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瑞典拆遷看中國「拆遷市長」（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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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5年07月15日訊】英國BBC的記錄片《中國市長》（The Chinese Mayor），講述大同前市長耿彥波在大同拆遷修城牆的故事。此片在中國被禁播，瑞典電視臺卻買來轉播了好幾次。我瞭解了導演的拍片意圖，讀到一些翻牆看此片的中國觀眾的網上反應，也讀到瑞典觀眾對「中國市長」的批評與指責。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令人驚奇的是：一位在中國人眼中大刀闊斧致力於城市建設的「好市長」，在瑞典人看來他全都做錯了，而且錯得不可原諒。一個瑞典觀眾看了該記錄片後，在網上發表了一句冷峻的評語：「中國離民主還很遙遠！」

恰好，此時瑞典正在遷移該國最北的一個城市──基律納（Kiruna）。同樣是非常棘手的城市拆遷，在專制國家裡，被拆遷人的權利遭到漠視並被剝奪，而在民主國家裡的被拆遷人權利受到極大的尊重。筆者因此想要比較一下，兩種不同制度下的拆遷，展現出怎樣不同的理念與操作程序。

中瑞觀眾對耿市長評價兩極

《中國市長》獲得二○一五年聖丹斯電影節世界記錄片競賽單元評委會近距離接觸獎，還出席了日舞電影節。製片人趙琦對記者談到他拍攝此片並到海外展映的目的，說：「儘管目前中國查辦很多貪官，但不代表整個中國政府官員都是腐敗的，也有真正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認為海外觀眾不太瞭解中國，大部分透過新聞看到的都是「負面消息」，會對中國產生偏見。製片人希望能通過該記錄片給世界呈現出真實的中國人生活面貌。

事與願違，儘管西方電影節獎勵了這個記錄片的製作，但西方觀眾似乎並未因此片改變對中國官吏的「偏見」，甚至更增添了某種疑慮與不滿。倒是在中國觀眾中，這個被禁的記錄片激起了一片熱烈的頌揚之聲。我很理解中國觀眾的心情。在腐臭瀰漫、怠惰無能的中共官場裡，突然冒出一位個性鮮明、有魄力並大刀闊斧做實事的「明星官員」，不禁讓人眼睛一亮。

耿彥波所做的事情，被一些中國文人讚譽為「前無古人」。二○○八年，耿彥波擔任大同市市長，上任不久便大膽宣布了一項輝煌的計畫：在有著一六○○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資上百億元的古城保護工程，將古城內所有的現代建築都搬遷出去，以恢復傳統的城市格局。

市長夢想將大同市從不景氣的煤礦工業城變為文化名城，建設成「旅遊天堂」，以文化資本獲得商業經濟收入，這令一些本地人產生了希望和自豪感。而耿彥波本人則是一副典型的中國傳統「清官」形象。他穿一雙落滿灰塵的舊皮鞋，親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勞任怨工作不顧家，以致妻子到會場吵鬧；他親自處理下層官僚導致的種種問題；……。

就在耿彥波的宏偉計畫不斷推進時，二○一三年二月，上級突然來了一紙調令，不由分說地把耿彥波調到太原任市長去了。大同人百般不舍，民意頓時沸騰起來。人們拉著橫幅走上街頭，甚至下跪請願，大聲呼喊：「耿市長，留下來！」

儘管備受人民的敬仰與愛戴，「好市長」耿彥波在離開大同時留下的卻是一個爛攤子。首先是他拆遷了五十萬人的居民房，其中不乏居無定所、傾家蕩產的上訪戶；其次是大同耗資上百億的造城工程爛尾，有些地方形同「鬼域」；再次，是他為大同留下三十億美元（上百億人民幣）的債務。

記錄片一開頭，就出現一片硝煙滾滾如戰場般的拆遷工地。五十萬大同人世代居住的數千棟房屋，一下子就嘩啦啦地給拆掉了。中國官員雷厲風行的強勢作風，把生性謹慎的瑞典人嚇壞了。一個看完記錄片的瑞典朋友對我反覆念叨說：「這是hemskt！」（可怕的）

一切都讓瑞典人匪夷所思，他們因此向我提出不少問題：「誰給耿彥波這麼大的權力拆掉五十萬人的房子？」「這樣拆遷城市，有沒有專家論證其必要性，有沒有徵求人民意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居民沒有安置好住房？市長考慮過拆遷可能遇到的風險嗎？」「市長太太怎麼能夠到工作場所吵鬧呢？她丈夫的問題，應該在自己家裡處理。」

中國人一般不會提出瑞典人這樣的問題，因為中國官員的傳統是「為民父母」，而民主的瑞典則是「民為父母」。中國老百姓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只能將自己與城市的命運寄託於一兩位清官。他們被耿彥波拆城修牆計畫所描繪的美好前景所吸引，相信這位市長會「愛民如子」、造福一方。由於耿市長在大同人心中的形象無比魁偉，因此少有人去深究其做法的合理性。

