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紅色文件櫥中的這份黑色檔案(圖)

《往事微痕》「敦煌魂」畢可祭

2014-10-25 18:31 作者: 李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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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10月25日訊】敦煌有個千佛洞,千佛洞裡有著中華民族的千年瑰寳——數量龐大的壁畫與彩塑,尤其是1900年發現了一個貯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經洞」,但是由於無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寳,被英、法、俄、美、日等國家的「考古學家」從一個無知無識的王道士手上騙走,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戰爭最為艱難的時刻,國民政府的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決議,於1944年建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敦煌千佛洞實行研究與管理,經過易幟之變,常書鴻風雨不驚,所長照當。1957年的那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颱風,也橫掃到這個驚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遠,敦煌千佛洞裡,上演了一場摧殘知識份子的大悲劇,我們可以套用陳寅恪的話說:「敦煌者,吾國學者之傷心史也。」

敦煌從建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來,人們推舉出兩個象徵性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兩朝所長常書鴻,被稱為「敦煌守護神」,一個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工作過很短時間的畫家畢可,人稱「敦煌魂」。

這裡,我要記敘的是被稱為「敦煌魂」的畢可在反右運動中的驚天大悲劇。他在所裡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肅省著名的勞教農場夾邊溝勞改,但是二十幾年後人們發現,省委並沒有批准《右派份子畢可的呈批報告》。作為打他右派的所長常書鴻和黨支部書記李承仙夫婦,隱瞞省委拒批的實情,沒有把畢可調回平反,因此使畢可餓死在夾邊溝。畢可當然不可能知道紅色文件櫥中的這份黑色檔案。對於畢可的遭遇,人們分外同情,也分外憤慨,所以稱之為「敦煌魂」。

這樣的悲劇,在55萬右派中不是沒有,但畢竟比較少。

本文作者寫作過程中,遇到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採訪到1948——1952年間畢可的領導、戰友、同事高芒和石可,還電話採訪了畢可在夾邊溝的「窩友」並埋葬畢可的寧裡。請讓我按照我瞭解畢可的過程,來敘述這個悲劇,揭示這個悲劇,思考這個悲劇,以此來祭奠遙遠沙漠中玉門關附近的那個冤魂畢可!我和畢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寧裡,我們作為共命運的右派份子,遙向畢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們要把你的千古奇冤,報告給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運動和專制制度的醜惡、邪惡、罪惡本質!

安息吧,畢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畢可

一年多以前,我從網上查到畢可的資料,只有寥寥幾句,說他生於1930年,卒於1960年。「魯藝」畢業,1957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死在那裡。範華說:「其實他人不錯,沒有知識份子架子。」僅此而已。範華是事務員,老職工。我推測,從畢可1930年出生來看,有可能是「解放前」進所的人員。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畢可

最近,我從網上查到甘肅作家王家達寫的《血淚鑄敦煌》,對畢可有了更多的瞭解。王家達是這樣記敘的:

畢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準確地說是瀋陽的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主動要求來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裡,這位紅小鬼出身的藝術家被打成了「階級敵人」,送到夾邊溝農場去改造。一年之後,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餓死在那裡。屍體找不到了,同伴們從夾邊溝捧回了一包黃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風華正茂,壯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銘心熱愛的敦煌藝術分手了。為了安慰他的英靈,他的親人、他的學生,從鳴沙山上撿來一顆顆紅色的石子,鑲嵌在墓磚上面,組成了三個大字:敦煌魂。

由此可知,畢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譽。這個美譽是由他的親人、學生加封的。

(三)畢可1948年在膠東文化協會的同事高芒如是說畢可

5月16日,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劉禹軒到北京走親訪友歸來,光臨寒舍,扯東談西。本來他們都要告辭了,不經意間,我說起敦煌,說起常書鴻,說起敦煌的反右運動,又引出了新話題。於是高芒又坐下來繼續說:她在北京參加一次飯局,巧遇《經歷,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鳳鳴,因為這本書是寫夾邊溝右派勞教農場故事的,就問她,有一個叫畢可的人,你可知道?因為高芒曾經和畢可共事過,後來只聽說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夾邊溝。和鳳鳴說,我在書裡寫到了,你沒有讀?高芒說,我是在朋友那裡借來的書,剛開始看。於是,和鳳鳴介紹了畢可的情況。

