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報復:武漢淹城(圖)

2016-07-11 09:29 作者: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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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民在齊腰的水中(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7月11日訊】6月30日以來,中國長江中下游經歷嚴重洪澇災害,沿江數省受災人群近3300萬人。湖北省災情最重,計17個市、80個縣與1162.85萬人受災。官方宣傳仍然是老套路,即政府如何關心民眾疾苦、軍隊如何奮不顧身之類。但我注意到幾條信息,一是三峽與洪災的關係再被質疑,二是湖北成為重災區,省會武漢成為水域。上述兩點,說明水災如此嚴重,實有人禍因素。

每遇洪澇災害,三峽工程就成質疑目標

話說當年論證三峽大壩的好處,一是發電,二是可以有效地控制下游水量。但自三峽工程投入使用後,人們感受到的情況正好相反:下游乾旱時,大壩需要蓄水,出現與下游爭水的情況;下游發生水災時,三峽卻需要泄洪,加重了下游災情。前些年發生洪災時,國內網友發帖,說看到的水是清水,是三峽泄洪下流的水。今年據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湖北江夏柯先生,他也證實了長江流域的一些蓄水工程系統早在7月1日就已經開閘泄洪。

前幾次官方回應這種說法,只是讓幾個三峽工程的部門主管出面聲稱,並未有泄洪之事發生。這次為了「取信於民」,《中國青年報》於7月8日發表專題採訪《四問三峽大壩:武漢洪災和三峽工程有關係嗎?》,這四個問題依次是:1、三峽工程防洪功能分為救人與自助,目前三峽的功能無可替代;2、有了三峽大壩,本次抗洪中近4成的洪水流量被削減;3、三峽大壩與本次湖北洪災沒有關係。沒有調洪是為了應付更大洪災,比如四川即將到來的大洪峰;4、根據以往規律,長江中下游汛情一般來得比上游早,今年由於有了三峽,如果出現上游大洪水,相比於1998年,下游的防汛壓力會減輕。

受訪者多是水利工程專家,對這些用專業知識與相關數據組成的一連串分析,外行人無法置喙。《人民日報》等官媒多轉載此文,以期降低質疑之聲。但由於現在政府與官媒信譽極差,專家早就被網民蔑稱為「磚家」,關於三峽大壩的作用之評價,就只能是平時存而不論,一遇洪災就受到質疑,然後官方民間各自解說。

武漢淹城:填湖造地的孽報

湖北災情為何如此嚴重?直接原因是湖北地區湖泊大量消失。長江中下游地區湖泊眾多,對洪水具有明顯的調蓄作用,強降雨時,可暫時蓄納入湖洪峰水量,削減並滯後洪峰,減少洪水造成的危害。這些本是千百年來的治水常識,但自中共執政以來,常識不管用,其樂無窮的「與天奮鬥、與地奮鬥「成了常態。

湖北號稱「千湖之國」,直到20世紀50年代,星羅棋布的1309個湖泊就像一顆顆珍珠,鑲嵌出一幅水鄉澤國風光。湖北省水利廳2009年發布的《湖北省水資源質量通報》顯示,湖北現有百畝以上湖泊僅574個,平均每年有15個大湖消失。幾年過去,如今這些湖泊只剩下300餘個。

湖北湖泊迅速消失的原因,以80年代為界,此前是因為吃不飽飯,向湖泊要地種而圍湖造田;自改革開放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因城市建設缺地而填湖建房。

第一輪急劇消失發生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全中國響應毛澤東「戰天鬥地」的號召,向大自然要糧,毀林開荒、圍湖造田。據《湖北湖泊面積五十年消失過半,加劇洪澇災害》引用數據,湖北省在20世紀50年代曾有0.1平方公里以上大小的湖泊1309個,湖泊總面積8503.7平方公里。由於大規模的圍湖造田,到80年代時,湖泊數量下降到838個,湖泊面積縮減為2977.3平方公里。湖泊容量也從50年代的130.5億立方米下降到56.9億立方米,下降了51%,而有效調蓄容積僅為30億立方米,只是中共建政初期的26.6%。江漢湖群中最大的洪湖在30年間面積下降了38.9%,蓄洪量也降為10.19億立方米,調蓄洪水的能力嚴重退化。

第二輪則是近20餘年間的填湖造房。隨著房地產開發成為一個高盈利行業,武漢等地的房地產開發商將主意打到了湖泊上,填湖蓋房成為趨勢。其間也有一些反對聲音,但填湖愈演愈烈,大量湖泊永遠消失,僅剩下一個地名供人追憶。2012年4月,武漢沙湖填湖事件被CCTV專題曝光後,湖北省與武漢市政府一度發起所謂「湖泊革命」,整治破壞湖泊的房地產建設工程。但這種運動式的整治並未能阻止填湖建房風潮,據說僅武漢一市,因房地產開發就有近百湖泊消失。

這次水淹武漢,在漬水嚴重的地區,很多原來都是承擔蓄水、分洪功能的湖泊、濕地,被填之後建成住宅小區,每逢下雨,居民就被漬水困擾。今年雨水多,這些樓房就泡在「湖裡」。

清朝官員比本朝官員更有環保意識

談到中共建政後對湖泊的過度開發,我就想起一件往事。

當年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時,我因寫作《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在圖書館裡查閱資料。《皇朝經世文編》收集的清代官員奏疏讓我很受震動。按照大學歷史教科書的說法,自清代中期開始,官員瞞旰昏庸,無能之極,只知貪污斂財,不理國事民事。但那裡面的奏疏卻表明,不少封疆大吏對本省民情、農商經濟都非常熟稔,且深知其利何在,其弊何來。本文只以乾隆時期湖南巡撫楊錫紱的《請嚴池塘改田之禁疏》為例。清中葉乾隆時期,中國人口已達前所未有的3億,導致人地關係緊張,無地農戶大量增加,人們開始在湖泊河灘上開墾種植。楊錫紱在疏中寫道,當時湖南「不獨大江大湖之濱,及數里數頃之湖蕩日漸筑墾,盡失舊跡,即自己輸糧管業,數畝之塘,亦培土改田,一灣一澗,亦截流種稻。」「此弊不獨湖南,大約東南各省無處不然。」結果是每遇洪水,漫溢為患。 湖北一地也是如此,當地官員奏稱,荊襄一帶湖泊廣延千餘裡,每遇漲水,「必藉餘地容納」 ,但由於當地百姓「因於岸腳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隨借水糧魚課四周筑堤以成垸」,結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都被沖毀,數萬 人被淹死。浙江等地巡撫也有同類奏折,他們意識到問題嚴重性,向乾隆皇帝痛陳此類弊端,希望通過政權的力量改變這種狀況。

對比起如今受過現代教育、滿口環保口號的官員,清代雖然還無「環保」一詞,但官員那樸素的環保意識卻比現今強得多。

大自然的報復,武漢淹城只是一例,這種情況在中國將看不到盡頭。當年甘肅舟曲因巨大泥石流導致城毀人亡之後,我曾經寫過《生態安全:一個國家最後的政治安全》一文,指出現代國家安全的保障不再僅僅涉及軍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來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遺傳資源、氣候等環境因素。只要生態環境持續地受到破壞,就沒有政治經濟的最終安全。因為環境退化使生存環境惡化,生存空間縮小,並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經濟基礎的衰退,其政治結構也將變得不穩定。結果或是導致一國內部的動亂,或是引起與別國關係的緊張和衝突,如今的南海問題,本質上就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爭奪海洋資源。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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