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的秘密(圖)

評何曉清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

2021-06-05 09:40 作者: 羅四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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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2021年6月1日,美國加州紀念六四雕塑(圖片來源: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6月4日訊】1989年6月3日凌晨,北京中國革命紀念館外,香港學生李蘭菊(Liane)沒有攔住一位男孩。半個小時後,她看到男孩從她面前抬過,渾身是血。李蘭菊昏過去了。當她恢復意識,人們要把她送上救護車。李蘭菊拒絕上救護車,她覺得受傷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輛救護車過來,她依然拒絕上救護車。這時,車中走下一位中年女醫生,用英語對她說:「孩子,我們需要你返回安全地返回香港。我們需要你活著離開,告訴世界今晚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Child,we need you to return to HongKong safely。We need you to leave alive to tell the world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to us tonight。)」

這是何曉清(He,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Tiananmen Exiles: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開篇記載的一個故事。

那一晚,中國發生了什麼呢?那一晚,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或許,這正是《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這本口述史試圖告訴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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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國的1989,以及當下的中國,有一條捷徑,便是對比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在這兩個遙遠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中,能找到幾分驚人的相似之處。

「1956年我20歲。那是一個著名的解密時刻,人們的幻覺第一次普遍崩潰的時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覺的時刻。歷史地來說,那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時期:在世界上的我們這個地區,走馬燈似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牽強的補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與背叛,第一次浮現出來。那些漂亮的真理與謊言的辯證說辭,在社會中和人們的頭腦裡開始滑落,今天為我們如此熟悉的被掩蓋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開始衝入人們的視野。」

1976年12月,在《1970——1976年劇本集》的跋《第二口氣》中,40歲的瓦茨拉夫.哈維爾起筆便回憶起自己20歲時所經歷的年代。在他20歲的那一年,1956年的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在這個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即《秘密報告》,從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這對於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一次地震。當時依附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更是如此,「人們的幻覺第一次普遍崩潰」。接下來的十二年,便是荒誕派戲劇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所形容的一個重要年代:「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時期。」這個相對勇敢和樂觀的時期在1968年的春天達到頂點:新當選的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提出改革主張。但旋即,這股改革的浪潮被蘇聯的坦克所摧毀,1968年8月20日,蘇聯的坦克一夜之間便佔領了捷克。從此,一個更為保守的壓抑的平庸的政權代替了一個較為自由開放的政權。捷克進入一個「灰色的純功利的年代」。

若是將時間往後推一點,青年哈維爾所經歷的那12年(1956-1968)與中國的1980年代的12年(1978-1989)有著幾分相似——那也是一個「解密」和「幻覺崩潰」的年代,「今天為我們如此熟悉的被掩蓋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開始衝入人們的視野:一方面「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補救和清算」。另一方面,從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開始,批評「兩個凡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國的政治環境日益寬鬆。雖然也出現「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批判,但已不再像之前那樣發展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思考、辯論: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裡?中國的未來走向何處?僅從當時熱銷一時的圖書便可看到當時人們的思考的深度與廣度,「走向未來叢書」、「走向世界」叢書,「西方現代思想叢書」、「二十世紀文庫」、「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等圖書幾乎遍及文學、哲學、政治、社會、歷史等各個領域,「讀書無禁區」,成為那個時代的人的最大幸福。

與此同時,傷痕文學、朦朧詩、實驗戲劇以及改革文學、現代小說、先鋒文學等文學思潮的興起,「人」本身第一次成為1949年之後文學創作的中心。與哈維爾所熱衷於以存在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荒誕派戲劇相似,薩特、尼採及其關注「人」的存在主義成為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精神初戀」。對此,《薩特研究》的編選者柳鳴九解釋道:「80年代是中國人自我選擇的一個時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價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薩特‘存在主義’的核心正是強調‘自我選擇’,這種觀念正好適合了當時那代人的主觀需求,尤其是釋放了很多青年人對這種情緒的發泄。」伴隨著對「人」的思考與覺醒,是青年人對現實的關注與思考,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與嚮往。這是一個勇敢與樂觀的年代,人們有理由對未來抱有希望。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這幾乎讓人嗅到了「民主」「自由」的氣息,但這一切,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與1968年捷克一樣,一夜之間戛然而止,從此,中國進入九十年代,進入一個「灰色的純功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激情與夢想、自由與民主幾乎瞬間被坦克擊得粉碎,成為一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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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坦克製造的秘密呢?如何面對坦克之後的後極權主義社會呢?長期生活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哈維爾給出的秘方是「活在真實中」,這無權者最大的權力。因為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其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是「恐懼」與「謊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如何打破依靠「恐懼」與「謊言」而運行的社會呢?哈維爾的答案便是「活在真實中」。

「活在真實中」,這是何曉清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能給與我們的最大的收穫。

在這本口述史中,何曉清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三個人易丹軒、瀋彤和王丹的故事,以及何曉清自己的故事,若是說這四個人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屬於「八九」一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事件而改變,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為什麼會做‘六四’?」這可能是何曉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1989年,何曉清還只是一名高中學生,既沒有去北京,也非當時學生領袖,只是如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生一樣,參加了遊行。可是,為什麼多年後,她會選擇自我放逐,獨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開始,讀碩士讀博士,再到哈佛大學做博後,最後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事件」這門課程呢?為什麼25年來她始終無法放下「六四」,花十年年時間完成這本嚴肅的學術書呢?何曉清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說自己的故事,如何從「曉清」,其父親希冀「破曉」「清明」之意的「曉清」,成為「Rowena」的:一個決心要說出真相發掘秘密的人。這一切是那麼自然而然,一切又那麼不可思議,但是她做到了——於是,便有了哈佛大學這門「天安門的歷史與記憶」的課程;於是,有了這本書。這是一本以「天安門流亡(Tiananmen Exiles)」為研究對象的書。