現在,我先寫出高芒的回憶。

高芒是青島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憶中,向我介紹了畢可:畢可是處在膠東半島尖端的榮成石島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孩子,可能有點小學文化,會畫幾筆宣傳畫。1948年起,他們在膠東文化協會共事。文協的主要人員是文工團,集合了音樂美術唱歌跳舞這麼一大幫人,這些人過的是集體生活,但是因為工作特點,造成生活作風吊兒郎當自由散漫,而畢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窩一窩,塞到雪堆裡去凍,凍過之後,再撒泡尿用尿鹼殺,畢可認說那樣就把虱子殺死了,那種極端不修邊幅邋邋遢遢的樣子,就是在當時那文工團員中也是屬於異類。

後來進了青島,畢可分在工人文化宮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統,還有見面的機會。後來知道他和一個紡織女工結了婚。不過,進城後,美術人才多得很,畢可的那點本事就差遠了。這恐怕對他刺激太大,去了瀋陽東北魯迅文藝學院上學。按照文化水平,畢可恐怕難以上大學,但是,他在專業上,畢竟糊弄了幾年,比那些高中生絕對佔先,那時考大學,考藝術院校,當然和目下幾十個錄取一個的情況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機會。

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畢可形象。這樣的人怎麼會打成右派呢?實在費解。

(四)和鳳鳴記敘夾邊溝的著作《經歷,我的1957年》書中記敘的畢可

《經歷,我的1957年》已經上網。關於畢可,我把和鳳鳴在《經歷,我的1957年》中的記敘,原文轉述於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間,認識了從敦煌文物研究所來的畫家畢可。此人畢業於東北魯迅文藝研究院,他對繪畫藝術的熱愛,勝過於對自己生命的熱愛,在他們從夾邊溝農場搬遷到明水河前,領導上佈置,要大家精簡行裝,只許可帶上鋪蓋及隨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許帶走。畢可違反規定,硬是把帶到夾邊溝農場的幾大本世界名畫冊又帶到明水河,硬是在狹窄的地窩子裡為他心愛的畫冊找到了容身之地。儘管腹內空空,在有暇之時,畢可仍翻出大畫冊,神遊在名畫的藝術殿堂裡,大享精神會餐,直至忘記了一切。

畢可告訴王志,他當右派,是因為自己高傲,看不起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長×××。×××在1957年以前已經入了黨,畢可對×××常頂撞,出言不遜,說什麼:「我參加革命時,你還不知道在幹什麼著呢!」到反右派鬥爭時,畢可反對黨員領導×××,被以反黨反領導羅織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他內心當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裡,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辦公室裡去,看見幾個幹部在火爐上搭鍋煮著什麼吃的,只見幾個人從幾本厚畫冊上不斷撕下畫頁塞入爐膛充當燃料,王志一眼就認出撕扯的正是畢可心愛的畫冊,他立即斷定畢可已不在人世。聽見他們撕扯畫頁發出的清脆的‘嘶嘶’聲,王志的心被震顫了。他覺得那‘嘶嘶’的聲音是那樣尖銳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幾個幹部冷漠無情地繼續撕扯畫頁的手的動作,竟突然萌發了一種應把那幾隻手砍斷的奇想。畢可是他內心非常敬重的難友。畢可在艱苦的勞教生涯中經歷各種難以想像的磨難,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依然執著於他熱愛的繪畫藝術,他偉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脫俗,可他的血肉之軀無法超越人類生命的極限,他依然只能飲恨離去。在他視為比自己生命更為珍貴的藝術瑰寳,在失去了他生命的衛護後,就成為了管教人員煮食羹湯時的燃料,灰飛煙滅,變作了灰燼。

