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我的白日夢(圖)

2014-06-28 18:53 作者: 劉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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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06月28日訊】我出生在1938年,正是抗日戰爭時期,戰火紛飛,血流成河,那正是血沃中華的年代。父親是醫生,奔赴抗戰前線搶救傷員。人民在犧牲,花兒仍要開放,那天父親剛看完蘇聯電影「戰地之花」,回來我就出生了。血花就成了我的名字。現在人不能理解怎麼用如此凶煞的名字。

父親為我取這個名字,可見他的出格。而血與花就是美與醜,樂與悲,善與惡,交替融會於我的一生。

我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父母離婚)的。沒有母愛的我,只能在自然中尋找愛和美。人們對孩子的教育往往是歌曲,歌中的詞加上美妙的曲就足以讓孩子一生受用。小時候有一首歌「飛飛飛,飛到花園裡,這裡的景致真美麗,有紅花鋪的床給我們休息,有綠草織的毯給我們遊戲。」我經常一個人在山野裡跟隨蝴蝶翩翩起舞,看見一角綠草地就想像是一片無際的綠毯;幾朵花兒,就想像是花的海洋。這些景致在我腦海中不斷提升,變成我的天堂。追著蝴蝶飛舞也就成了我第一個夢。

我夢想要成為舞蹈家。中學時,我擔任一班少先隊的輔導員,有一次上級要我動員一下隊員,報考上海舞蹈學校,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心事。我問遍了隊員,竟沒有一個願意報名。我很納悶,怎麼沒有人報名呢?當我向上級匯報時說:「沒有人報名,只有一個例外」。「誰」?當時我很難為情地輕輕地說:「我」。他們都笑了,說我的年齡已超過標準(要求13歲以下,而我已經15歲了)。當時我那麼地羞愧,好像自己是50歲的人想學舞一樣荒唐。(後來我真的50歲學舞),這二歲之差,像無情的棍棒一下子打碎了我的夢。

在1953年上海市第一屆體操比賽中,我獲得自由體操亞軍,其實我動作的難度不大,只不過優美的舞蹈震動了評委而已,從此我跟體育結上了緣。

因為彈跳好,我被上海跳水教練看中,在大學生跳水比賽中得了名次,為此,在空中飛燕展翅就常在我夢中出現。,我64歲時,在四川洞穴中施工,不慎跌入深淵,當時不由自主的下意識的展了兩次飛燕式,都未到底,到底後,一個滾翻落地,斷了13根肋骨,沒有死,這不能不是一次奇蹟。

第二個夢是彈鋼琴,我們班有一個會彈鋼琴的同學,名叫瀋旋,我生平第一次演出是她教我們跳的「半個月亮爬上來」,這首歌曲中美麗的半個月亮永遠留在我心中。她是學校的佼佼者,現在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任博導。很長時間我都以鋼琴區分人,從不以衣著。因為瀋旋就是一個衣著極普通的人,而音樂天賦極高。他們家姐弟6人,就有5人學音樂,可以開家庭音樂會。她是我的偶像,可惜我偏偏是個五音不全的人。

高中時,由別的學校轉來一個男生——陳維杭,他在我們班好像鶴立雞群一樣,那麼清高、瀟灑、會彈鋼琴,我對鋼琴一直有一種無言的崇敬。

有一次陳維杭邀請我到他家,並為我彈了一曲莫扎特的小步舞曲。聽到琴聲那麼美,像海浪,一浪一浪地沖洗我的心靈,我好像被架空在美麗的音樂的太空飄遊。我想世界上還有什麼像音樂這樣的美?我回到家偷偷地用紙畫了一幅琴鍵,在紙上練彈鋼琴,心中默默地念著聲音。這個夢苦苦糾纏了我三年高中時光,我家離他家不遠,我每天都看見他的家,房子裡有鋼琴,房子和人都因為鋼琴而變得無比美麗,這是一個中學生的初戀。

