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文革成為御用棍子，不知道害死多少人的戚本禹，近年在香港出版文集，不僅毫無懺悔之意，竟大罵改革開放是反共反毛的右派，遺憾當年沒有消滅他們。
戚本禹。（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文革流星戚本禹（1931∼），蹲秦城十八年，一九八六年出獄，蟄伏上海圖書館收藏部，「演出」早已結束。偏偏他最看不上的資本主義淵藪香港，還有出版社惦著他的「崢嶸歲月」。天地圖書公司二○一一年出版他的《評李秀成》，收入他一九六四年攪出「叛徒」大潮的兩篇文章及〈李秀成自述〉（包括影印原件）。
八旬出集，還是這種惹出政治大禍的文字，按說多少會有一點「晚年悔少」，至少應該有點總結歷史的態度。可出於「階級立場」，戚氏並無此意，仍以毛澤東「十六字批語」為自己撐腰，堅持階級鬥爭、農民起義等赤左邏輯，還在運行文革思維。二○○九年撰寫的序文，以堅決捍毛形象自居。序文尾句：是啊，對待這些反華、反共、反毛的右派，我們是太缺乏警惕了！
香港出版社真正尊重作者「言論自由」，沒刪去這些「反動言論」，使國人與聞這位文革弄潮兒的晚年真聲——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他的毛主席。他最後的遺憾是當年對「右派」太缺乏警惕，未能宜將剩勇追窮寇，將他們徹底消滅，以致「右派」翻轉坐大，搞出今天的「改革開放」——資本主義真的復辟了。
一九六四年筆者十歲，與聞戚名與他這篇評太平天國大作。稍長成，不解陳糠爛谷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何以那麼熱。這次精讀戚集，尤其讀此氏兩篇「成名之作」，恍若隔世。當年那麼神聖發光的「階級鬥爭」、「農民起義」、「無產階級革命」⋯⋯已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矣！不過，這位當年的戚御筆卻還在熟練操用赤左意識形態，還以毛左鬥士自豪，提醒國人「警惕叛徒」！
批李秀成，為老毛倒劉所用
戚文〈評李秀成自述〉載一九六三年第四期《歷史研究》，引起爭議後，毛澤東於一九六四年春批出「十六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毛澤東因勢利導，借題發揮，晚年一招一式，無一不服務於「黨內階級鬥爭」。摻乎李秀成叛徒問題，當然是看上「農民起義」、「叛徒」、「晚節不忠」這些與中共的暗合處。
一九六四年，老毛已下決心扳倒劉少奇，已在醞釀政治大動作，開始將「反修」定為全黨中心任務。名義上反蘇修赫魯曉夫，實質「意在劉公」。但劉少奇根基深厚，其白區地下黨大多知識份子出身，多為中央或省市大員。毛當然知道抗戰前劉少奇的北方局有六十一人寫了反共自首書出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楊之華、廖魯言、魏文伯、馮基平⋯⋯白區多叛徒，抓「叛徒」，正好符合倒劉的「挖牆角」，正合朕意。評古寓今，用「叛徒」說事兒，抽緊那批寫過自首書的白區幹部脊樑骨！
戚文正好趕上毛的政治節拍，就像毛澤東需要王進喜證明「工人階級火車頭」、需要陳永貴證明人民公社優越性、需要吳桂賢證明「婦女能頂半邊天」、需要王洪文這樣的文革幹部⋯⋯否則，怎麼會突然看上這位高中生小秘？只有成為毛棋盤上的棋子，才可能有接下來的「知遇之恩」——毛澤東對戚說：「我寫了那本《新民主主義論》，這本《文化大革命論》要由你來寫了！」戚的鋒頭一時蓋過張春橋、姚文元，迅速竄紅，出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副總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毛澤東大秘。陳伯達、康生要見毛都得通過他，權重一時。
文革初期，北京民族文化宮武鬥，吳德去了都制止不了，反困其中，戚本禹一個秘書找了兩派頭頭，一報身份，武鬥立停。吳德感慨：「我一個北京市委第二書記，說話還不如人家的一個秘書頂用。」（《吳德口述》第41頁）
戚本禹當年不清楚毛的政治部署，今天則無論如何都清楚了，但他對此就是不著一字，仍以文革邏輯作結，奈何？
毛擅改黨史，抓叛徒整死人無數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姦佞康生致函毛澤東：「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隨信附上一九三六年報紙影印件。毛未批復，留中不發。此時，毛對劉雖已亮劍，但徹底倒劉時機尚未成熟，仍須「清君側」，劉在各省市的根須尚未完全打倒。
「六十一人自首出獄」，經當時中共一把手張聞天批准，完全合乎手續的「組織行為」。當紅衛兵揪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吉林省委第一書記趙林，周恩來以中央名義復電：「這些人的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周恩來又將批復送毛審批，附信：「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澤東批准了周恩來的請示。
但為打倒劉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毛澤東批復〈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及附件，將此前已定性的「自首出獄」重新定性「自首叛變」，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發至全國，各地旋即颳風「揪叛徒」，從北京到省市地縣成立各級專案組，大揪叛徒。四月，華東局將「著名黨員」陳璉（陳佈雷之女）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十一月十七日陳璉遭大會批鬥，十九日深夜從十一樓跳下自殺。全國至少六千餘中高級幹部受審查，農業部長廖魯言、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瞿秋白妻楊之華等被折磨至死。文革初期，戚本禹亦積極參與「揪叛徒」。