20多年後,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參觀,見到了此時的所長段文傑。在此時期,全國經過撥亂反正,全國原劃右派份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記早已離世的難友畢可,便向段文傑問起他的情況,段文傑的回答使他大為吃驚。段文傑沈重地說:「畢可根本不是右派份子,我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原來,當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將畢可定為右派份子,經過批判鬥爭之後,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開除公職的處分,作為極右份子將他送往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同時,也按規定將其材料報請省上有關領導部門批准。過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發還回來,批文認為畢可只是對×××個人有嚴重的不滿情緒,其言論尚達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故不能定為右派份子。批文到達所裡時,所裡對畢可的處分決定早已宣布,畢可早已在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多日了。為了維護所長×××的面子,所裡將錯就錯,將批文壓下,對畢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畢可歷經磨難含冤離世,他自己並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給他平反昭雪。×××作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創建者和締造者,他早已成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沒。可當他登上了權力的寳座後,就容不得一個對他出言不遜、態度不恭的後輩——論年齡、論藝術資歷,畢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使私慾膨脹的他有了充分發泄和報復的機會。作為所長,他又是黨的領導的化身,按照當時的思維模式,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稍加引導,就將自己視為眼中釘的畢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資歷比他更早的畢可成為階級敵人,即使後來未得到上級領導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將發落在酒泉夾邊溝農場的畢可釘死在那裡,以至在3年後將其置之於死地。20年後中國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對55萬多含冤受屈的右派份子進行複查改正,省上未批准畢可為右派份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檔案袋裡。幾經人事變動,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紙對畢可的批文躺在檔案袋裡。此時的所長已更迭為段文傑,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複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別認真,所以才有了畢可的沉冤大白。

和鳳鳴行文中的「×××」是誰,只要略略知道一點敦煌的讀者就不難悟到,不過,也許,我估計,作者遵照為尊者諱的古訓不便點穿,因為這個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獲得「敦煌守護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對國家,對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書鴻。

(五)推測畢可去敦煌的原因

問題是畢可在瀋陽畢業之後,為什麼要跑到敦煌去呢?現在,筆者,我,提供一個推測:1944——1945年間,在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畫家中,有三位東北人。他們是李浴和周紹淼與烏密鳳夫婦。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了瀋陽,任教於魯迅美術學院。2001年7月5日,我專程到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拜訪了李浴和烏密風先生(周紹淼去世)。我是為寫作1944年在敦煌臨畫的美籍華人藝術家邵芳而去採訪他們的。關於常書鴻,他們唯一說到的話題,是浙江女作家葉文玲寫了一部文學傳記《敦煌守護神》,寫的時候沒有訪問過那些參與過敦煌研究的開創者,完全是由常書鴻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辦的,因此,雖然李承先給他們寄去了書,他們都覺得沒有讀的必要。

現在聯繫到畢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畢可在瀋陽魯迅美院聽了這幾位到過敦煌的老師的介紹,產生了對敦煌藝術的嚮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藝術史的,周紹淼與烏密鳳夫婦是臨摹壁畫的。他們在敦煌的時間大約一年半到兩年的樣子,因此述說起敦煌來,那還不是如數家珍,滔滔不絕,感動了畢可,使畢可對那個東方藝術的神秘洞窟,產生了嚮往,決定前去獻身。如果畢可是1952年入學,那應該在1956年畢業,如果讀的是專科或進修班,時間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觔斗就栽到了夾邊溝。

六)畢可1950年的領導、青島文聯美術組組長石可如是說畢可

高芒說,對畢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數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現在是在濟南,還是在青島。第二天,她打聽到石可正在濟南住院,因此前去醫院探望了臥床的石可,並且聯繫了我去採訪的事宜。

關於石可,上網查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無可,號未了公,山東諸城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肄業。功書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據之學,師從考古學家王獻唐,先後加入中國木刻研究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大型彫刻壁畫《孔子事跡圖》長期陳列於曲阜孔廟詩禮堂。1991年被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版畫家協會授予「中國新興版畫貢獻獎」,已出版個人版畫集《人民的新時代》、《石可版畫集》、《魯硯初探》、《論語言印》等。系山東省美協副主席,山東工藝美術研究所所長。

總之,石可是山東藝術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騎車前往山東省中醫院病房採訪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為塵肺住院,長期臥床休養治療。患這種病主要是呼吸困難,要晝夜不間斷地吸氧。

今年78歲的石可,被這麼一種疾病困擾,對身體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可是當我提起五十幾年前的這位小同事時,使他激動不已。這對於他的疾病來說,是非常忌諱的。醫生和他的女兒,不斷地勸說我,有話以後慢慢說,談話時間不要太長,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憶中的畢可。

青島是1949年6月「解放」的。畢可從農村進到青島後,分配到文聯美術組。組長是石可——1952年後他是文聯住會副主席。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從農村第一次進到大城市的畢可,遇到像石可這樣專業功底深厚的美術家,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把原名畢遠來改為畢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實意地拜石可為師,虛心地向他學習。石可對於他,也不厭其煩地指教,不是老師,勝似老師。

