。至於北宋王安石（1021—1086）的名句「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則顯然是受了杜、王二公的影響。
又如，杜甫在郪縣（今四川三臺縣境內）牛頭山上和山下各作了一首五律，流露出較濃的禪意。其一是《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滾滾上牛頭。
無得能拘礙，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
何處啼鶯切，移時獨未休。
其二是《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
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
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二詩均景中寓禪，《望牛頭寺》後四句索性真接引用佛典。《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十》云：「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壇經》亦云「我此法門，以無住為本。……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唸唸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唸唸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唸唸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杜甫表示要斷除迷念，忘卻世間的善惡好醜，從政治漩渦的言語觸刺欺爭中解脫出來，他認為不論世事如何變化，只要自己無所繫縛，就可以安時處順，大徹大悟。
再如，代宗李豫大歷二年（767）仲夏，杜甫在夔州（今四川奉節）xiang西草堂（夔州人稱山澗流入江者為「xiang」）居住時，所作的五律《園》與王維筆下的輞川別墅有異曲同工之妙。云：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
碧溪搖艇闊，米果爛枝繁。
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
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餮。
原來，杜甫在xiang西的居處靠近市場，他嫌其喧鬧，於是靠著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幫助，在別處買了柑園四十畝以資偃息。這片小園與西居處隔溪相望，園旁筑有茅舍。此詩描繪作者清晨泛舟行視果園。這裡，憂國憂民的少陵野老儼然成了喜靜好孤的摩詰居土。
上面敘述了杜甫的這位「詩聖」與佛教（尤其是禪宗）的較深因緣。但是，研究佛教，對佛教感興趣與發心皈依佛教並不是一回事，檢索史籍，亦不見杜甫正式受三皈五戒的隻字片語。他一生嗜酒食肉的行為，均屬破戒，不符合作為一個居士應遵守的準則，而杜甫也確有自知之明，他所處的時代，佛教盛行，稱居士成風，而他卻從未自稱過居士，這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也不是一個正式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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