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專欄】2015,外企上演中國大潰敗(三)

2015-02-07 11:12 作者: 王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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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5年02月07日訊】(接前文)

三 落後於時代的外企決策

中國的迅猛變化,讓世界感到震驚。1990年代中期,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人口大國。雖然深圳等少數沿海城市開始有現代化氣息,但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經濟表現仍然落後。到2000年代中期,北京和上海的建設大規模展開,豪華高樓已經不少於西方發達國家,二線城市也一樣,高樓林立,大型商場密集,汽車充斥大街小巷,無數人使用蘋果手機,中國經濟迅猛增長。20年前,人們無論如何想不到中國能夠發展到這種程度。緩慢發展的歐美國家則認為,中國具有不可思議的發展力量和發展速度。

中國快速變化的狀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不曾經歷過。歐美等國家的發展,基於將近2000年的基督教文化傳統,經過200多年工業化進程。在歐洲的德國、瑞士和北歐等國家,主要經濟支柱是家族企業,大都經過上百年甚至超過兩百年的運作。美國這個19世紀後期開始領先的相對新興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也是上百年的企業。日本是在19世紀後期明治維新與脫亞入歐之後才開始工業化,但是日本的金融機構(財閥)的歷史悠久,控制的企業也大多數擁有較長的歷史。二戰後,德日在廢墟上重建,但是傳統的經濟結構並沒有完全打破。日本財閥雖然在法律上被肢解,但是在社會經濟中仍然保持著緊密的紐帶關係。

這些跨國企業經過長時間發展,試圖達到兩個極端下的均衡:一端是注重眼前利益,儘可能爭取更大的利潤;另一端是立足長遠,為企業的長期發展而規劃。企業能夠立足長遠,關鍵在於歐美日等社會有較為穩定的發展方向,而且變化速度相對緩慢,這樣才能支持企業的長期發展規劃。在快速變化的中國,並沒有明確發展方向,而且變化速度極快。跨國公司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環境,被中國的變化所震撼,難以理解中國的真實狀況,進而無法準確判斷中國的實際情況,只好為了眼前利益,隨波逐流。 

在中國,多數跨國公司選擇了錯誤的獲利模式。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超前和靈活是生存的關鍵。中國變化一步,投資決策必須快三步。當投資完成,中國的變化正好到了相應的階段,直接獲利。如果不能具有超前意識,只是跟著中國的變化走,導致投資到位即落後,陷入虧損。

在中國的投資必須靈活,靈活是指輕實物資產,重智力資產。中國變化快,各種熱點轉換快。投資必須要適合這樣的快速轉換,隨時切入即將出現的熱點同時離開當前即將過去的熱點,才能夠實現新的獲利並且避免損失。如果自身不能快速轉換,即使抓住某個熱點賺到利潤;當熱點快速轉變時,當前熱點變冷,既有的投資就從盈利變成虧損。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不能對某個熱點投入過多,隨時準備根據熱點的轉換而跳躍式改變。而且,在熱點轉變時,能夠有足夠的決斷,隨時改變方向。

從投資的角度,這應該屬於常識,是自然應該採取的正確模式。但實際上,現實中很少有人能堅持這樣的原則發展業務。跨國公司被中國的巨大經濟增長所震撼,中國經濟越增長,跨國公司越恐慌。為了在中國佔據更大份額,獲得更多利益,跨國公司的投入也越來越多。隨著投資的增加,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期和預期回報期也日益延長。

初期,跨國公司錯過血汗工廠的高峰階段。1990年中期,當中國政府通過人民幣貶值、農業稅和收容制度等法律手段,將數億農村勞動力變成血汗奴工時,跨國公司沒有想到中國將要變成巨大的血汗工廠。嗅覺敏銳的港臺(尤其臺灣)韓等中小企業主進入中國,投資建廠迅速發展壯大。也有一些美資企業在中國設立工廠,以人性化管理和相對高的工資待遇,準備將中國建成生產基地,但是大量血汗工廠以極低的成本和銷售價格,擠垮了這些早期進入中國的歐美公司。