石可認為,畢可好學好問,腿腳口舌都很勤快,能討人喜歡,但是畢竟文化底子太差,見不多識不廣,因而在藝術上不是富有靈性的人。藝術在於創造,不是依樣畫葫蘆。

畢可雖然藝術才能一般,但卻是來自「老解放區」,「根正苗紅」,和那些出身於「剝削階級」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種隱藏內心的優越感。有一次,石可帶了荊濤、畢可兩人,到滄口的國棉六廠畫畫。那時候國棉六廠出了一個聞名全國的女勞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藝術家下廠畫畫,是去為工人階級服務,是和工人結合,改造思想的,廠裡當然不會把他們當作上賓無微不至地接待。他們一直畫到半夜,需要休息。紡織廠裡到處是灰塵絨絮,工人們邋遢慣了,哪裡都可以坐。一向講究乾淨的石可,找了一張報紙,墊在一個條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著毛澤東的像。畢可認為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則問題,必須立刻向上匯報檢討。石可他們認為已經處在深夜,回到市裡有三十華里,可以等到第二天匯報也不遲。這位年青氣盛的畢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裡匯報。好在那時離開文革還有十幾年,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還沒有發展到後來那樣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聽了匯報的領導,勸說畢可,對這種無意差錯,不必大驚小怪。這件事總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裏留下了抹不掉的記憶。

後來,畢可調到文化宮,也是搞美術。文化宮主任吳傑覺得畢可好學,勤快,對他挺喜歡的,正好遇到機會,保送他進了瀋陽東北魯迅藝術學院學習,至於是兩年制的進修班,還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記了。

畢可是在青島結的婚。妻子是紡專畢業的技術員。他後來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兩地,相隔幾千里。妻子去了無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島,這大概是和所長常書鴻發生矛盾的一個關鍵。

1949年前,人員流動自由,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員,抗戰勝利後,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後」一切由組織決定,調進一個人不容易,常書鴻當然不會輕易放走畢可,矛盾也就勢所必然。石可估計,這恐怕是他和常書鴻發生矛盾的焦點。畢可雖然年齡、資望等等都在常書鴻之下,但還有一個相對優越的「老革命」本錢,為了妻子的調動問題,出言不遜,矛盾激化,傷害了常書鴻是完全可能的。

常書鴻雖然1957年前已經入了黨,撐起了紅色保護傘,但是畢竟是國民黨時代過來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這個時候,常書鴻在敦煌所長的位子上,坐了十幾年,背後有了共產黨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黨支部書記,官僚架子已經養成,絕對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個謙虛平和的常書鴻。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藝術上未必很強,但在政治上優越感十足的畢可,哪裡會買常書鴻的帳,不知怎麼觸動了常書鴻的哪根神經,點著了常書鴻的死穴,所以常書鴻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運動正好逢其時,遂其志。

(七)畢可在夾邊溝的窩友寧裡的記憶

石可介紹,現在住在蓬萊的藝術家寧裡曾經在夾邊溝和畢可住在一個地窩裡。他最有資格作證。

寧裡,是一位自學成才的藝術家,在煙臺地區頗有名氣。當初,他當八路軍排長,去到東北瀋陽,在大街上看到蘇聯紅軍強姦婦女,氣憤難忍,鳴槍警告,因此被開除黨籍軍籍。後來發配西藏,想要翻案,打成右派份子,送到夾邊溝勞教。夾邊溝的勞教農場是由勞改農場改的。夾邊溝勞教農場只是一個總稱,它包括了好多個分場,分布在一個很大的地域裡。夾邊溝突然湧進了三千名右派勞教人員,連最簡單的住房也難以分配,許多人只好住在地窩裡。所謂地窩就是地下比較大的岩石孔穴,可以住兩三個人不等。寧裡和畢可在一個地窩裡住了一年。後來畢可餓斃,是寧裡掩埋的。

寧裡今年81歲了。在電話裡他一再說記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寫過一部回憶錄,20年前交給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後音信杳然,連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記得的一件事是,一個餓死的右派,由三個難友抬去掩埋。他們看看死者身上還有肉,於是三個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著眼淚說:老夥計,對不起了。我們今世不報,來世報你的恩吧!三個人磕了三個頭,然後就動刀動火,忍著心,吃下了這個同伴身上僅剩的肉,但是最後他們三個人也沒有逃脫死神的魔手。