我還有一個好朋友——四妹,她名叫曾兆惠。我和她是小學的同學了。她是真正的貴族子女。她家從清朝開始。就有8個海軍要員,叔祖曾參加甲午戰爭,她爸爸是海軍司令。她很喜歡我,是因為我身上的野性,那正是貴族孩子所缺少的,而她的幽默,是女孩子中絕無僅有的財富。她膽小得像公主一樣,不僅怕老鼠,還怕蒼蠅、怕蟑螂,可她竟給蟑螂取可愛的渾名,——「郎郎」。有一次她洗澡,突然發現一個蟑螂,如同看見殺手一樣赤身裸體地奔出浴室,口中大喊「郎郎來了」把家人嚇的不知所措,她這麼驚慌,卻不忘記頑皮!

有一次她來桂林看我,走時順便問我,她愛人讓她在桂林買一種藥材——蛤蚧,她問我蛤蚧是什麼?我說像四腳蛇一樣的東西。她嚇壞了,說不要、不要。我說你回去如何交待。她說有辦法:我一回去就扑在他前上說,你要的東西帶回來了,我就是蛤蚧。

長大後,我們常通訊,她常在信寫完後附上一段玩笑:「最近我電了頭髮,照鏡子時發現自己很像十八世紀俄國的男人。」「最近我胖了,頭小腹大,活脫一隻澳洲袋鼠」「春節快到了,人們都英勇的殺進菜市場,我也抖擻起精神向前衝,但到了陣地前面,卻又畏於敵眾,落荒而逃。」

1960年困難時,她告訴我,一次在建築工地勞動,午餐時,見一個人手拿著2個饅頭,一邊走一邊吃,隨著喉結的一上一下,臉上露出一種滿意的神情。她自嘲地說,我竟為那一上一下的喉結而滴下幾滴淚水。一次她對我說,看見北京街上,常有人群圍著爭買臭哄哄的舊鞋子,感到十分悲涼。其實我也常想去看看,有否好一點的可以買。四妹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她太敏感,以致她很難在這種社會生存。她的不能同流合污是她一生中痛苦的根源,她學的專業是德語。不論她的業務如何出類拔萃,她的家庭(父親被劃作右派)決定她不可能太多地接觸外賓。有一次因為翻譯病了才讓她臨時上陣,一會兒工夫,她就讓德國專家捧腹大笑。她是如何讓外國人如此開懷的呢?可能他們第一次知道中國女人也有幽默吧!

四妹很喜歡模仿地方語言,那惟妙惟肖的聲調,真不像女孩子能有的天賦。她不僅一口純正的北京話,上海話、福建話(她是福建人)廣東話。德語更是她的專業,她還拾來丈夫的法語。四妹雖然學外語,但她的古典詩詞卻是上天對她的厚愛,使她的詩詞有極高的品味,如她在1976年的百字令「追夢」——「少年抱負,駕高鵬凌碧,收星拿月。九萬里風雲怒卷,一笑猶驅飛越。舞雪弓刀,生春筆墨,豪氣傾人傑。胸存滄海,巨濤狂勇崩裂。不信夢去無蹤,萬般尋覓,唯有秋聲咽。起看芳林寥寒滿盡,滿眼紅楓如血,夢兮歸來,歸來伴我,不與青春別!一腔心志,豈甘從此銷歇。」她的詩詞大有其浴血奮戰的祖輩之風,四妹看上去是纖弱的女子,而骨髓裡卻是剛烈的。我父親十分喜歡四妹,說她是第二個李清照。

四妹的古詩詞的光彩足以引起人們的重視,她被中央戲劇學院招聘教古典詩詞。她的課總是笑聲滿堂,許多留學生專等著上她的課。她是這樣吸引人。我想唐明皇被楊貴妃吸引,可能並不完全在姿色,她也必有四妹這樣的詼諧幽默。有次我和她說,我們老時可以相伴生活,她立即說那怎麼行,到時兩個老太婆對著相罵。四妹對我的影響可以說不僅僅文學的熏陶,而且是給了我一雙觀察生活特有的眼睛。