《評李秀成》戚序對文革無一悔語，對當年依靠政治暴力壓服論敵，亦無一字懺悔，還在聲討周揚「太霸道」，陶醉於「能引起兩大革命領袖（毛周）的關注，值了」。只在「附錄·說明」中對當年為他所傷的羅爾綱（1901∼1997）稍稍示歉，但不涉政治，只說羅爾綱對《李秀成自述》的一些具體考訂。儘管戚翁未言其他，但誰都明白這短短十餘行字，乃戚翁對羅爾綱的「最後姿態」。在這位「忠誠的無產階級戰士」看來，能夠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彎腰示意，已經很有風度很那個了。
羅爾綱一生研治太平天國，功力深巨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後耗時四十九年，戚本禹不過一「革命戰士」，階級感情有餘，沉澱研學不足，出獄後也未繼續太平天國研究。失卻政治動力，小戚已無興趣再研究太平天國，李秀成是不是叛徒亦無關宏旨。當年因學術問題政治化，小戚顯赫一時，一顆文革小流星吧？
痛斥李志綏，否定大飢荒
按說，戚氏短短四年「人生得意」換來十八年秦城鐵窗——「請假檢討」，以及晚年負名「文革餘孽」，所遭之罪並不低於「右派」「叛徒」「走資派」，也是極左思潮受害者，對極左赤潮應該有所反思。尤其對殺傷力甚大的「少作」，應該有點認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紅旗》第十三期〈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戚攻擊翦伯讚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乃「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毛澤東稱讚。
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紅旗》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紅旗》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當年小戚「佳作」迭迭呵！可戚氏就是咬定赤潮不放鬆，晚年仍「階級立場」堅定，打爛屁股還提褲護毛（毛御批送他入秦城），認定鄧小平叛徒一個，中國已資本主義復辟，堅決要求回到毛時代。還要人們「警惕呀」，好像還有人會認同他的馬列主義與「繼續革命」理論。
《明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六月號載〈御筆痛批御醫〉，戚本禹在痛批李志綏的同時既否定大飢荒，也否定毛獨裁——
說毛澤東是「封建帝王」實在比指鹿為馬、指黑為白還要荒謬。說毛澤東「專制獨裁」也是信口雌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儘管在民主建設上仍有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政府。
沉舟側畔千帆過，且不說文革，馬克思主義都已金光黯淡，旗折魂失。階級鬥爭、階級專政、公有制、計畫經濟、暴力革命，這些赤貨已被實踐證謬，絕大多數赤國赤黨都修正拋棄。難道歷史還可能轉回戚氏當年的「崢嶸歲月」麼？雖說一代有一代的思想，每人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但像戚氏這樣堅定保持「革命者氣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算一道文革遺景吧？
李秀成叛徒問題：毛的極左史觀
根據《自述》，李秀成押禁囚籠，奉承乞活，「心悔未及」，以招降長江兩岸太平軍殘部求赦，氣節有虧，確為事實。不過，要求面對屠刀面不改色心不跳，要求李秀成擁有「無產階級革命者氣節」，既超越人性本能也超越歷史可能。羅爾綱的「詐降說」，也是當年赤潮高壓下逼出來的產物——必須為負面農民暴亂尋找正面論據，英雄人物更不能蒙塵，必須通體金光閃閃。
周揚等人最初就是持此邏輯批駁戚本禹，周揚打報導給周恩來要求批戚，論據之一：「李秀成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革命領袖，我們是從他們那裡來的。⋯⋯要改變對他的評價，是帶政治性的問題」。（頁8）當年政治高壓下，羅爾綱即便意識到李秀成最後「忠王不忠」，也不敢指為叛徒，擔心會背上污蔑天朝英雄的罪名。羅爾綱處處為太平天國及李秀成曲意護短，「《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堅定的革命立場與強烈的革命的感情。」階級分析事實上成為羅爾綱這部心血巨著的「時代硬傷」，後人只能給予「同情式理解」。
今天，太平天國種種暴行一一裸露，神光不再，恢復原評「一場阻攔中國現代化車輪的暴亂」，連整個農民起義都神聖不再，階級鬥爭的「合法性」都坍掉了，「階級分析」徒留笑柄。李秀成是不是叛徒，價值微渺，誰還有興趣在這兒折騰糾結？惟當年何以折騰出如此動盪，或值後輩史家留足稍顧。
戚氏到底氣度不大，這本集子未收入當年批戚文章與相關資料，只有「半壁江山」——他自己的一篇，讀者一時難窺全豹。當然，這處「細節」也暴露這路赤色人物的一貫作派——無視對方的「不同聲音」。
（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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