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開始後，在國民黨軍隊在前線浴血奮戰之時，在無數的國民黨將官和士兵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之時，高喊著抗日的中共卻龜縮在一角，藉機發展自身力量。誠如毛在建政後的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說：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就是配合日軍夾擊抗日軍民，促使日本多多佔領中國土地。中共陰險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正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可以說，在以後的八年抗戰中，中共的反蔣始終是不遺餘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戰後的國共內戰中顯露出來。中共所為具體表現在：
首先，在軍事上，中共下令改編後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只能堅持敵後山地游擊戰，其主要任務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根本任務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正是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中共軍隊的主要活動基本侷限在日本佔領區，正面戰場僅參加了太原會戰(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而且也並不是主動參與。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游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的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與國民黨戰死 200多名高級將領相比，中共無一高級將領死於與日軍的交戰中；而在中國斃命的129名日軍高級將領中，死於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卻於1939年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而且，毛在同年10月自豪的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採取無賴加流氓的做法，顛倒黑白，並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毛在此時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所謂「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中共反蔣而要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所做的所有承諾和保證的公然背叛和絕妙的諷刺。當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的政治醜聞在重慶傳開時，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的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國民政府也氣憤的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正忙於抗戰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
此時實力大增的中共為了避免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設計了一整套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採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制。毛公開指責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為此，毛提出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
第三、在經濟上，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陝北廣泛種上了鴉片，並冠以「大生產運動」的美名。
第四、在思想上，一方面，毛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
中共的所作所為都表明在中華民族最危亡的時刻，它並非如其宣傳的那樣英勇抗日，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將民族的利益拋在腦後。無怪有史家認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確實如此。
責任編輯: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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