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最大機密 抗日燈塔實為「魔花」王國(圖)

原標題:《顛倒民國》書摘:延安不是抗日燈塔,而是鴉片王國

2019-07-17 07:03 作者: 余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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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罌粟花看似美麗,卻有無比邪惡的內在,正如曾瘋狂靠它賺錢的共產黨。(圖片來源:公有領域/Pixabay/CC0)

【看中國2019年7月16日訊】紅太陽下的罌粟花: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

在中國,凡是經歷過文革的長者,都知道毛澤東的「老三篇」,那個年代所有人都必須背誦這三篇文章。一篇是讚揚神話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讚揚國際主義戰士的〈紀念白求恩〉,還有一篇是讚揚一個士兵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提到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他「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重於泰山。

然而,張思德並不像《毛澤東選集》註釋說明的那樣,在燒炭時因塌窯而死,而是在被派到一處大煙(鴉片)加工廠參與燒制大煙時,因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為什麼這種事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幹?不難理解,加工大煙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必須安排十分可靠、「黨性強」、「紀律性強」的人去幹。事實上,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燒煙英雄居然被立作楷模,讓全國人民學習數十年,這就是中國歷史被謊言充斥的典型例證。

中共在延安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抗日,而是種植、製作和輸出鴉片。西北沒有日本軍隊的蹤跡,被國民黨軍隊一路追擊逃到西北的共產黨,所宣揚的「北上抗日」,明顯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謊話,至於有沒有人相信,共產黨已不在乎了。而且,共產黨早已派出潘漢年等人與日本談判達成「互不侵犯」之協議,1941年之後,日本從未向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發動過一次大規模作戰。

日本的飛機頻頻轟炸濃霧繚繞、視線模糊的重慶,偏偏就是不去轟炸晴空萬里、毫無遮掩的延安。難怪戰後的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表示:「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從南京潰敗到豫湘桂潰敗,國軍在抗日戰場上屢戰屢敗,但畢竟在苦撐待變;與國軍相比,共軍則如毛澤東所說,「三分反日,七分反蔣」──其實,連「三分反日」都是假的,那「三分」功夫,被用到栽種、製作和買賣鴉片上。

關於延安政權種植、製作和銷售鴉片的這個「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早已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但由於中共封鎖乃至銷毀了大量檔案資料,使得研究難有突破,直到學者高龍在山西省忻州地區,見到一批當年共產黨在晉西北種植鴉片的原始檔案,才讓世人看到冰山一角:據擁有這批檔案的人士介紹,這批檔案從忻州某縣檔案館流出,以「賣廢紙的價格」賣給文物販子。該人士花高價從文物販子手中購得這批檔案,並妥善保管。

根據檔案所在地和內容,研究者將這批檔案初步命名為「忻州鴉片檔案」。「忻州鴉片檔案」的紙張都已泛黃,但裡面的毛筆字工整,訊息量大。「忻州鴉片檔案」數量達兩百多件,內容涉及晉西北鴉片種植、收割、運送、稅制等每個環節,全方位勾勒了1940年代共產黨統治地區的鴉片經濟。「忻州鴉片檔案」的面世,將「解放區」鴉片經濟這一重大疑案鐵板釘釘,為這一課題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獻支撐。以這些檔案為基礎,高龍寫出〈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邊區鴉片經濟〉一文。

這篇文章提及,「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腰莊煙畝稅冊》,詳細記錄了腰莊農戶的鴉片種植情況。根據《腰莊煙畝稅冊》,種鴉片的農戶成員多數為貧農,少數為中農,中共只將此「肥缺」賜予值得信賴的階級。檔案顯示,中共的鴉片統購政策是冷酷無情的。農戶種鴉片有具體的任務,屬於「政治攤派」。如果無法完成任務,農戶得自己拿錢買鴉片,然後再上繳。

豐收季節,農戶去煙站出售鴉片,之後換回等價貨物,沿途設有嚴格的稽查崗位,需要有許可證才能放行。「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三十六年交換許可證放行》。這件檔案的日期是「中華民國36年9月25日」,即1947年9月25日。這份文件寫著,「茲有寧武縣第四區謝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攜帶藥品36兩到縣上帶換回等價貨物,換布及衣服牲畜,業經批准發給許可證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給安滿蒼收執。縣長王子仁、稅務局長張一心」。