在我所瀏覽的網貼中，只有一位網名「下載大哥」的大同人意識到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對耿市長的所作所為提出了清醒的質疑，他說：「一個城市的發展到底是應該發揮一人之力，還是應該集城市居民的全體智慧？試問作為城市的居民的我們，到底多大程度上主動參與我們自己故鄉的規劃建設？城市化應該是人的城市化，那麼城市的城市化就更應該聽聽市民的建議。」

「民為父母」，程序正義第一

即使這位罕見的具有公民意識的大同人，也只是希望耿市長能聽聽市民的建議而已。而在民主的瑞典，一個城市是否應該拆遷、怎麼拆遷，只有市民才是決定這一切的主人。因為人民是當家作主的「父母」，市長只是「公僕」而已。因此，耿市長那種「兵貴神速」的強拆強遷作風，在瑞典人看來是不可以容忍的「羞恥」（我的朋友瑪格麗達語）。

為什麼耿市長的作為會被瑞典人視為「羞恥」？這是由瑞典人的價值觀決定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指出：「正義是一個社會的首要價值」。西方的「程序正義」原則源自古老的自然正義法則，是對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耿市長所做出的公共事務決策，在瑞典人看來沒有依照「程序正義」的原則，因此大錯特錯。

那麼，瑞典人是如何按照程序正義的原則移走一座城市，並能保證當地的經濟發展呢？小城基律納的拆遷方式，也許可以給中國人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基律納位於北極圈內，以冰旅館聞名於世。這個城市底下蘊藏著豐富的鐵礦，被譽為世界最大地下礦場。由於幾十年大規模的深度開採，礦區被嚴重侵蝕，城市出現縫隙，整個地區面臨塌陷的危險。

早在二○○三年，瑞典國有LKAB礦業公司就向基律納市政府通報了礦山的危機，提出：為了開採基律納地表下的八十億噸鐵礦石，當地人民面臨選擇：是搬走城市呢，還是關閉鐵礦？二○○四年，基律納市政府向當地人民發布有關城市危機的新聞稿。二○○七年，市議會投票決定小城的命運。由於沒有達成共識，左派黨和中間黨投了棄權票，該決議被推遲。

二○○八年，中間黨人塞爾伯格徵集了簽名請願書，對城市的未來發展進行全民投票。同年，國有礦業LKAB公司的董事會公布，城市轉型的成本估計為一百二十五億瑞典克朗，該公司將全部承擔這個開支。二○○九年，市政府修訂綜合計畫，決定新城區將建在基律納西北。二○一二年，市政廳舉辦建築設計競賽，獲勝的建築師開始設計城市的未來。二○一四年，市議會議長與LKAB公司總裁簽訂有關城市重建的賠償合同，新基律納市的建設開始快速啟動。

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基律納的議會、媒體和民間機構進行了廣泛的爭論和評估，人民有充分的時間瞭解情況、權衡利弊。他們聆聽各方面專家的辯論和分析，對這座小城的歷史、地理、文化、旅遊、經濟以及各方面的利弊做出論證。各方力量在此展開了博弈和抗爭。

最後，幾乎所有的基律納人都認識到這一點：如果城市不搬遷，鐵礦被迫關閉，大多數基律納人就會失業，城市也會衰敗下去。當地人終於統一了認識，做出了決定：把城市遷移到新的更牢固的地方，準備拆掉面積達二十三萬平方米的區域裡的三千棟房子，遷走一萬八千個居民。

「程序正義原則」裡有一個核心思想，即：「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響之前都要被聽取意見」。除了基律納政府、議會、各黨派和媒體廣泛徵求人民的意見之外，負責遷移項目的瑞典White建築事務所還安排了一個人類學家團隊，向當地居民諮詢意見。

我們在媒體裡聽到基律納人的各種意見，除了談拆遷方案和補償方案等重大問題之外，還有些是私人感情方面的枝節問題。例如，有當地人抱怨說，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在那所房子裡出生的，拆掉那房子他會感到很失落。還有女人說她很傷心，因為那個將要拆掉的公園有一條長椅，是她年輕時談戀愛的地方。

當地政府儘可能滿足每個被拆遷人的正當要求，提供各種生活便利，甚至照顧基律納人的感情需要，保留當地的一些古老建築。例如，一座曾獲選為「瑞典最美麗建築」的木製教堂，將被一磚一瓦地卸下來，然後在新址上原樣重裝。按照計畫，基律納的新市政廳要到二○一六年才能入住，新城將在二○一七年開張，整個遷城計畫可能要延續數十年才能完全結束。

来源:《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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