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是鄭孝胥，溥儀的老師，這你在《末代皇帝》裡都看到了。（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六八年，「文革」清隊期間，中國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廠，建造起一所納粹集中營式的非法監獄，號稱63號。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和幹部在裡邊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十年後，粉碎「四人幫」不久，它曾經一度被揭露出來，並舉辦展覽，昭示給世人。其稀世罕見的酷刑、殘忍暴虐的程度，森嚴絕密的組織手段，驚駭一時。如今這展覽早已撤除，遺址也蕩然無存，當筆者走訪當年63號的僥倖生還的倖存者時，仍不敢相信這是僅僅十幾年前中華大地發生的事實。一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它瘋狂起來竟然勝過史前期的野蠻。而這些倖存者回首往事，餘悸猶在。心靈的傷口依然流血並暴露在外。
筆者在披露此中兩個女人的經歷之前，先將另一些親身經歷者對63號介紹的口述實錄如下，以使讀者對63號有個大概的瞭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廠的老儀錶車間，後來改做倉庫使用，是個大筒房，像個戲院，約摸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廠專案組把它做為牛棚往裡邊關人，就叫瓦工木工斷成許多小間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間。窗戶全釘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裝上鐵欄，靠裡的只留一塊硬幣大的玻璃，外貼小紙帘，做為監視孔。」
乙：「為什麼叫63號呢？它的內線電話是63號。」
丙：「63號有嚴密的制度。人之間不准互相稱呼名字，只能叫『這個』或『那個』。走路必須低頭，不准往別處看。我在裡邊關了一年多，很多人關在裡邊我根本不知道。特別是緊靠南的一間屋子關著是誰，至今也沒人能說清。有個工程師，夫婦倆分別都關在63號裡，工程師死了一年多，他老婆還託人給他送火柴呢。」
甲：「63號的看守們分三班倒，一班七八個人，總共二三十人。關在裡邊的前前後後有一百多人。大案有兩個，一個是『裴多菲俱樂部』，涉及的人都是廠裡的工程師和專家們。另一個叫『三黨』，都是黨員領導幹部。所謂『三黨』，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是廠革委會那些人為了排除黨內異己羅織出來的罪名。這兩種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過不少演法西斯集中營的電影，我敢說63號比法西斯還法西斯。有的刑罰法西斯也沒有。比如一種『旱鴨鳧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鐵刷子刷腳心，又疼又癢，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動，很像鴨子鳧水，所以叫『旱鴨鳧水』。還有一種『肛門吸菸』，拿根煙點著立在地上，叫人脫下褲子，把肛門對準煙頭坐進去。有位高級工程師是搞鍋爐專業的，他是如今唯一活著的帶殘的人，出來後一直住在醫院。本來我們想請你去採訪他，但醫生不肯。他十個指頭都釘過大頭釘，肋條全給踩斷了……」
丁：「我因為出身好，三輩紅，整了我一段時間後，叫我在63號負責買飯送飯，倒屎倒尿，幫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個油漆桶放在過道，叫他們一個個來上廁所。可剛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來！』大便只給兩分鐘。63號裡臭蟲多得嚇人，有個人咬得睡不著，我一次幫他就逮了一百多個臭蟲。但63號不准滅臭蟲，臭蟲也是他們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個小夥子挺冤，他是個工人，為了要住房跟革委會主任吵起來，被弄進63號。他脾氣很暴，把他一頓死揍打到鋪底下，他還是不服，就用鐵絲捆在椅子上，拿鋼釺子絞緊，鐵絲一直煞到肉裡。直到現在洗澡時還能看到他腿上給鐵絲勒過的很深的道兒。那些看守還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嘩嘩流血，留下後遺症，沒有性，打壞了……工人都這麼打，更甭提那些知識份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時，他們想什麼時候用刑，就拉出一個人來，整得鬼哭狼嚎。他們怕外邊的人聽見聲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搖留聲機，總是那塊唱片，樣板戲《紅燈記》鐵梅唱的那段。只要鐵梅一唱，不知誰又受刑了。現在又興唱樣板戲了，我一聽耳朵就響起那些慘叫。」
丙：「他們叫電工把220V電壓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殺。燈泡外邊全裝上防爆罩，屋裡任什麼東西都沒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總能想出辦法來，有個解放前在東沽跑船賣小魚的，說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慘。他居然在地上撿到根大鐵釘子，用墊床腿的磚頭，把釘子砸進自己的腦袋裡。」