與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產」、「特貨」等詞彙不同,「忻州鴉片檔案」直接出現「大煙」字樣。其中有一件檔案《煙站致趙應堂煙布價》,文字為:「趙應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煙已收下,毛重29.6兩,皮重13.8兩,淨重15.8兩,6個煙,共25萬8,00元……請照數查收為荷。煙站侯成明啟(1948年)4月30日。」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當局用其他隱晦的名稱代指鴉片。「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統購藥材通知》。該檔案詳細的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臨武縣統購鴉片的事情。在檔案中,鴉片被隱晦的稱為「藥材」。

中共的教科書對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所謂的鴉片戰爭口誅筆伐,並標榜中共建政後消滅鴉片的豐功偉業,卻深深掩埋了中共割據政權以鴉片為經濟支柱、靠鴉片度過難關的歷史真相。「忻州鴉片檔案」堪稱「鐵證如山」,比任何出土文物都更具震撼性,再次證實了一個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凡走過之處,必留下痕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出來混,總要還的。

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眼中的「鴉片王國」

最早公開披露延安鴉片經濟秘密的,是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特派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弗氏於1927年加入蘇共,1931年應徵入伍。他退伍後進入莫斯科納列曼諾夫東方研究院,學習並以優異成績畢業。在派駐延安的數年間,他寫下大量日記,1973年以《中國特區:1942─1945》的書名在蘇聯出版。

「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做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

當時,中蘇已翻臉,蘇聯出版此書是為了攻擊中共,但書中內容並無偽造。後來,中國將中文譯本作為「黑皮書」(內部讀物)出版,在譯者說明中指責,「蘇聯領導集團出於反華需要,對日記原稿做了‘編纂’和‘刪節’」,卻不敢指出究竟有哪些「不實之處」。

弗氏在書中對毛澤東、康生和周恩來等人的評價極為負面,並栩栩如生描述了「延安整風」期間的恐怖氣氛。他寫道:「中共領導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上建立起紀律,使大家圍繞著一個偉大的目標團結起來,而是在恐怖的基礎上向人們灌輸盲目的奴隸主義。延安的整個氣氛就是恐懼,除了恐懼,還是恐懼。」

對此,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一篇書評中指出: 「曾在史達林統治下生活過的蘇聯人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延安,居然產生了‘除了恐懼,還是恐懼’的感覺,可見毛澤東的殘忍和卑鄙遠甚於史達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史達林整肅政治對手的主要手段是秘密清洗的肉體滅絕,而毛澤東的主要手段不僅是肉體滅絕,還是發動群眾運動的靈魂清洗和人格羞辱。所以,這位蘇聯人才會對這種大規模群眾運動式的整人感到恐懼。」

弗氏在其日記中對鴉片問題有詳盡記載。1942年8月2日,毛澤東邀請弗氏、尤任等蘇聯記者到其駐地去,教蘇聯客人打麻將。那時,毛急需蘇聯的經濟和武器援助,故而對蘇聯客人竭盡籠絡之能事。在打麻將時,尤任問道:「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的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沒有吭聲。一旁的鄧發(中共特務頭子之一)代毛回答:

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挂挂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1943年1月29日,弗氏在日記中寫道:「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中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都在儘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在120師師部裡,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

從弗氏的日記來看,鴉片的種植地區除了陝北外,晉西北也是很重要的產區,主要是因為這些根據地比較偏僻,日本人和國民黨很少來打擾,便於進行秘密、成規模的生產。

1943年9月22日,弗氏記載,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時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所以毛讓蘇聯客人向蘇聯當局傳話解釋,並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依據。

任弼時如此轉述毛澤東的話:「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時告訴弗氏,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賀龍的120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近期中共中央又發布了一項大量進行鴉片貿易的命令。鴉片體積不大,把鴉片運到延安或特區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那裡運往中央政府所轄各省,以高價出售,並不困難。

任弼時指點弗氏,使之能「正確」理解中共領導的「鴉片政策」。弗氏說,他會把這個情況告訴「小組同志」並匯報給莫斯科。

1943年12月19日,弗氏又在日記中提到:「不管怎麼樣封鎖,特區同國民黨各省甚至還同日本佔領區進行著活躍的貿易。從特區運出鹽、羊毛、家畜,近年來還有數量不斷增加的鴉片。」

