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古觀今】大清是被誰逼上絕路的?(組圖)

2018-05-27 09:00 作者: 如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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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戰及八國聯軍入侵後,清朝與列強簽署屈辱的《馬關條約》賠付巨額戰爭賠款
甲午海戰及八國聯軍入侵後,大清朝與列強簽署屈辱的《馬關條約》賠付巨額戰爭賠款。
(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看中國2018年5月27日訊】或許有人會認為,大清是被發動甲午海戰的日本人逼死的,是被洋人的八國聯軍逼死的,也或者說是被義和團或被保路運動逼死的,更有說是被一場股災逼死的,但無論日本人、洋人、義和團都沒要求清朝皇帝下臺。至於一場股災或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難以逼迫清廷下臺,因為它完全可以採取違約的手段,既然槍桿子在手,有何懼哉?

最近一段日子,阿根廷比索快速貶值,歸根到底是因為債務的壓力,一般認為它的債務率會很高,事實上並不是如此,下圖是海通證券繪製的主要經濟體總負債率的圖(應該是2015年底的數據,雖然時間過去了兩年,但相信變化並不大,此處也僅僅是用於示意)。可以看到的一個最鮮明的特點是,最近一段時間貨幣快速貶值的國家,其負債率在圖中基本都處於比較低的位置,包括阿根廷、印尼、土耳其、俄羅斯、南非、印度、巴西等。估計這會顛覆部分人的財經「三觀」,因為某些課本在不斷告訴我們(也可以稱呼為不斷欺騙我們),一個國家的總負債率越高,貨幣貶值的壓力越大,可現在,負債率世界第一的日本還沒事(至少現在還沒事),美帝的正副負債率超過了100%,也還沒事,為何發展中國家這些「貧下中農」卻開始「有事」,而且事情很嚴重?這在說明一個道理,富有富的邏輯,窮自然也有窮的道理,天道永遠是公平的。

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負債率分化明顯
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負債率分化明顯(圖片來源:海通證券研究所)

或許也有人會認為,甲午海戰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讓清廷背上了巨額負債,導致清廷的滅亡,事實上也不是,因為清廷的負債率更低。清廷在甲午海戰前是非常富有的,幾乎年年都有結余,這就讓大清官庫中時時堆有大量的銀錠:1781年國庫存銀7000萬兩,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1850年還有800萬兩。雖然太平天國運動對清朝的財政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但1853-1863年間戶部存銀仍年增加19萬兩(太平天國運動發生在1851年—1864年)。到甲午海戰前的1893年,清朝國庫存銀是760萬兩。可以這麼說,在甲午海戰之前,大清可以什麼都沒有,但唯獨官庫裡不缺銀子。

地主老財的生活過的非常殷實。庫房有花不了的銀子,也就沒什麼負債。

甲午海戰之後,清朝開始出現財政赤字,1896年的赤字是1292萬兩,1899年是1300萬兩,1903年是3000萬兩(佔當年財政收入的28.6%),就此就可以說是赤字壓垮了清朝嗎?不應該這麼武斷。清朝的財政赤字顯然主要是由甲午海戰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戰爭賠款所形成,《馬關條約》對日賠款加上贖遼費共2.3億兩,庚子賠款是4.5億兩,此外還有1800餘萬兩的教案賠款,三宗合計6.98億兩。當時清朝的國民總收入(GDP)應該是多少哪?按陳志武先生的估算,1903年國民總收入約為32億兩。6.98億賠款佔國民總收入的21.8%。我們知道,無論是18世紀的英國還是現在的美國,政府負債率都是很高的,現在美國政府的負債率已經是105%,清廷的這一負債率數字簡直不值一提,且也比不過現在貨幣正在快速貶值的阿根廷、巴西、印尼等,清朝不會因此而窮死。