每當我們一起出外玩,她總能在所見過的人和事中發現可笑的故事。朋友都喜歡她,只要她在,總能發現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美。有時我們兩人一同回憶在上海看小人書的事,小人書中人物對話都是在說話者的頭上方用文字標示,決不會張冠李戴。四妹說最有趣的是一個人,手舉著杯子,仰著頭,張開嘴喝水,在頭上方加一句「咕、咕、咕」。頓時,我們兩人笑得前伏後仰。多少年過去了,每想起被四妹那無孔不入的幽默所引發的歡愉仍能綻放笑顏。我真想對四妹說:「世上與儂有幾人」。我身上所有的東西,並非來自我和家庭,是來自我的同學。當然也要感謝我父親,將我們帶到上海,否則也不可能有這樣高素質的同學。後我與她合作創作科教片「花」。(另文)

1956年高中畢業,我考取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專業,陳維杭考上北大物理系,在上海火車站我們揮手告別親友時,心裏是多麼的急不可待。

誰又會想到?在那裡等著我們的是史無前例的反右運動。

當時我18歲,反右時我們班正在北京西山實習測量,沒趕上反右,應該是我的運氣。可是回到學校,校方要我們補課,當時反右聲勢已經鋪天蓋地。補課,就是要大家對反右運動談談自己的看法,當時是由團支部書記領導開會,天天坐冷板凳,沒人敢講話。已經是放暑假時間,我特別想回上海。當年我還是團支部的組織委員,上面要求團幹部帶頭,我想早說早了,可以回家。我對反右一無所知,只好找報紙來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感到右派言論大多很正確,書記一再強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幫助黨改正錯誤。

當時年紀太輕,不知這是一個陷阱,我認為右派言論是對的,然後全班同學反駁我。當時生氣的是有不少農村來的同學,常對我說城鄉差別大,農民吃不飽,可是在會上,他們又批判我。我第一次看到人們的虛偽,說假話。同學們把補課變成了演戲,只有我不知道,還以為只有我講真話,還沒等到我因為說了真話而得意時,支部將我定為全校唯一的女右派。據說這是因為右派按比例還差幾個,補課是假,補右派是真,這一補,就是20年。在北大,陳維杭也被捲進來。

後來他告訴我,他被劃作極右份子,不是因為年齡小(當時他17歲)就要槍斃,他在鋼鐵廠勞改是十分可怕的,站在搖搖欲墜的竹跳板上,攪出爐的鋼水(溫度在幾千高溫),如不慎落入鋼水中連骨頭都找不到。後又在農場勞動,他的夫人吳小增,非常的賢慧,表現出中國婦女特有的對丈夫的忠誠,他們是在勞改農場結的婚,這一對是我見過的夫妻中最穩固,最相愛的。

我看他們戀愛時的日記,那是一本生與死,甜密和痛若,美與醜交織的史詩。我在後記中寫上一句——「世上有這樣好的妻子,我也想有一個」。6年勞改,陳維杭出來之日又碰上文化大革命,在辯論中紅衛兵早不是他的對手,紅衛兵們一怒之下,他被送進大牢,他在獄中又成為囚犯的領袖。毛澤東死後,他已是快40歲的人了,一耽誤就是22年,人生有多少22年!他並未就此罷休,又考上復旦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可以說他是身跨兩大專業——文、理。他的物理學使他可以修理很多機器,他曾在江蘇鹽城機械廠工作,有時廠裡主機壞了,全場停工,等他鑽進去修理,他常常一個人力挽狂瀾。他本可以修理我們的國家,以做出巨大的犧牲,但無能為力。他的哲學可以通解任何人想出來的思想。他好像在八卦爐中燒煉出來的孫悟空,無所不能,朋友開玩笑說:「陳維杭除了不會生小孩外,什麼都會。他現在在美國大學任教東西方哲學,還是牛津大學的科學教授。全家都在美國,他已不再是過去在上海時穿著畢挺的西裝短褲手夾著琴譜的翩翩美少年,而是身經百戰的駕馭人生航船的老船長。