毛澤東「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日本記者波多野干一在1941年寫過《赤色中國的究明》一書,其第六卷為《延安水滸傳》,曾作為「必讀文件」在侵華日軍中發行。他以一百單八將的順序,排列毛澤東(呼保義)所部諸將,並有簡要的人物介紹,給日軍指揮官當參考。在日本人眼裡,以延安為中心、縱橫二十餘縣,人口250萬的「陝甘寧邊區」約等於「紅色梁山泊」。其實,毛澤東等雖被國民黨以「匪」稱呼,但其格局豈是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連個壓寨夫人都沒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稱,喝酒、吃肉,平均主義。陝甘寧邊區則制度羅列、等級森嚴──黨政軍分系列、按部門,相當完整、儼然國中之國。

毛澤東是包括鴉片經濟在內的共產黨所有重大事務的最高決策者。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同意和支持,延安不可能變成鴉片王國。

當時,負責財經政策的是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對中共是否大規模栽種和販賣鴉片一事,曾發生激烈爭論。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和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都贊成,而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書記謝覺哉和西北局書記高崗則強烈反對。1942年初,林、謝、高三人更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剖析鴉片經濟的利害得失,要求萬萬不能讓邊區罌粟遍地。

中共奪取政權之前,黨內還存有少許發表不同意見的空間和可能。毛、朱、任、李等人代表著黨內主流派的觀點,他們是冷酷的現實主義者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一切非常手段;林、謝、高則代表黨內少數派的觀點,他們多少還有些道德原則,有些儒家仁政的想法,故而不齒於「革命理想」被邪惡的鴉片所玷污。

後來,謝覺哉無可奈何接受鴉片合法化的現實,但私下多次表示不滿。謝在日記中把鴉片隱諱的稱為「特貨」、「某物」、「某貨」──「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佔政府收入……儘夠支用。」、「特貨多邊幣少,將來不得了。」、「領導機關發動一件事,必須十分考慮週到,常常一小步差錯,在群眾中可鬧出大亂子。‘特貨內銷’即其一例。」、「毛說我黨犯過兩次錯誤,一是長征時亂拿人民東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種某物(不種渡不過難關)──缺乏仁政觀點的人,則認為這是直截有利的辦法,甚至發展到某貨內銷。」

為了堵住林、謝、高之嘴,毛澤東特別召見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與之商量對策。

南漢宸早在1926年即秘密加入中共,是長期潛伏在馮玉祥、楊虎城部的中共間諜。南漢宸做過楊虎城的陝西省政府秘書長,釋放了包括劉志丹在內的大批共產黨囚犯。國民政府通緝南漢宸,楊虎城安排其秘密逃亡。後來,南漢宸來到中共統治區。1941年,國民政府停止給延安發軍餉,中共陝甘寧邊區的經濟陷入困境。毛澤東在其住處棗園召見南漢宸,要他擔任邊區財政廳長,解決穿衣等問題,要求他做一個「會做無米之炊的巧媳婦」。

然而,南漢宸再善於理財,也不可能無中生有。南氏焦頭爛額,心生一計,特別向毛匯報說,渡過財政難關的所有棧道都已被全部堵死,「只剩下暗渡陳倉一條小路了,不走陳倉小路,我們就都得憋死、困死、餓死」。毛迅速回答,既然情勢如此嚴重,「難道我們不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嗎?」毛熟讀史書,對南氏的建議心領神會。

毛告訴南氏,中共只有三條路可走:餓死、散夥和賺錢。賺不到錢,買不到邊區所需的糧食和物質,便只好餓死;要不然就散夥不干。若不想走這兩條路,就只好老老實實的賺錢。賺錢沒有別的辦法,唯一辦法就是栽植和販賣鴉片。延安地區自然條件惡劣,人民極為貧窮,蔣介石將其當作兵書上的「死地」,卻不料毛以鴉片經濟絕處逢生。毛同意發展鴉片經濟,只是在執行層面需要有一些配套方法,並竭力掩人耳目。對此,臺灣歷史學者陳永發分析:

本來兩計一明一暗,一虛一實;毛澤東則強調雙管齊下,陰陽互濟:一方面同意暗渡陳倉,即暗中種植和販賣鴉片;另一方面堅持明修棧道,亦即號召大生產運動。在毛澤東看來,組織和動員幹部生產,既可以解決部分財政危機,也可以起到以「合法」掩護「非法」的作用;也就是說,台面上的明修棧道可以掩護台面下的暗渡陳倉。暗渡陳倉與明修棧道,乃左右兩個拳頭,更是飛鳥的雙翼,相輔相成,不可缺一;暗渡陳倉固然核心重要,但如果不益以明修棧道,也容易為外界偵知,最終不可能單獨達到目的。

毛是權謀大師,一旦做出決定,立即動用權力運作。鴉片經濟要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通過,就要將這個部門改組。原先,該委員會有九名成員,林伯渠是唯一的中央委員。既然林在其中地位最高,而林反對鴉片經濟,對其他人影響頗大。於是,毛透過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作出全面改組。

毛不動林伯渠和李富春的位置,以免引起太大反彈;而是讓其他七名成員全部去職,另由朱德、任弼時、高崗等加入。兩個月後,毛又讓財政廳長南漢宸加入。就這樣,透過這些關鍵的人事變動,毛可以完全控制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決策,林伯渠被孤立和邊緣化,其反對意見在該委員會無法得到多數支持。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一次由南漢宸報告財經狀況的會議。作家蕭軍雖不是黨員和高幹,也應邀前去旁聽。他在日記中記載:「聽了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經濟狀況,甚至製作鴉片煙膏,我聽了很難過。‘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去以外,幾乎什麼方法全做過了!’他說。」蕭軍在日記中發表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嘆:「革命的花朵是從最卑污的糞壤裡開出來的。」

有了毛的支持,南漢宸放開手腳,依靠經營「土特產」籌措錢財,用「土特產」從國民黨統治地區交換過邊區必不可少的軍用和民用物資。1942年,鴉片貿易所得佔邊區全年歲入的40%。以邊區的貨物輸出而論,1943年鴉片佔出口總值的46%,1944年佔71%,1945年更升高到79%(40億元幣券)。

南漢宸因扭轉邊區財政狀況,「功」不可沒,得到毛的器重。中共建政後,南漢宸因有此救黨大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有一次,毛的夫人江青見到南漢宸的夫人王友蘭,曾拍著她的肩膀,豎起大拇指說:「你的愛人真行,毛主席誇獎他,說他是這個!」不過,這種誇獎並沒有讓南漢宸得以善終。

文革開始後,南漢宸受到殘酷迫害。他的間諜生涯被控為「裡通外國」,他受命經毛澤東拍板主持鴉片經營,被說成是「大煙販子」。從1966年夏天起,72歲的南漢宸持續受到造反派的辱罵和毆打。1967年1月27日夜晚,不堪折磨的南漢宸寫信給中共中央,講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之污蔑,在請求黨的「諒解」之後,於家中服安眠藥自盡。

執行毛澤東鴉片政策的,大都是冷酷無恥之徒,「渣滓中的渣滓」。比如,晉西北貿易局局長兼銀行行長牛蔭冠負責鴉片統購統銷,早在清華大學當學生時就已加入共產黨。其父親牛友蘭是晚清京師大學堂的畢業生、晉西北的首富,將大部分家產都捐給共產黨,共產黨仍不放過這個「大地主」。

1947年,晉綏地區土改時,61歲的牛友蘭被反綁著雙手,跪在主席台上。鬥爭會進入高潮時,兩個農民按住他的頭,將一根鐵絲殘忍的穿進他的鼻孔,又強迫牛蔭冠牽著連著鐵絲的繩子,甚至還用燒紅的鐵鍬烙在牛友蘭的背上,魯順民在〈這一腔心事說與誰〉一文中描述:「牛蔭冠牽著牛友蘭的鼻子開步走的時候,會場上像啞了一樣出現短暫的寂靜,父子倆沒走多遠,群眾中有人打抱不平,當場把牛友蘭的手銬和腳鏈搗掉,大會在一片混亂中不得不宣告結束。」