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的差不多10年間,這些血汗工廠從很小的規模擴張得越來越大,為中國政府和血汗工廠主創造了不菲的外匯和利潤,富士康是個典型。在這個階段,跨國公司因為自身的規則限制,即使知道中國的血汗工廠賺錢,還是通過間接貿易的模式獲利。例如,蘋果的快速重新崛起,富士康起到了關鍵作用。蘋果通過貿易訂單的模式,讓富士康分享少許利益,同時不用揹負血汗工廠的名聲。

隨著中國血汗工廠規模的持續擴大,不少跨國公司都像蘋果這樣,通過貿易訂單的方式得利。但是,並不是所有跨國公司都能夠像蘋果這樣,牢牢控制住血汗工廠供應商。在中國血汗工廠迅速擴張時,大多數跨國公司仍然固守自己生產。

中國血汗工廠的擴張,對很多跨國公司的業務形成重大威脅。隨著中國擠垮東南亞並加入WTO,中國血汗工廠開始無限制發展。最令世人矚目的是,中國的低技術含量的廉價產品,依靠極低的價格,潮水一樣湧向全世界,改變了世界產業鏈格局。隨著中國一些血汗工廠生產基地的形成,在世界市場搶奪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產品訂單,這對很多跨國公司的業務形成重大衝擊。

比如早期中國血汗工廠積極進軍家電行業,大量生產和出口電視機、冰箱、洗衣機和DVD等產品。隨著血汗工廠發展和日益完善,中國工廠搶佔越來越多的其它產品市場份額。例如,在智能手機替代功能手機的過程中,一方面血汗工廠以模仿的方式,大批量生產功能手機,並且在世界上相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銷售;另一方面,血汗工廠跟隨智能機潮流,積極生產廉價智能機,加速智能機對功能機市場的替代。在兩方面的作用下,中國血汗工廠生產的手機,極大打擊了大型跨國公司的手機業務,加速除蘋果外的大多數手機廠商的衰敗。另一個例子是在新興的光伏產品領域,中國血汗工廠產品衝擊世界,幾乎壓垮其它國家的光伏產品生產商。在這些產品生產過程中,中國血汗工廠基本沒有產品研發,往往直接購買核心零部件,模仿和偷竊相關技術,在血汗工廠組裝,將產品成本降到非常低,滿足落後國家和低端市場對於廉價產品的需求。

面對中國競爭壓力,大量跨國公司被迫將生產向中國搬遷,開始進入陷阱。由於跨國公司的眼前利益導向以及相互之間的競爭,不是推動國際經濟組織對中國血汗工廠的制裁,而是紛紛進駐中國,利用中國的廉價生產降低自身的生產成本,再與對手競爭。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國整個國家的血汗工廠系統建設完善,跨國公司開始大量將成規模的產品生產向中國搬遷。中國政府的優惠政策、沿海城市的巨大發展、完善方便的沿海基礎設施以及各類廉價的人力資源,讓跨國公司享受到向中國搬遷的成本降低的好處。

不過,大多數外企忽略了,中國經濟環境已經開始發生重大轉向,這種成本降低的好處只是表面和暫時的。隨著外企對中國投資的持續增加,前期投資的沉沒成本亦急劇增加。而且,隨著外企規模日益龐大和笨重,難以靈活轉身,在中國越陷越深。

外企面對的第一陷阱是成本持續上升。胡溫上臺後,很快取消了江朱時期的農業稅和收容遣返制度,這是對血汗工廠政策釜底抽薪。隨著中國出口的日益擴大,人民幣逐漸升值。當內地農民有了基本的人身自由,開始在人力市場待價而沽,這個影響對沿海地區的血汗工廠立竿見影。

從2003年開始,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迫使血汗工廠持續提高工人工資。同時,隨著人民幣升值,中國成本也在相對提升。這些成本上升,還僅僅是成本中的一小部分,實際的主要成本,在於中國政府設置的陷阱。

外資進入中國後,看到中國主要城市的繁榮以及沿海地區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善,這些對外企生產具有足夠的支持能力。但是繁華背後,卻是巨大的債務。在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各級政府中的利益集團從中獲利,極大增加建設成本,而相關建設成本以債務的形式留到未來歸還。這導致,沒有進入中國經濟循環的人們讚嘆中國的巨大變化,進入中國經濟的企業和個人則必須立即承擔相關的債務負擔。

