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奇蹟 與抗戰勝利同輝煌的歷史篇章(圖)

2018-05-12 06:39 作者: 畢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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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在北大蔣夢麟、清華梅貽琦和南開張伯苓三位校長的引領下,精誠團結。
西南聯大在北大蔣夢麟、清華梅貽琦和南開張伯苓三位校長的引領下,精誠團結。(看中國合成圖)

在中國現代史上,抗日戰爭的勝利應當是最輝煌的篇章之一。同政治和軍事上的成果相比,這一時期中國的教育不但毫不遜色,反而更為可圈可點,甚至堪稱世界奇蹟。

以常理論,抗戰期間山河殘破,民生凋敝,教育事業出現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在這段最艱難的時期,中國的教育經費投入僅次於軍費,教育事業因此取得了驚人的大發展。僅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數量增加了48%,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倍。

在國難當頭,救亡圖存第一的戰爭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規的發展,其中秘密何在?

一、面對意見分歧,蔣介石力排眾議,作出決策:「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平津、南京及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衝,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後,77所被迫內遷後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平津及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後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只得隨國土一併淪陷。

其時,全國的局勢更為嚴峻。抗戰前全國有4億人,當時的西部只有1.8億人,抗戰爆發後,大後方一下子湧入了5千萬人口,而當時西部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到全國的30%,民生工業佔5%,卻要養活全國50%以上的人口。

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畫地將大學遷往大陸,淪陷區90%的高級知識份子、50%以上的中級知識份子和37所高校都轉移到了大後方,這是一個奇蹟。但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係,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主流的意見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這種意見,在師生中佔主流。例如,南京失守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並不佔主流。

在軍政界,爭論也很激烈,最能體現意見分歧的是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開口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裡幹麼?」陳誠則針鋒相對。陳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完全贊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

在這關鍵時刻,從蔣介石到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都力挺教育。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剛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蔣介石力排眾議,在1939年3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訓詞中做出了最終裁決,提出了「戰時應作平時看」的觀點:「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陳誠則直接批駁「教育無用論」:「要知道教育是千年萬年的大計,所謂『百年樹人』,一個國家,要建國,要強盛,就要培養無量數的人才,以為領導,以為中堅」;「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尤其當國家臨到存亡斷續的關頭,成為絕對的需要,這是一個國家最強韌、最可靠的生存力量。」這些著眼於國家民族長遠發展的教育講話和表態,糾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張,維護了「抗戰」時期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不但沒有暫停,相反還得到了保護——戰時大專院校學生享有暫緩服兵役的權利。

重視教育需要真金白銀的財政支持。自抗戰爆發後,由於軍事開支的不斷增加和沿海發達地區陷落,關稅收入喪失,國民政府財政赤字極其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仍然不放棄對教育的投入。隨著日本侵略不斷擴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遷,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都於1938年4月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這些大學生逃到大後方後,失去了經濟來源,為了確保他們繼續學業,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用貸款的辦法支持學生上學。由於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金以後並未償還,這等於政府向學生無償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費,因此貸金制隨後改成了公費制,對於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於1938年2月建立貸金制度,貸款給家庭陷入戰區的中學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頒發《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到後來國民政府又實行公費制,為教育完全兜底。

據侯楊方先生介紹,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僅次於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二、在國家喪失了大部分財源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大、中學生享受政府免費教育,包括免費伙食及一定的醫療保障;大、中學校師生生活艱難,但有政府特殊補助,比公務員好很多。

戰時教育的最大困難是經費。由於大部分大、中學生都背井離鄉,喪失了經濟來源,所以政府不但要負擔起對他們「教」的責任,同時還要承擔「養」的義務。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如前所述,國民政府先後施行了「貸金制度」和「公費制」。開始時面向家在戰區的專科以上學生,後來其發放範圍大大擴大,連家住重慶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也可以享受公費待遇。高等教育當中,每年獲得國民政府的「貸金」和「公費」者大約佔了全部學生的80%以上。這些「貸金」和「公費」不但包括學費、生活費,還包括一定程度的醫療保障,故學生看病相當便宜。譬如: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生唐飛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今去衛生室治牙,可笑掛號金僅一元,藥費亦寥寥五元」,而當時從重慶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郵資是20元。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辦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以保證教育質量。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伙食、制服和書籍。

對於淪陷區的教育,政府也沒有放棄。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並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著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佔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藉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志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制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由1936年的48萬增至120餘萬。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臺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所以,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分,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餘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餘人。

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大城市,其學費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責過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爆發後,學費問題轉由國民政府出面解決,不但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求學,而且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舊有的貴族化傾向。

在解決國辦大學大學生學費問題的同時,國民政府還竭力解決私立大學的運營經費問題。較典型者如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全係中央政府大量撥款補助,才得以繼續運轉。這些私立大學的學生也都享受公費待遇。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學因資金緊張而申請改為國立獲批,從而得以繼續維持。由於國民政府的種種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在抗戰期間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萬餘人,增至1945年的8萬餘人。