丁：「還有位工程師，七十多歲，給弄到外邊凍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們穿上白大褂進他的屋子，說自己是被請來的醫生。兩個人把他舉起來在空中飛快旋轉，說是請他『坐飛機』，問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腳亂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鬥他，這叫『老黑鬥老黑』。我親眼瞅著他一條胳膊啷噹著，像假的，樣子很怪。這人後來神經有點不正常，屋裡有屎有尿，極臭。看守叫我給他洗個澡，滿身全是黑泥痂！我這才發現，他那條胳膊原來是脫臼了。也沒人給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噹著……」
甲：「63號對外是絕對封鎖消息的。從那裡邊出來的人都被打怕了，誰敢說？說了就會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邊的人，路過63號都遠遠躲著走。有個人蹲在附近繫鞋帶，犯了嫌疑，就被抓進去好打一頓。在我們這個二千人的大工廠中，63號是個可怕的謎，神秘的地獄，吃人的魔窟。」
甲：「63號關人關得最多的時候，放不下了，他們在廠裡又找到一個小倉庫，準備搞個分號。叫來瓦工把這倉庫也斷成一個個小間牢房，都是雙人床大小。一面六間，一面八間，後來他們發現瓦工們一邊幹活一邊竊竊私語，他們怕事情鬧得過大，建好後一直沒有使用。」
63號整死人的消息陸續傳到北京，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和市革委會主任來到這個廠，說是視察「抓革命，促生產」各項工作。他們一走，63號開始悄悄放人。隨後將這座歷時兩年殘害無數無辜的魔窟，以清除舊廠房的名義拆除，夷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猶存。整人的凶手們長期逍遙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這不過是變相的銷贓滅跡罷了。63號的鐵欄杆化為無形，更深地禁錮著人們的心。直到文革結束，受難者平反昭雪，63號的主謀才被逮捕法辦。但是法律只能懲罰罪惡，卻不能醫治受害的心靈。
筆者這一判斷，是從採寫這兩個女人的自述經歷後的感受得來的。可惜文字是無聲的，無法傳遞出她們訴說這段往事時，那令人淒楚含血含淚的心音。但究竟什麼樣的遭遇，過了二十年再回述時，依然如此激盪不平，有如控訴一般？
她倆，一個是死難者的妻子，一個是從63號逃生出來的經受過殘暴的本人。
生死兩茫茫
1968年，48歲，女，K市K區無職業婦女
你別擔心，我能說，那麼凶的事情都經受過了，說一遍總能受得住。聽說你來，昨天我把怎麼說都縷好了，想了一夜，可現在又全亂了，可能會東一句西一句……我又有點犯心跳了。
溥儀的老師鄭孝胥。（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我爺爺是鄭孝胥，溥儀的老師，這你在《末代皇帝》裡都看到了。我爺爺他一直跟著皇上，對家裡的事很糊塗。我們這種家，有什麼事是不跟孩子們說的，所以「文革」時追問我祖父祖母的事時，我怎麼也說不清。
我丈夫老劉是機械工程師。從北洋大學機械系畢業後始終做技術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親是北洋海軍總長劉冠雄，舊官僚，這就注定我們是挨整重點。
「四清」時老劉就被關起來，後來說「洗澡下樓」沒事了，緊接著「文革」就來了。來得太猛太凶，完全沒有準備。突然一天，老劉廠裡的工人紅衛兵闖進我家，好多人拿著大洋鎬，把屋裡的花磚地、門外的台階連屋頂全刨了。還拿刀把沙發全捅破，說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兩個洞，是家裡的舊床，從來沒想過這兩個洞哪來的，他們說是子彈打的槍眼兒，向我要槍，要子彈，真嚇死人了。不知老劉犯了什麼事，晚上老劉回來了，滿屋子亂七八糟。他安慰我說：「很多人家都抄了，別怕。」我的心才定下來。我一輩子沒做過事。我們兩家是世交，從小青梅竹馬，二十二歲時嫁給他；一直跟著他；只有他在身邊，我心裡才穩當。
第二天他們又來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廠裡的工程師們，他們就把我們召集起來，弄去遊街批鬥。叫我們脖子上掛個簸箕或小鍋小盆，拿棍敲，一邊說：「我是牛鬼蛇神！」還把黨委書記弄來，糊個大紅紙傘，上邊貼著我們的名字，叫他舉著。意思是我們是他大紅傘下保護的牛鬼蛇神。突如其來的，人全懵了，也沒面子可講了，就這麼難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連給抄了五次，整個抽屜的東西，多少年存的好東西，還有老劉的書，技術材料，日記，全給弄走了。老劉喜歡照像，照片特別多。所以抄完之後，滿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沒抄家的子女都圍在外邊往裡看。我的腦袋木了，一聽聲音就害怕。隨後我們就給趕出「新村」。來輛馬車，叫我們帶上吃飯必需用的鍋飯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車。鏡子不許拿，說是「照妖鏡」，被趕到一片水中間的簡易房子前，可是那裡的街道代表出來說，他們不要牛鬼蛇神，嫌我們髒。但他們把我們又拉下來批鬥一番，再趕上馬車，最後塞進一所破樓，名叫「垃圾大樓」，住在一間十來平方米小屋裡。廠裡每天都來人審訊。他們真有辦法，居然在T市老劉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親做海軍總長時穿的舊制服，還有舊軍官照片，說老劉「企圖變天」。都是什麼年頭了，老劉就是想變天，也不能穿這套清朝衣服上臺呀。他們還逼我給溥儀寫信，找他要舊照片，好拿這照片說明我們想恢復舊王朝，多虧溥儀回信說他沒有這種舊片了，要不我們更倒霉了。他們就這麼搞，想什麼樣兒就要搞成什麼樣兒。糊里糊塗的，覺得沒活路了。可搞了一陣子，正提心吊膽的時候，又說問題搞完了。老劉的手錶也發還給他。剛輕鬆幾天，又反過來說老劉組織「裴多菲俱樂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誰，我說裴多菲是外國名字，我家沒見過這個人呀。後來才知道這是指反革命組織，搞政變。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兒上。