次日,牛友蘭死在關押他的窯洞中。雖然父親慘死,牛蔭冠既上了賊船,仍鐵心跟著共產黨走。牛氏為薄一波之下屬,後來擔任中共江蘇省副書記、省委常委、瀋陽飛機廠廠長,主持研製(實際上是仿冒俄國戰機)中共第一代殲擊機。

支持和實施鴉片貿易者下場悲慘,反對者更是如此。林伯渠因反對鴉片貿易,被逐出最高決策層,從此只擔任一些名譽性職務。林伯渠於1960年病逝之後,其妻子朱明因寫揭發江青的匿名信而被定為「18號案件」,次年自殺身亡。

實施鴉片經濟和反對鴉片經濟的人,最終殊途同歸──成為革命絞肉機中的肉屑。

朱德、賀龍和王震都是鴉片販子

1941年,中共下達鴉片種植令,轄區農民每戶栽種五至十畝鴉片。對外銷售,對內禁菸,是中共發展鴉片經濟的方針。1941年底,邊區成立禁菸督察局,之後改為禁菸督察處,查出轄區內吸食鴉片的民眾。

1942年,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開始大量種植鴉片。兩地氣候適合種植鴉片,在清代、民國都有種植鴉片的歷史。在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農戶收割鴉片之後並不能自由銷售,而是由政府設立煙站統購。邊區政府收購鴉片後,在新華化學工廠等處將其加工成熟鴉片,之後售往國統區或日偽佔領區。

在中共鴉片種植和貿易中,軍隊參與是典型特徵。中共軍頭朱德、賀龍、王震等都是主事者。

朱德早在雲南任憲兵司令兼昆明警察廳長期間,就致力於走私鴉片賺錢。國民黨將領李文彬當過朱德的部下,晚年在臺灣接受口述史訪問時指出:「朱德喜抽大煙,做鴉片買賣,當我住阿迷縣時,朱曾來信要我派人護送鴉片至河口,因系老長官,無法推阻;而河口瘴氣甚重,兵士有三人病死。」延安時代,朱德名義上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大權在握,重拾老本行,自不在話下。

賀龍更是積極支持部下的鴉片生意,當軍方與地方政府就此發生利益衝突時,他每次都拚命護短。因為他性情凶暴,地方政府通常敢怒而不敢言。1942年8月24日下午,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率領禁菸督察隊到綏德義和鎮「督征特產兼查緝私貨」,「區政府即向督察隊報告,說龍國華在義和鎮私販煙土」。龍國華為留守兵團供給部管理科長,當時督察隊在其住處(出差住處)搜出鴉片30兩。

龍國華態度強橫,拒絕接受檢查,與督察隊相持不下,先謾罵進而相互毆打。事後,龍國華在給賀龍等兵團領導遞交的報告中說,督察隊「以殘酷手段對待革命同志,實有違黨中央之政策」。賀龍出面為之脫罪,此事遂不了了之。

王震的359旅,在南泥灣最大的功勞,不是種植農作物而是種植鴉片。為了種植鴉片,部隊透過「管理處」,特別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幾千畝川地都是種鴉片的上等田地,如果沒有總司令朱德的明確指示,很難想像359旅旅長王震敢擅自在開墾南泥灣的同時,如此大規模涉足鴉片種植。該部隊不僅在1942年「自產特產」,其後數年中也一直在販賣鴉片。359旅所屬大光商店因販賣鴉片還與子長縣政府發生糾紛,把邊區軍隊、政府最高領導都牽扯進去。

王震飛揚跋扈,地方政府對359旅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蕭軍在日記中記載,延安召開第一次文藝座談會次日,蕭軍見到王震,王震向其訴說如何自力更生,用「煙土」換老牛吃肉,改善部隊伙食。蕭軍「不免感動」,並對這個鐵路燒火工人出身的高級軍官刮目相看,大讚其「聰明過人、切實有為」。

數年後,王震奉命鎮守新疆,仿效左宗棠的鐵血手腕,大肆屠殺回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再數年後(1989年),王震力主屠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太平」這句話就出於王震之口。從販賣鴉片到殺人,僅一步之遙。

文革之後,王震成為國家副主席、「八大元老」之一,其子女壟斷中共的軍火貿易,各個富可敵國。父輩販賣鴉片,後人販賣軍火,中共的紅色家族真可謂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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