總之,有了寧裡作證,更加可以確認畢可餓斃夾邊溝,加上高芒、和鳳鳴、石可的介紹,我們對於畢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個相當具體的輪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況來說,只要是「攻擊」、「反對」了具體單位的黨員領導就是「反黨」,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肅省委「認為畢可只是對×××個人有嚴重的不滿情緒,其言論尚達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故不能定為右派份子」,總算表現了相當的理智和寬容。這本來為畢可留下了一條生路,但是這條生路卻斷送在常書鴻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遠

經歷過「解放」後每一場政治颱風的我,唯一確信的事實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找不到一個死角、防空洞、避風港。颱風總是以摧枯拉朽、橫掃千軍的威猛,把每一個旮旮旯旯都要蕩滌衝決。莫高窟雖然遠離北京,但天高皇帝不遠,豈能逃避逃脫?問題是反右運動對於莫高窟是一場九級地震,十二級颱風,鋪天蓋地的海嘯。

當我從一些書籍刊物的字裡行間瞭解到莫高窟反右運動的情景時,真是驚詫莫名,莫名驚詫。

(1)右派孫儒僩和李其瓊夫婦的遭遇

1947年來到敦煌的孫儒僩和晚他5年到來的李其瓊是一對藝術家夫婦。1957年反右運動來臨,夫婦倆雙雙被打成「右派份子」,控制使用。但即使揹負這樣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擋不住他們對藝術的激情。白天李其瓊被監督著勞動,晚上她則偷偷地鑽進洞窟研究壁畫,物我兩忘。右派帽子摘掉後,在美術組的李其瓊繼續投入壁畫臨摹,石窟保護組的孫儒僩對1963——1966年大規模的維修加固工程,則始終是積極的參與者。然而就在這時,一場更大的「文革」風暴將他們捲到了四川老家鄉下。

(2)右派史葦湘的遭遇

史葦湘和歐陽琳是有著同樣遭遇的一對藝術家夫婦。1948年就來到了莫高窟的史葦湘,熟悉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經的內容全都在他的大腦裡,因而被大家譽為「活資料」、「活字典」。然而就是這本「活字典」,反右運動時成了「右派份子」,「文革」到來後,他被趕到鄉下放羊去了。

當敦煌研究院建院50週年的時候,史葦湘著文深情地回憶《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當時敦煌藝術研究所負責管理窟區,共計二十多個工作人員,流沙簌簌在危崖上飄流,像瀑布一樣,窟前沙丘起伏,長著一叢一叢的駱駝剌和紅柳,下層洞窟多半被沙掩埋,危岩殘壁上棧道早毀,上層洞窟大部分要從清末王道士僱人毀壁鑿成的洞穴穿過,奇異的是儘管這些破洞殘壁如此襤褸,其中的壁畫與彩塑卻處處神采奕奕,放射著誘人的藝術魅力,誘惑著我要急切地去認識這個被人類歷史遺忘了的藝術世界。

當段文傑、範文藻、孫儒僩、黃文馥、歐剛琳這些早來的領我第一次進入石窟時,我被這些古老瑰麗的壁畫和彩塑驚嚇得發呆了,假若說人間確曾有過什麼「威懾力量」,在我充滿三災八難的一生中,還沒有一次可以與初見莫高窟時,心靈上受到的震憾與衝激可以比擬。當時,我很快就回憶起1943年在成都為張大千先生的「撫臨敦煌壁畫」展覽會上服務時,見到的那些大幅壁畫摹本,如何使我動心。大千先生為我解說敦煌壁畫時說的:「要做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諄諄教導,五年以後的1948年秋天,我終於進入了莫高窟,才發現展覽會上我見到的不過是千分之—萬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臨本,是張大干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藝術慧眼理解、研究過的藝術,今天這些壁畫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陸離斑駁、五光十色、處處有人類歷史的腳跡,也有人間的幻夢……

當時,我剛從藝術專科學校畢業,五年中學到的繪畫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裝飾畫原理,以及一點西洋美術史知識、美學常識,就要來換取進入敦煌藝術殿堂的「門票」,顯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為一個風塵千里的朝聖者,我終於踏進這座聖殿的門檻了。

這些痴情敦煌藝術的青年,為敦煌藝術,也為常書鴻的事業與理想,奉獻了一切可能奉獻的精靈,但是,他們在常書鴻的夫妻店裡掉進右派深淵。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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