是大清不懂得借貸嗎?當然不可能。政府借貸很早以前就開始了,1697年英國政府一年的短期債務支付是它財政收入的3倍,1710年是財政收入的近4倍,但那並沒迫使英國滅亡,實際上英國從那以後反而日益強盛,走上了日不落帝國之路。所以,在清末時期,政府借貸更已成為稀鬆平常的事情。如果說清末時期清廷這個土財主不懂得借貸,是不可能的,不僅懂得而且會很懂。這點負債完全可以在債券市場籌集,似乎並不是什麼壓力。

大清就是土財主。

清廷為什麼不能依靠借貸度過難關哪?為什麼現在的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國的負債率相對發達國家都是低位,但照樣出現貨幣的快速貶值哪?任何貨幣貶值的壓力本質上都是來自於債務壓力,債務壓力更低,貨幣貶值的壓力卻更大,豈不是咄咄怪事?

本質的原因是制度的內涵不同。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確立了君主立憲制,人民代表國家的主權,這個「朝代」不存在滅亡的說法,會永永遠遠持續下去,也就不存在朝代滅亡之後債務成為爛賬的危險。同時,此時的英國開啟法律至上、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法的歷史時期,私人持有的政府債券屬於私有財產,政府是不能賴賬的,否則等待的將是法律的大棒(結局必然是巨額賠償)。當債券持有者的權益得到保護之後,內部債券市場就會蓬勃發展,成為建立日不落帝國的推進器。相反,清廷是一家一戶是朝代,戶主是愛新覺羅,改朝換代的時候,後面的朝代一般是不會承認前面朝代的債務的。每個債券購買者都會考慮,如果愛新覺羅被「打土豪分田地」了,我的債券靠誰去兌換哪?即便您沒有被「打土豪分田地」,您有槍桿子在手,一旦賴賬,草民到哪裡去說理哪?只能認栽。同時,債券持有人的利益和貨幣發行機制緊密相關,當時英國執行的是金本位,債券持有人不必擔憂債券到期後,所得到的貨幣的購買力會遭到大幅損失;可是,清廷雖然一直在使用銀銅復本位(類似金本位),但可隨意印製銀票和銅票(這本質是紙幣),貨幣印刷的隨意就會造成高通脹,債券到期之後的購買力就有可能面臨大幅縮水的威脅,這種風險是每個債券購買人最擔憂的。所以,清朝的內部債務市場就無法發展,清朝也無法通過債券市場籌集足夠的資金。

既然如此,清廷就只能不斷向外國的銀行(或正副、機構)借錢,甲午海戰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後,清廷開始大量向外國銀行和機構借款以應對戰爭賠款(主要的利率是5%。外債增長)。此時,因為借款方不具有足夠的信用,外國銀行就會要求抵押物,一般是以海關的關稅、鹽稅作為抵押,結果,為了保證自己的貸款安全,外國人就會要求參與大清海關、鹽政的經營管理,大清「賣國」的行為也就出現了(在此,有個很好笑的邏輯,既然大清「賣國」,只能說明大清不能代表整個國家;如果大清可以代表國家,說大清「賣國」就不對,應該是插標自賣)。如果外國銀行的背景國家足夠強大,甚至可以要求租用大清的土地,租金可以抵扣清朝的借款,租界也就產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於1840-1842年,1845年11月29日,清朝上海出現了第一塊租界。洋務運動可以理解為開放措施,但這一時期的租界運動並未大發展。但甲午海戰之後,從洋人的角度來說,開放的程度更高了,因為租界更加繁榮。1896年7月21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中日通商行船條約》,1898年8月29日,根據《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天津日本租界協議書及附屬議定書》,劃定日本租界,南臨法租界,西北與老天津城相望。甲午海戰後,陸續出現了天津德租界、天津日租界、天津俄租界、天津意租界、天津奧租界、天津比租界,在漢口也增加了四個租界(分別屬於法、日、俄、德),完全是一副「蓬勃發展」的態勢。根源就在於清廷的財政情形惡化了,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性更為嚴重,就只能向洋人讓渡更多的商業利益,而租界是商業利益的一部分,何況租界的租金可以直接抵扣大清的借款(海關、鹽政不夠抵押時,只能是土地抵押)。此時,在財務的意義上,大清朝廷和洋人本身就是一夥的,清廷有求於外國政府、機構和銀行借款,而洋人希望通過租界等形式實現自己的商業利益,一拍即合。剪的是誰的羊毛哪?也比較清楚。