為了讓教師全力投身於教育,國民政府在保證教師待遇方面也做出了極大努力。1940年以前,後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餘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後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並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裡。學生方面,畢業於復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伙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但是,在抗戰進入最艱難時候,大後方的生存也進入了臨界狀態。一些大學生也不得不到一些中學任職以維持生存(當時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楊振寧就曾到中學任職);一些教授不得不擺攤變賣財產以維持生計,聞一多都上街刻賣印章。整個教育界的生存堪憂,但是當時的整個教育界的學者仍然默默地堅守自己的崗位,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和職責。這些情況反映到國民政府後,當時的教育部從艱困的經費中拿出了一部分錢補助困境中的教師。消息傳到西南聯大後,西南聯大校委會召開會議,最終作出了一個決定:所有的教師集體聯名拒絕政府的救濟!因為在教師們看來,「在全民族都為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在大後方還有許多的人民生活比我們還要艱難,面對中國的百姓,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接受政府的補助呢?還是讓這些補助用於抗戰吧。」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後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制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於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盡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後,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糧食部。如此修訂,原因在於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中央日報》1942年社論明言:(公務員)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由於政府對教育真金白銀的投入,在戰火紛飛的情況下,硬是為學生放下了一張安靜的書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超常規發展一如前述,即使職業教育,在校學生人數也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餘人。而這些成績,都是在艱苦的戰爭中取得的,是在國家喪失了大部分財源的情況下取得的。

面對這樣的教育成就,對照60年後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教育的現狀,真讓人無話可說!

三、西南聯合大學——一所僅僅存在了8年的戰時大學創造了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神話」,不僅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蹟,更被譽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

說抗戰時期的中國教育是一個奇蹟,最典型的莫過於西南聯合大學。1937年抗日戰爭發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至1946年結束,與抗戰同歲,堅持辦學整整8年。在當年抗日戰爭的危局和極為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北大、清華和南開這三所久負盛名的大學,在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的引領下,精誠團結,密切合作,依照當時教育部的指示,在雲南昆明一起組建了這所特殊的大學。短短8年多,「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驚諤」(碑文中語),培育了眾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人才(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等一大批科學家都曾畢業於這裡),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奇蹟的出現植根於聯大師生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擔當精神,正如聯大校歌《勉詞》所言:「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同學們,要利用寶貴的時光,要創造偉大的時代,要恢復失掉的家鄉。」奇蹟的出現更有賴於正確的辦學思想和原則,有賴於堅守了大學之所以成其為大學的現代大學精神,這就是:「堅持學術獨立、思想民主,對不同思想兼容並包。校方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學生在課外從事和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對此,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做過中肯的評價:「聯大素負盛名的教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戰時最優秀的學生。除了虎虎有生氣的文化學術活動以外,聯大還成為中國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學。……追隨北大前校長蔡元培、清華梅貽琦、南開張伯苓的傳統,聯大為中西方文化在中國土壤上喜結良緣做出了榜樣。……在不到半個世紀以前,就能產生一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汪曾祺畢業於西南聯大,晚年在一篇題為《新校舍》的文章中寫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麼?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是當時師生之間存在著一種平等、誠摯、親切、和諧的關係和教學相長的風氣。聯大實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有時候一門相同的課,由二三個教師同時擔任,各講各的,各有特色,這叫「唱對臺戲」。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講自己的專長和研究心得。平時師生可以隨時談天,討論問題,甚至為某個科學論據和學術觀點爭吵起來。據趙瑞蕻先生回憶,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聯大租借的農校的一間教室裡靜靜地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推門進來,一看,原來是算學系教授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年輕助教及學生。其中的學生就有以後成為美國大學教授的徐賢修和鍾開萊。他們在黑板前的幾把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驗算起來,寫了許多方程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其中徐賢修站起來大叫:「你錯了,聽我的!……」立馬站起來走上前去,邊講邊在黑板上飛快地寫算式。跟著,華先生拄著枴杖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這幾個人越吵越有勁,大約又吵了半個多時辰,聽見華先生說:「快十二點了,走,餓了,先去吃點東西吧,一塊兒,我請客!……」趙瑞蕻先生認為,此事足以說明當年西南聯大的校風,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對臺戲」這些不經意的學校生活中,「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在學生的心靈裡悄然扎根,而這,正是一所現代大學的靈魂。

在抗戰中崛起的還有被譽為「東方的劍橋」的浙江大學。1937年8月,日寇進攻上海,逼近杭州。校址在杭州的浙江大學在校長竺可楨的帶領下,舉校西遷。在後有追兵,上有敵機的險境下,橫穿浙江、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6省,行程2600餘公里,歷時2年半之久,最終遷至貴州遵義、湄潭等地,扎根窮鄉僻壤,堅持辦學,從1940年到1946年,長達7年。西遷辦學,浙大在艱難中崛起。從1937年離開杭州,到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遷返杭州,浙大已成為全國著名高等學府,辦學規模也在戰亂中發展壯大。西遷前浙大有文理、工、農3個學院,16個學系,70名左右教授、講師,600多名學生。當浙大1946年回到杭州時,已有文、理、工、農、師、醫6個學院,25個學系,200餘名教授、講師,2200名學生,規模比西遷前擴大了3倍多。