我和老劉是解放前到這廠子來的。那時這裡很荒涼。我們這種技術人工資很高，沒處花，經常湊一起玩玩。老劉好客，愛照像，滑冰，打網球，是個玩將；我愛唱戲，我倆又沒有孩子，房子寬敞，那些工程師們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會，多少年一直這樣，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開始，大家就沒心氣兒玩了。可「新村」有個人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文革」一來他怕極了，就寫張大字報說我們搞「裴多菲俱樂部」。這可是個不得了的大問題，從頭整。
老劉害怕了，他這人膽子很小，總哭，哭得青光眼發作了。我一直拿他當「定心丸」，看他這樣兒，我想我應該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說：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還會再站起來。咱們不就在一塊玩玩嗎，又沒做壞事兒，怕什麼。」
其實我更怕，怕極了。總覺得比開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誰，誰死；碰不上沒事兒，這—次是看準誰非弄死不可。我巴望這時最好有一個人闖進屋，一槍把我們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別熱，我和老劉乘涼剛回屋，一大堆人進來命令我倆坐到街對面去，互相不准說話。只聽他們在屋裡又抄又砸，聲音嚇人極了，然後叫老劉跟他們走。
老劉忽然拉著我的手哇地哭起來，哭得特別難過，眼淚把我的手都弄濕了。哭著哭著他又怕我難過，就對我說：
「你放心，我們沒什麼事，弄清楚就回來，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裡有把折扇，上邊是我用毛筆寫的毛主席的詞《詠梅》。他說：
「你就把它給我吧！」
奇怪，怎麼這會兒又來要我寫的折扇？其實他當時心裡有數，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來了。我給他折扇時，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勁——這是他用心握的。誰想到這次握手，竟成了永久的訣別！
他走了，我發征，發傻。那些人問我，
「你到哪兒去？」「我不知道我怎麼辦。」我說。
「你就跟我們去吧，可以給他拆拆洗洗，還可以聽點他的消息。」他們說。
我想這樣還可以在老劉身邊，知道他的情況，滿心以為這是他們的好意。誰知這是他們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從我身上擠東西整老劉。我坐在車後邊進了他們的廠，又進了一座大廠房——這就是63號。進去後被推進一間很小的屋，「哐當」門被關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覺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壞了，坐牢了。當天半夜就審訊我。叫我把反革命罪證拿出來，我哪裡會有，這就拉出屋去整。前後整整兩年半，打呀，要命呀，頭髮被他們大把大把揪掉。我把頭髮偷偷塞進被子裡，心想早晚一天出來後非要告他們不可。粉碎「四人幫」後，叫我上臺控訴他們，一個大領導叫我放開講，我一講一個多鐘頭，心跳得厲害呀！
開頭他們叫我承認，說我家製造發報機，開黑會，還讀反動誓詞。他們在我身邊擺著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認就拿屎尿灌我。他們還編了一套一套的，說我家開黑會時接國民黨的黨旗，叫我寫，我不寫就打呀罵呀，那些髒話，我從小到大就從來沒聽過那麼下流的話，難聽極了。
每天十二點後通知我才准睡覺，五點鐘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麼時審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個壯男人把我推倒，圍著踢我。渾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勁踢，鼻子嘩嘩流血，他們就用我抄寫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腫得多少天沒法吃東西，每次我都以為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們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時叫我手棒著一大堆鐵鏈子圍著椅子跑，不許停，一直昏倒下來。有兩個小青年最凶，他倆把我舉起來，一個抓住頭，一個抓住腳，像擰洗過的床單那樣擰，全身骨節都要折了那麼疼，疼得我一喊，他們就打開留聲機放唱片，把聲音放得特別大，好壓過我的喊聲。
我當然不能承認，我認了，他們就會拿這東西去逼老劉，老劉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寧願自己叫他們整死，也不能叫他們把老劉整死。
他們還有個辦法，就是經常餓我，有幾次一天多不給我一口東西吃，餓得我把草墊子的稻草抽出來塞在嘴裡嚼，硬嚥下去，成牲口了。後來我吃飯時常常剩下半個窩頭藏在稻草裡，預備挨餓時吃，可有時用上它時已經長綠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後我也學精了，不硬頂，乾脆胡說。