鴉片戰爭之後的1845年,清朝上海出現了第一塊租界。

那麼,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國家已經實行了民主制度,與大清有什麼可比性嗎?本質上沒有不同,下圖是1800年之後世界各國的違約排行榜,主要集中在南美和非洲國家,在主要國家中,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奈及利亞、土耳其、俄羅斯、墨西哥等都是慣犯,每一次國家債務違約就相當於一次「改朝換代」或者使用一次槍桿子,從信用的含義來說,和大清沒差別。那麼它們為什麼要違約?這是等級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當上層慾望無度的時候,債務就會過度膨脹,最終只能違約,與大清也沒什麼不同。

1800年之後世界各國的外部主權違約排行榜
1800年之後世界各國的外部主權違約排行榜(網路圖片)

再說這些國家的貨幣與債券市場,就更不像話。以阿根廷來說,現在的通脹率不低於25%,這說明貨幣的信用度極低,但3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僅是5.16%,而1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是5.96%,如果在今天用阿根廷比索購買國債,到期之後,其購買力應該差不多直接歸零,即便精神病人估計都不會去購買。這些國家長期高通脹,換幣的事情經常發生,一旦換幣,這些債卷的購買力就幾乎直接清零。有些國家資產價格不斷暴漲,債卷市場萎縮將一樣不可避免,因為資產價格不斷暴漲就是另類的高通脹。

不斷的違約加上貨幣信用很低,阿根廷等國家當然就無法培育內部債卷市場,所以,這些國家即便總負債率很低,但一樣不斷遭遇債務危機並不斷導致貨幣貶值甚至換幣。(在此,還有一類比較特殊的情形需要說明,有些國家借特定的歷史性客觀因素,比如人口紅利等,實現了本幣對美元的階段性穩定,趁機將槓桿加了起來,表現為債券市場得到發展。但只要不能實現本幣的自由兌換,意味著本幣的信用度沒有本質的提高),這些槓桿唯一的結局就是大規模斷掉,債卷集中違約。比如:本世紀2002年至2012年,巴西基於各種客觀因素,雷亞爾兌美元實現了穩定,包括企業、地方州政府在內的各種經濟主體開始加槓桿,債券市場得到發展。但2014-2015年雷亞爾匯率暴跌時期,企業(包括國企)和州債務集中違約,槓桿集中斷裂,帶來的是債券市場快速萎縮,基本失去了融資功能。所以,如果沒有本幣信用的實質性提高(實現自由兌換是基礎性條件),即便基於各種客觀因素暫時將槓桿加了起來、債券市場得到發展,但最終槓桿都會斷裂、債卷集體違約,依舊要繼續過大清那樣的地主老財的日子)

所以,阿根廷也只能像大清一樣依靠借外債度日,這是阿根廷總統自己今年在莫斯科親自坦白的。由於是違約的「慣犯」,必須提高利率才能借到錢,因為貸出方必須用高利率對沖違約風險(這就是信用風險),資金成本很高的時候,經濟社會自然難以發展。

可不斷提高利率向洋人借錢,就是不斷向洋人讓渡利益(利息僅僅是一方面),再加上等級分化所帶來的上層對下層的肆意掠奪,勞動者就會日益貧困,所以,在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南美國家,遊行示威就像請客吃飯。對大清來說,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就會得到很多人的擁護,即便不能參軍上戰場,還會在旁邊起鬨(帶頭起鬨的是袁世凱)。結果,大清只能下場休息。

將愛新覺羅和南美的很多正副送入博物館的傢伙叫「信用」,體現在契約精神的匱乏和本幣的信用上,它們都是被信用逼死的。任何一個社會,只要依靠拳力維持二元社會的運行,這種結局就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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