西遷辦學,條件極為艱苦,師生工作、學習常常就在一個個山洞、破廟裡。就是在這些山洞和破廟的一盞盞昏黃的桐油燈下,教授們寫出了一篇篇科學論文。許多著名學者如盧鶴紱、蘇步青、陳建功、貝時璋、談家楨、羅宗洛等,一生學術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這裡取得的。蘇步青在微分幾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被稱為「東方第一幾何學家」;王淦昌1942年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的著名論文《關於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就是在這裡寫成的;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談家楨發現了瓢蟲色斑變異的嵌鑲顯性現象,並用兩年時間搞清了其中的機制和規律,這一成果在1946年美國《遺傳學》雜誌發表後,引起國際遺傳學界轟動,被稱為是對摩爾根遺傳學說的豐富和發展。浙大西遷培養的1300多名學生中,也是人才百出,湧現了諸如李政道、程開甲、谷超豪、施雅風、葉篤正等精英。據不完全統計,在當年浙大任教和求學的師生中,後來有50人當選為兩院院士。李政道曾說,一年的「求是」(浙大校訓為「求是」)校風熏陶,發端了他幾十年細推物理之樂,給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華文化底蘊。

1944年10月25日,中國科學社30週年年會在湄潭文廟的大成殿召開,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李約瑟到會致詞,並參加了竺可楨主持的討論會,成為當時國內的科學盛事。李約瑟在湄潭呆了一週,浙大師生學術氛圍之濃、研究水平之高,讓他驚嘆不已。他在為浙大師生作「戰時與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演講時,稱讚浙大是「東方的劍橋」。

值得一提的還有一個抗戰期間組建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7年平津淪陷,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3所院校於9月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太原失守後,西安臨時大學又遷往陝南,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共設6院23個系。「並序連黌,卌載燕都迥;聯輝合耀,文化開秦隴。漢江千里源蟠塚,天山萬仞自卑隆。文理導愚蒙,政法倡忠勇,師資樹人表,實業拯民窮,健體明醫弱者雄,勤樸公誠校訓崇。華夏聲威,神州文物,原從西北,化被南東,努力發揚我四千年國族之雄風。」西北聯大的校歌唱出了西北聯大的教育志向。1938年7月,工學院單獨設立,稱國立西北工學院,農學院與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併,稱國立西北農學院,教育學院改稱為師範學院。1939年7月,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又改稱為國立西北大學,共有文理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醫學院4個院。隨後,師範學院和醫學院相繼分別獨立為西北師範學院和西北醫學院,文理、法商學院則成為西北大學的主體。1941年後,西北師範學院遷往蘭州。抗戰勝利後,西北工學院大部分師生返回天津,與泰順北洋工學院、北洋工學院西京分院、北洋大學北平部等合併,復名為國立北洋大學,但也有一些教師留在西北工學院任教。西北師範學院師生多數遷回北平恢復國立北平師範大學,也有部分教師留在西北,任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教師,而西北農學院則一直留在了陝西楊凌。西北聯大雖然遠不如西南聯大那麼出名和有成就,僅僅存在了一年多,但這次組建卻為原本教育落後的西北帶來了大量優質教育資源,為後來全國高等教育的均衡發展奠定了基礎。

除了規模擴大和數量的增加,國民政府也高度重視大學的科學研究。教育部於1938年特地撥經費給國立大學,令其恢復因戰爭而停辦的研究所,恢復招收研究生,並酌情增設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經濟部共獲准專利423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182%。時任駐華參贊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30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還選拔了1566名的自費或公費留學生赴美國和歐洲各國,其中包括了後來的「兩彈一星」元勛王大珩、黃緯祿、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彭桓武、屠守鍔、郭永懷等8人,超過了「兩彈一星」元勛總數的三分之一,另外還有楊振寧。當時在國外還約有2500名中國公費、自費留學生,其中家鄉淪陷,斷絕了經濟來源的約佔60%,國民政府也決定撥款給予資助,總計數額達數十萬美元(留美中國學生月津貼75美元,當時美國教師的平均月薪不過120美元)。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當年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和工程師頒發和追授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這23位專家被稱為「兩彈一星」元勛。當檢視這些元勛的簡歷時,會發現一個驚奇的現象:他們當中不少人的大學生涯是在抗戰時期大後方度過的,並隨後被國家派遣出國留學。所以有人戲言,共產黨中國最值得稱讚的成就「兩彈一星」,其研發者是國民黨的民國教育培養的。言雖為戲言,說的卻是事實。

當然,我們是不願也不想承認這個事實,更不想老老實實低下頭從中學點什麼,所以,我們現在的教育也就只能一天天地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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