他們問：「你在俱樂部跟誰打過牌？」我就說：「跟蔣介石和宋美齡。」
他們問：「你們留著那套舊軍裝幹什麼用？」我就說：「每天穿一會兒，紀念國民黨。」
當他們知道我存心胡說，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們對我說：「你升級了，今天槍斃你！」就拿棉襖蓋上我的頭，押上一輛吉普車，跑了一個多鐘頭，其實就在工廠後邊鹽灘上來回亂轉。然後拽下車推進一間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還有穿軍裝的人。他們的問話很橫：
「你的發報機呢？」我說：「扔進河裡了。」
他們又問：「電報機的圖紙哪兒來的？」我說：「在新華書店買的。」
他們聽我胡說，上來三個人用木棍狠抽我，還用刀背剁我。有個人過去一直沒打過我，我還認為他向著我，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一完事回來又把我吊起來打。
轉天一個打手溜進我屋來，對我說：「發報機既然沒有，早晚會弄清的。看你的腿腫成這樣兒，我學過醫，繪你治治，你可別讓他們知道。」
我還以為他良心發現，不知該怎麼說感激的話。可是哪想到他借給我看腿傷，侮辱我。我呼救無人。拚命跟他對抗……這時我真想自殺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慘。守夜的一個女工勸我，我又想起老劉來。我要是死了，老劉放出來後怎麼活；可我哪知道。他進來三個月受不住，拿墊床腿的磚頭砸碎自己的腦袋，自殺了……我記得我進來不久的一天，扒門縫看見過他一次背影，給兩個人推著。我還一直以為他活著。我倆都在63號，他既不知道我也在裡邊，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還有什麼必要忍受這些罪活著？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們忽然對我說：「告訴你，你丈夫已經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絕於人民……」下邊的話我只聽見一句，「你必須和他劃清界限！」我當時只覺得心裡木極了，沒有任何感覺，也沒叫喊。等他們再來叫我寫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劉「一刀兩斷」，我忽然跑出來大哭大喊，喊老劉。一下子爆發了！
我腦子完全亂了，控制不住。忽然覺得這是假的，老劉沒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經出去了，哪一天會推自行車來接我；我倆就是到處流浪去討飯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覺得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劉，一聲聲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劉就在眼前。弄得63號的男女看守們都說有鬼了……真沒想到他們來這一手……
這樣，他們就對我說：「我們廠是搞生產的，不能叫你總住在這裡，花這大的代價……」就把我轟出來。我堅決不再回「垃圾大樓」那間小屋，我一看那裡的一草一木，神經就發狂。他們就把我弄到另一個地方住下，還叫兩個女工輪流陪我，怕我自殺。事後才知道，63號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們很怕我自殺，又多一條人命。
老劉死那時，火葬場不給燒，是63號那幫人架劈柴燒的。然後釘個盒子，把骨灰放在裡邊。有一天他們來了，拿個白布包兒，對我說：「他死有餘辜！」打開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劉！我一下癱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個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劉的衣服給他穿上，再戴上老劉的帽子。他就是老劉。我天天不出門，陪伴著他，他也陪伴著我。吃飯時會給它擺上一雙筷子。它就傻呆在那裡，一動不動，也不說話。我也不用它說話，他在，就好……
後來，我的養女回來了。人家都叫我把這假人拆掉，別嚇著女兒，我才搬開它。
我的養女是「文革」初去內蒙古插隊的。她的命運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劉從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劉沒孩子，她生下來四十天時抱過來。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劉廠裡的電器工程師，因為過去也常到我家來玩，就和我們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樂部」二掌櫃，也關進63號。他脾氣很倔，打得更厲害。幾次給煙頭塞進肛門不准大便，被踩斷三條肋骨後死了，死在醫院裡。事後他們叫醫院開假證明，說是死於心臟病。還把一張斷了肋條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號」，怕將來有人查驗。
我養女的兩個父親，一個生父，一個養父，都死在63號。我死了一個老劉，實際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還活在世上。你說說，我為什麼還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許多問號的一片空白。
（未完待續）
来源:《一百個人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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