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是目前中國的首要問題

2015-11-30 10:23 作者: 胥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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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5年11月30日訊】中國一年近二十萬起的「群體性事件」,存在數以千萬計的上訪大軍。而且數量在擴展,手段方法趨向暴力化。這些抗爭和上訪,絕大部分是民眾在維權。原以為「十八大」之後或有一個解決的辦法,但似乎領導們還在裝睡,對這些視而不見。我們說,不務虛,而要務實,但「正路」「邪路」,「復興」「崛起」,以至於「夢」,難道不是虛幻飄渺?相反,「憲政」姓資不姓社的逆流甚囂塵上。「依法治國」漸行漸遠,而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被抓,則預示著公民維權更加艱難。

有人說,中國就像一個火藥桶,一點就燃,而且燃點越來越低。主要根源有三。首先是大量的個人權利受到侵害,表現為大量的抗爭和大量的訴求;其次是腐敗遍地,官員耀武楊威,公然腐敗,已經激起民眾的強烈不滿。再次是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使社會分裂為官民對立的兩個階層。這三個問題都與政府權力有關。或者說,都是由權力帶來的。中國要走向進步,走向文明,走向穩定,這三個問題不解決,就不是什麼共產黨失去政權的問題,而是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對歷史的責任問題。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政黨,都不能置人民的苦難於不顧,縱容官員犯罪,製造社會不公。

那麼,這三個問題,那個更緊迫?有人說,解決腐敗第一(如反貪),有人說,調整收入分配第一(如進行收入分配改革),這些都沒錯。但最緊迫的莫過於那些權利受到侵害的人,他們或面臨強拆,或身負冤屈,卻求告無門。想想那些上訪,卻被抓,被打,被精神病,被勞教的人,想想那些不願土地被徵收,卻被武警包圍起來的人,想想那些下崗工人,不得已上街擺攤,攤位卻被城管推倒的人,那一個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正在受苦,他們正在絕望。所謂「解民於倒懸」,正是解那些壓在社會最底層苦苦掙扎人的倒懸。

人權為什麼具有普世價值,因為人權蘊涵人不受壓迫掠奪的不容質疑的共識。壓迫掠奪的本質是侵害人權,有人權則無壓迫掠奪,有壓迫掠奪則無人權。土地為農民所有(雖然是集體所有,但集體所有就是集體私有),卻被強迫低價徵收,這是不是強買強賣?是不是壓迫掠奪?當然是,因為政府侵害了農民的財產權,此為掠奪,農民在交易中受到脅迫,失去討價還價的權利,此為壓迫。上訪是不是人的權利?當然是,對上訪人圍追堵截,設黑監獄,甚至於暴力歐打,既是侵害人的權利,難道不是一種壓迫和迫害?思想言論要有自由,這是人的權利,用一種思想,一種言論,並通過暴力去消滅多樣化的思想和言論,則侵犯了人的這一自由權利,而非自由即壓迫。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中國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抗爭和上訪,正是壓迫掠奪日趨擴大,反抗日趨激烈的表現。這個時候談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何進行行政體制改革,如何在2049超過美國等等,是不是迴避最現實最主要的矛盾?是不是對壓迫掠奪視而不見,是不是沒有把人民苦難掛在心上?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是不容許任何人那怕是一個人受到壓迫掠奪的。臺灣一個受迫害致死的軍士引起二十五萬人的抗議,足以說明人權獲得保障,是人類進步的共同訴求。政治家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通過其行為,其理論,其制度的構建來達到保障人權,這是政治家的良心。而關心每一個權利受到侵害的人,並為其呼喊,正是政治家良心的表現,也是他成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的基礎。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位因言語上對毛澤東有所不敬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找到李洪林請求幫助,李洪林通過個人關係叫地方領導為他平了反。結果有一百多同樣遭遇的人寫信給他,李洪林感到個人能力有限,於是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請求為這些人平反,並附上這一百多人的材料。結果鄧小平批示給胡耀幫辦,並全部得到解決。最終還導致「公安六條」的廢止。有一次胡耀幫見到李洪林,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救了一百多人啦」。李洪林同情苦難,胡耀幫純樸善良,其人性,其品質,躍然而出。這樣的人才配得上理論家政治家的稱號。

我們當然要發展經濟,我們當然要發展民主,我們當然要構建高效的行政體制,我們當然要使中華民族發達富強,但如果一個國家有幾千萬人上訪,每天有數百起的抗爭事件,這個國家還是個正常的國家嗎?還能有效的進行經濟建設,有效的進行體制改革,有效的建設和諧社會嗎?什麼是「為人民服務」?什麼是「走群眾路線」?如果不使其虛而實,那就是為人權服務。因為人權關係到個人尊嚴,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個人的不受壓迫掠奪,從根本上說,關係到個人幸福。政府不保障人權,反而侵害人權,是那門子的「為人民服務」?

其實,民眾抗議和上訪,都是利益權利受到侵害,他們希望獲得政府的公平處理。當這種侵害來自地方政府時,鑒於中國的體制,只能向中央政府求救。他們並未要求推翻你這個政權。當中央政府的對策是迴避,要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時,中央政府並不主持正義,地方官員的無法無天得不到遏制。矛盾由民眾與地方官員的矛盾正在逐漸轉變為民眾與中央的矛盾,與政權的矛盾,與體制的矛盾。上訪民眾舉出打倒貪官的牌子,抗議人群拉出民主選舉的橫幅,越來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的臨近。利益矛盾正在轉變為政治矛盾。黨不是要保住政權嗎,如果你不主持正義,如果任由一些官員無法無天,如果縱容地方政府用暴力去「化解」矛盾,你能長久的保住政權嗎?

維穩警察越來越多,經費開支越來越大,安保級別越來越高。奧運會,運動會,人代會,黨代會,那一個會不需成千上萬,乃至上百萬人來「保衛」?一次法庭開審,如臨大敵,還要控制前往該法庭所在地的人流,何其荒謬;一個律師被非法抓捕,競然需律師組團去營救,去抗議,社會底線何在?敏感日子越來越多,人代會的3月,歷史記憶的5月6月,建國的十月,還有各種國際事項的日期,名人的生日和冥壽,何時不是高度警惕,疲於奔命。一開會就要清場,一出事就要封路,一敏感日就要控制上訪人員,異議人士,一年三百六十天,人民還有幾天的安穩日子可過?

只是發展經濟有用嗎?近二十來年,中國經濟確實發展很快,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遠低於經濟發展速度。除了貪官巧取豪奪,侵吞了發展成果之外,經濟發展成果很大一部分用於維穩。我們的維穩費超軍費,其實這只是體制外的費用。體制內就存在一個龐大的為維穩而存在的隊伍,比如那些政工幹部,那些控制社會,控制人員的機構,那些搞宣傳,對人民進行洗腦的人等。我估計這些人員佔到公務員人數的一半以上。那要多少工資和費用?還好,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給了官員特權利益增加,維穩經費增加,卻不用人民收入下降為代價,人民收入雖然增長緩慢,但還是在增長。所以百姓雖怨言頗多,終能忍受。但近幾年,維穩形勢趨緊,人員費用大增,而經濟增長卻在放緩,資源土地也賣得差不多了。地方政府還背上天量債務,有的收入還不夠還利息,政府面臨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特權利益不能少,而且要求獲得特權利益的人越來越多,政權要靠這些人來維持,正在步步退讓。維穩費用更不能少,甚至還要大大增加,這關係政權的生死存亡。當經濟發展放緩,政府的徵收需老百姓減少收入,即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時,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大家想想就會明白。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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