我的處理是留校查看一年,雖然後來摘了帽子,其實摘帽右派和右派在政治上是同等的。我一直希望快畢業,分配到遙遠的邊疆,就沒人知道我的右派歷史,我不知道一個人的檔案要跟著人一輩子。畢業後我分配到廣西南寧植物園。人還沒到,職工就知道付所長用自行車帶來一個右派。在人們的心中,右派都是青面獠牙,沒想到還會是一個妙齡女郎,骨子裡透著大城市的時尚和青春。我本以為離開北京,到遙遠的地方可以重新生活,誰知生活的大門早已對我關閉。而南方大自然卻為我打開了大門。

我驚奇地看見村邊巨大的榕樹,它們的樹幹是那麼粗壯,枝幹伸展出來,好像在擁抱我的到來,在我倍受歧視的日子裡看見了寬容和接納。我從北方來,又學過觀賞樹木學,無論書中介紹的楊、柳、松等樹多麼美,都沒有榕樹給我的震撼力大,榕樹主幹與其它樹的干很不一樣,它們是由多個形態不同的樹幹組合成的複合體。每個枝幹又有自己特殊的形態,有的長滿樹瘤,傷痕纍纍,凹凸不平,有的樹幹互相盤結,猶如蛟龍翻滾,龍盤虎踞。如果說榕樹像建築,不如說他像雕塑。在樹木中,它永遠是王者風範,氣度不凡,村民將樹當作神膜拜頂禮。

這裡的奇花異草實在太多,所有植物的果實都是光潔漂亮的圓球形,而木菠蘿的果實卻長滿尖刺,其醜無比,像隨時可爆炸的地雷。怎麼相信它可以吃呢?最怪的是它和木瓜一樣,果實直接長在主幹上,像人體的乳房。菠蘿在這裡像草一樣又多又亂,在上海時,只吃過一次菠蘿,那是在罐頭裡被糖醃製的奇香無比的水果。父親要一片一片分給我們,我們眼盯著這塊晶瑩透亮的仙果,捨不得吃,先要嗅個夠。房間裡有一片菠蘿,全房間都是香的。沒想到小時候那麼珍貴的水果,在這裡如此的賤,賤得沒人吃,我也是第一次一個人吃一個菠蘿,誰知舌頭都出血了,據說是上火。這裡的生活與城市完全不同,自己從河裡挑水吃、上山打柴禾,一切對於我都十分新奇。

這裡職工大多是廣西人,他們羨慕我從上海來,當時全國好的輕工製品多是上海產,人們就以為上海是天堂。認為上海的高樓非常美,可我覺得充滿生命力的榕樹,要比國際飯店美,田間小路比上海的南京路美。線條優美的池塘,在塘裡悠閑玩耍的小鴨,農婦在碼頭洗衣,一幅幅如畫的景觀,讓我興奮,休息時我背著畫架去寫生。當時根本不會畫,把美景畫得一團糟。幸好,村民們卻不懂美術,他們第一次看見寫生的人,我想他們看我的稀奇,可能和我看到南方植物的新鮮一樣,都很興奮。以為凡敢出來畫畫的人,必是畫家,都向我投來尊敬的眼光。

分配在廣西,也算是對右派的一種處罰。長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分到山野如何習慣?我卻喜歡大自然中的一切,不知什麼原因,我還生性喜歡災難。大暴雨,洪水來時人們都驚慌,而我卻認為機會難逢,十分的欣喜。我想我天生是一個野孩子,在大城市裡生活10多年,一旦回到大自然,如魚放回水中。

植物園離城太遠,空餘時間沒地方去,我就組織大家學跳舞。本來我是作為專政對象,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怎麼反過來教他們跳舞?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大家都十分寂寞,讓生活快樂一點,我相信人們對快樂的要求,好像飢餓對食物的渴望一樣。

在上海度過少年,那是充滿唱歌跳舞的時光,這是一種文化,上海的文化才是上海最值錢的東西。群眾羨慕上海的輕工業品,我拿不出產品,卻拿得出文化,不用化錢,就可以分享上海。

職工被時時告誡防止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但誰又分得清資產階級到底有多少種類的炮彈呢?難道快樂也是一種嗎?