而且,政府對城市和其它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在快速擴大,意味著債務規模也越來越大,在中國運營的企業和個人負擔的潛在債務也日益增大。如果外企採取靈活的方式,可以隨時撤離,擺脫相關的債務負擔。但是,大量外企在中國投資規模越來越大,面對越來越多的沉沒成本,無法下決心快速撤離。即使明知成本逐漸提高,也只能堅持繼續運營。外企的這種運營慣性,意味著中國陷阱設置的成功。

在成本壓力下,外企的生產日益艱難。在一個市場中,中小企業往往更容易感覺到市場變化。當外企大規模進入中國建立生產基地,大多數中小血汗工廠狀況開始轉差。儘管中小血汗工廠的出口總量在持續增加,但是隨著成本日益高昂,在過度的價格競爭下,中小血汗工廠的利潤日益微薄。尤其是隨著中國對大宗產品的需求猛增,國際大宗產品價格暴漲,進一步擠壓血汗工廠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到2008年,在各種成本上升的壓力下,很多中小血汗工廠已經難以為繼。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後,大量中小血汗工廠倒閉,有的地區達到40%。

外企大規模進入中國後,一方面因為自身產品價格較高,利潤率較高,對於成本上升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外企的生產投資規模大,不輕易退出,繼續生產。在2008年中國推出規模巨大的經濟刺激政策後,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規模急劇加大,同時推動房價暴漲。在房價上漲和基礎設施投入加劇負債後,都傳導到生產運營層面,導致外企的各種生產成本日益高昂。雖然中國對外企有一定的稅收優惠,但是由於外企大部分照章納稅,各種稅費持續增加。其中,人工費曾經是血汗工廠的標誌,也是人力密集型組裝工廠的主要成本組成部分。在經濟刺激後,物價持續提高,迫使外資工廠不斷給工人加工資,才能夠保障穩定的生產秩序。政府要求企業和個人繳納更多的五險一金,這些都對企業構成更加沈重的成本負擔。

另外,人民幣對美元開始新的升值週期,進一步提升企業的綜合成本。在成本持續增加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外企終於承受不住成本壓力,開始將生產轉移出中國。大致上,技術含量較低、產品集成度低的產品生產,利潤也相對較低,無法承受越來越高昂的成本,較早離開。規模越大、產品技術集成度越高的產品,越傾向於在日益微薄的利潤狀態下,選擇繼續掙扎。 

在生產日益艱難的背景下,外企越來越關注中國市場的收益,為最終上演大潰敗埋下伏筆。隨著血汗工廠的逐步擴張,中國顯得越來越有錢,消費能力也越來越強。尤其在2008年的經濟刺激後,中國需求急劇增加,而且需求增長主要集中在中高檔商品層面,外企從中受益最大,不論銷量和利潤,都大幅增長。在歐美日等國市場日益低迷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更重視對中國市場的開拓。為了加強中國市場地位,一些外企在中國成本持續提高的情況下,還繼續向中國遷移生產,並且更多將研發單元往中國搬遷,以便更貼近中國市場。

當外企將更多的研發、生產、營銷等功能部分遷移到中國,主攻中國市場時,生產成本的提高就相對變得次要。隨著外企全面重視中國市場,為了保障中國市場的地位獲得更大收益,外企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雖然外企競爭相對規範,但是價格戰也不可避免。在綜合成本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價格戰進一步削弱外企的利潤率。在中國市場持續擴大的時候,雖然利潤率降低,但是因為銷量增加,外企的收益還在繼續增長。不過,在成本持續上升、價格競爭日趨激烈、利潤率降低的市場環境下,一旦市場出現萎縮,對企業將意味著重大打擊。

更重要的是,當外企積極在中國市場競爭的時候,只看到中國市場的迅猛增長,沒有意識到,在迅猛增長背後中國經濟已經劇烈下滑。在中國經濟結構中,外企是最後受到衝擊的市場部分,當外企仍然聚焦於相互爭奪市場份額,整個市場已經垮塌,意味著外企即將面臨一場大潰敗。

(待續)

(供稿單位: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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