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我的運動人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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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10月05日訊】中共掌權那年，我滿16歲。兩年後，我考取了一所中等專業學校。入校幾個月「三反」運動就開始了。我們學校也不例外地要搞運動，並且揪出了兩個「貪污」嫌疑分子：校醫鄭某和同學黎某。鄭某是盜賣藥品，黎某是貪污伙食款（當時是學生代表輪流辦伙食，他當過一屆伙食團長）。我因家庭出身是貧農，進校後一直是積極份子，理所當然地當了「打虎」隊員，除白天走訪、收集材料外，晚上還當看守，監督鄭、黎二人寫交代材料。鄭醫生是外省人，以前在部隊工作，來校後，對學生態度和靄，看病也耐心細緻。我個人對他有幾分好感，所以在看管期中沒有難為過他。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鄭醫生的家住在離學校不遠處的農村。有一次我和另外兩個「打虎」隊員奉命到他家搞突然襲擊——搜查藥品，結果一無所獲。他妻子帶著個四五歲的小女孩兒一直低聲下氣向我們求情：「同學耶，我家老鄭連紅藥水也沒有往家裡拿一瓶兒，不信你們問問周圍鄰居。老鄭回來給他們看病都是開了處方叫他們自己去揀藥，說他偷藥賣實在是冤枉啊。我們一家老小全靠他，你們就放過他吧！」經過一個多月的內查外調，確實沒有逮住鄭醫生什麼把柄。最後學校只得把他請出禁閉室，恢復校醫工作。黎同學的遭遇就不一樣了，因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雖然最後據他自己交代，他只是偶爾在買菜時用公款吃點兒零食，並無巨額貪污，但最後處理還是被開除出校。

1955年「肅反」運動開始時，我已經參加了工作，在汶川、茂縣一帶勘測岷江水力資源，大隊部設在灌縣（今都江堰市）紫坪鋪。一天，從長壽獅子灘電站過來兩個人，專門向我調查表哥朱國強的歷史問題。表哥大我七八歲，當初和我一起考進水力發電學校。他解放前被抓壯丁，加入了國民黨軍隊。在一次和解放軍作戰中當了俘擄，經「學習」後發給路費遣返回家。「肅反」運動一開始，表哥歷史問題被揭開，他所在單位的保衛部門便對他窮追不舍。

剛解放時我們家在重慶小龍坎，娘娘（姑姑）在重慶陝西街一家綢布店當佣人。表哥被「遣送」後並未立即回家。他到重慶後先找到我娘娘，後才來我家，住了大約半個月。表哥的最大毛病就是愛「吹」，他說他在國民黨軍隊已混至連長，並曾和部隊駐地一漂亮女學生相愛……誇誇其談，天花亂墜，眉飛色舞，頗為得意。那時我只有十多歲，對他「吹」的這一切，只是當龍門陣聽，過後也就當耳邊風一吹而過。兩個保衛人員話沒多說幾句就直奔主題：「你表哥是不是當過國民黨軍隊的連長？聽說還帶回來一把手槍，你見過沒有？」我說：「他當什麼官我不知道，他自己說好像是什麼「長」，班長也是「長」嘛；至於手槍，即便有，他當俘擄要繳槍投降，哪還能讓他把手槍帶回來？」東說西說，二人無功而返。後來，表哥仍以「歷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勞改，直至1980年方才獲釋。我娘娘活到九十三歲，臨終前她才吐露真言：「朱國強是我檢舉的。」原來，我娘娘是佣工出身，解放後一直是街道上的治安積極份子，曾向公安機關舉報過多起案子，包括她原來的老闆；檢舉表哥，可算是大義滅親。

轉眼到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了。「陽謀」張開大網「引蛇出洞」。而我卻渾渾噩噩，全然不知大禍即將臨頭。運動前期，批鬥其他「右派」言論時，我踴躍發言，聲嘶力竭，儼然以「左」派面目出現。後來，輪到反「右」領導小組成員找我談話了，動員我要真誠地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對黨沒有什麼意見可提。想來想去，對勘測隊個別領導和有些規章制度還是有些意見的。提出來，幫助他們改進工作，對領導本人，對黨的事業還是有好處的。況且，我自恃出身成份好，跟領導提點意見料無大礙。於是我揮筆疾書，用幾十分鐘時間，一口氣寫了三篇大字報：