春天的野花開遍了山野,香氣瀰漫在田野,無處不在,這種沁人心肺的花香,摻和在空氣裡讓人自然的吸入,這種不計報酬的奉獻,也是我欣賞的人生觀。野薔薇花開時,粉紅的花成團成簇,沒有人去注意它們,成把成把的花隨你採摘,綠蔭如毯的草地隨你踩踏。

田野裡有一種野花,花為單瓣,像孩子一樣坦率而天真,花的顏色為五種,開花時自然分為五彩繽紛。因為葉子細小,風一吹來,全身抖動,好像舞蹈一樣。風有時輕有時重,有時快有時慢,花的波浪隨著風的指揮棒演奏無比美妙的交響樂章。這才是小時候唱的歌,「這裡景致真美麗」。

有時我一個人偷偷地在山野翩翩起舞,對大自然的喜悅之情如大江的浪濤,洶湧澎湃,按捺不住。

因內心充滿了美感,在給親友的信中也表露出來,也就是我後來寫的「忘卻的美」的雛型。

當時正值1961年,困難時期,大家都吃不飽,工人都自己開荒種玉米,我也種了些玉米,玉米熟了,就到老鄉家去磨成粉。

有一個工人秦繼誠,他帶我去磨粉,我先磨,他後磨,當時我心裏嘀咕,我留在磨盤的玉米都到他那裡去了,卻不好意思說。但他好像聽到我的心聲,就主動地在自己的玉米粉中裝滿一碗給我,在困難時期,大家都斤斤計較,沒想到他這麼慷慨,我心裏想,這不是小人遇到君子了嗎?

上海人幫助人,喜歡在明處,而廣西人幫助人在暗處,其實在暗處幫助人最有感動力的,心想這種人是可以托付終身的,我因此喜歡上秦繼誠。

這裡的工人大多是復員軍人,工資都不高,秦繼誠是高中生,工資最低,他從不叫窮,常常表現出一種貴族氣息,例如有一次大家進城玩,想看一場電影,誰去買票呢,推來推去,還是秦繼誠去買。看完電影,誰也沒想到要付錢,秦繼誠為此付出一個月的工資。

有時上級分一些肉給大家吃,難得一見的肉,誰也不敢分,最後就落到秦繼誠來分,分到最後一份肯定少,那只能是自己要。分肉本不是什麼大事,但從主宰人的刀下決定的是公平、無私。難怪西漢開國元勛陳平,要追溯到他少年為「宰」時的分肉食甚均。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人品。

在一次出外採集植物標本的途中,突然洪水滾滾而來,一時大家都驚恐萬分,不知所措,這時秦繼誠果斷地決定帶領隊伍立即衝出突圍,當大家到達對岸時,洪水洶湧澎湃地衝過來,晚1分鐘就被洪水沖走。

我弟弟從上海來桂林,說秦繼誠他長得像蘇聯小說,「青年近衛軍」的隊長奧列格。我喜歡他也是因為他的形象正如他的內心,高貴、坦誠和無私,後來我嫁給了他。

一年後我又轉到桂林,有一次參加原始森林花坪綜合考查,那裡有一個林業分部。因為沒有電,職工晚上的生活可想而知的寂寞,我又忍不住教大家跳舞。後來我的兒子長大去那裡玩,他們還記得我在那裡教過舞,一件小事隔了20多年,人們還能記住,它在人們心中如不滅的火種。綜考的生活也十分新奇,回來後,我畫了一組花坪考察組畫,當時一切行為都要組織安排,沒有人安排我,我自說自話地將生活組畫,貼在食堂牆上,大家以為右派又要搞什麼反動宣傳。但看到我用漫畫展現生活中的美時,都會露出由衷的微笑,不論當時政治如何窒息生活,但是生活像石板下壓著的小苗,千幸萬苦仍然要生長,如暴風雨過後,小鳥總要歌唱。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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