一、《寄語毛書記》。主要說該書記平時高高在上，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文中有「板著一副蒼白的面孔，令人見而生畏」等語句（後來批鬥時有人揭發我還說過該書記「演豬八戒不用化妝」）。

二、《跳舞隊長》。勘測隊大隊長（行政隊長，業務外行）是個舞迷，平時抓工作不力，跳交誼舞卻十分起勁。隊部駐灌縣時，每逢週六，他班都不上了，一心梳妝打扮，準備跳舞。在他的影響下，一時間全隊跳舞之風大盛。我在大字報中用了「上樑不正下樑歪」等語句。

三、《雞腳桿上剮油》。勘測隊裡有工人，有幹部（技術員、工程師，我屬技術員），同樣是在野外勞動，兩者的生活補貼費卻相差一倍，幹部每天1.6元，工人每天0.8元。對此規定我認為極不合理，工人的工資一般都比幹部低，生活補貼又少發，肥的更肥，瘦的更瘦，對工人來說，無異於在雞腳桿上剮油。大字報一貼出，受到工人們的普遍讚揚，紛紛說：「馬技術員真好，敢於為我們工人說話。」

大字報當即被領導小組成員原文抄去，幾天下來相安無事。一天早晨，我正端著面盆到廚房打熱水，路過隊部大院時見原有大字報一夜之間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昨夜新換上去的大字報，篇篇矛頭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馬萬才。還沒等我回過神來，兩個彪形大漢走過來，立即將我押進「反省室」，從此失去自由。

白天大會、小會批鬥，晚上逼寫交代材料。幾個人輪班看守，不准睡覺。批鬥會上，積極份子們比我當初批鬥別人時還跳得高，叫得凶。還有人跑到台上來按我的頭，踢我的腳。我寫的大字報中「板著一副蒼白的面孔」等句子被上綱為「醜化黨的領導」；「上樑不正下樑歪」是「影射毛主席」；「雞腳桿上剮油」是「影射共產黨剝削勞動人民」，「煽動工人起來反對共產黨」，等等。反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許他們打胡亂說，不允許我辯解一句。結局無須多說：定為「右派」，工資由56元降為26元，取消生活補貼。最後處分是開除公職，送回原籍監督勞動。幾十分鐘寫了三篇大字報，換來的是22年的苦難。

測工干潤川寫打油詩讚揚我那篇《雞腳桿上剮油》大字報：「好個馬萬才，正氣滿胸懷，敢打抱不平，工人齊擁戴。」僅此20個字，也被打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批鬥會上，他大呼冤枉，拒不認「罪」，還挨了拳腳。最後處理也是開除出工人隊伍，送回原籍監督勞動。79年「改正」時在原單位碰見他，已是鬚髮皆白，滿臉皺紋，大熱天還穿著破棉襖。我倆緊緊握住雙手，久久相對無言，當年情景，一一湧上心頭，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大躍進時期，農村餓死許多人。為逃命，我毅然外逃當了「流竄犯」，僥倖揀得一條性命（另篇《禍年逃生記》中有記述）。「文革」初始，我已擺脫檔案羈絆，隱瞞了真實身份，混進一半軍半民單位當臨時工， 擔任的是涉及很多機密數據的測繪工作。由於偽裝得好，「萬歲」喊得扎勁，沒有露出「狐狸」尾巴。其間該單位還欲將我轉正，但要到我原單位瞭解檔案情況。這真把我嚇了一大跳。我謊稱原單位已撤消（原單位就在成都，我豈敢說！）無法找。接下來搞武鬥，造反、奪權亂做一團，再也沒人提「轉正」的事了。我在那個「避風港」裡安然地度過了十多年，直至「文革」大戲收場，「右派」得到改正。

2008年12月5日完稿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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