雖然書名為《天安門流亡》,但實際上這本書的主角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那群學生,而是全中國的整整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與1956年20歲時的學生哈維爾有幾分類似,經歷了「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時期。」。他們雖大多出生在「文革」前,在成長於「文革」結束之後,讀書於一個思想文化勃發的八十年代;他們朝氣蓬勃、自由浪漫;他們讀書、思考、爭辯;他們理想、激情、樂觀。他們既關心人的命運,更關心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點。這從何曉清與三位流亡者易丹軒,瀋彤和王丹的訪談中輕易發現這一點:無論是對社會政治,還是對個人生命,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不同的是,當坦克碾過理想的時候,哈維爾32歲;而當年這些中國學生大多才20歲左右,這似乎注定他們經歷更多更複雜,也注定他們會成為當下中國的「失蹤者」。找到他們和他們身上的「秘密」,或許才能明白今天的中國。

「八九」一代人有著什麼樣的經歷和秘密呢?在《天安門流亡》中四位主人翁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縮影:雖然經歷了文革,但不像他們的父輩,文革的經歷給他們留下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創傷;而知識份子家庭的出身,更好提供了他們獨立思考的環境。無一例外,無論是北京的瀋彤、王丹,還是廣州的易丹軒、何曉清,都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且一直是學校裡的優秀學生,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現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獨立、理想與思考。這或許注定了他們此後的人生軌跡:從起初的天之驕子,成為流亡者,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成為了他們生命的轉折點和永遠不能消失的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著自己的故事:與瀋彤和王丹為北京學生不同的是,1989年的易丹軒是廣東一所高校的學生,先是被捕入獄,後無奈來美國完成學業,卻無法再回國;與易丹軒和王丹旋即被捕入獄不同的是,瀋彤是唯一沒有坐牢的而直接去了美國讀書的;與易丹軒和瀋彤不同的是,王丹幾乎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並兩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們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國完成他們的學業,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生活。與他們三人不同的是,何曉清選擇的是主動流亡。其實,多年來,何曉清的採訪遠遠不止此三人,在書中,還能看到許多沒法呈現的流亡者的身影。這或許是他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命運:「六四」的創傷注定他們遠離,成為「流亡者」,身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後的生活與未來呢?每一個人又都有著自己的思考。在何曉清的訪談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又似乎沒有答案。因為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這一切似乎自然而然,然而今天看來一切又那麼不可思議。但,一切都發生了,且就那麼發生了。無論是憂鬱而內向的易丹軒,還是令人爭議的瀋彤,或是引人矚目的王丹,還是想方設法從他們嘴裡挖掘秘密的何曉清,或是更多的沒法呈現的流亡者及「八九」一代,都如尼採一本書的書名:「人性的,一切太人性的」。在書中,何曉清問:「1989年為什麼會參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當像六四這樣的社會運動發生時,它就容易激發人們對自由的嚮往(I think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efer to live in afree environment。When asocial movement like June 4happens,it triggers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我想,若是那個時代或是「八九」一代人什麼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對自由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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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天安門流亡》的時候,正逢臺灣大學生因不滿服貿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兩天後,網路上流傳著臺灣國立大學兼任教師、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陳嘉銘寫的一篇短文《為什麼都是年輕人出來》。文章講述其搭出租車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機一番冷嘲熱諷,「令我心驚的不是他說出了任何支持服貿的主張。而是他的失敗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批評。他完全沒有立場,就是自我放棄,對所有努力冷嘲熱諷。」於是,他突然明白為什麼現場只有學生和年輕人,沒有成年人。這也讓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會出現「八九」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正如學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憶錄》序言中說到:「和他們父兄不同,王丹這一代年輕人不是嚇大的,而是長大的。」

是的,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代人又是最幸運的。他們既不像他們的父輩那般經歷太多的苦難和創傷,又不像此後在「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中長大的一代。作為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員,何曉清對於他們一代人以及那個時代,有著許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讓我驚心的卻是其對「八九」之後的分析——「扭曲的愛國主義(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教育從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向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個級別的學校將他們的教室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論壇。」

據一份對某校高中二年級學生的調查「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顯示,在536名學生中,自認為對文革瞭解比較多的佔12%,準確知道文化大革命起訖年代的為15%。瞭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渠道是影視劇和剛剛學過的中學歷史課本。有24%的同學心目中文革最典型的事件是「串聯」,15%的同學認為是「吃飯不要錢」。雖然75%的同學知道「上山下鄉」這個詞,但其中95%不知道是怎麼回事。18%的同學為沒有趕上文化大革命而感到不同程度的遺憾。最後38%的同學表示沒有時間瞭解文革的來龍去脈,11%的同學表示「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

若是做一份類似的調查「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其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曾不止一次親耳聽人問:「聽說有坦克,那是謠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質問:「你怎麼證明有坦克?」當然,更多的年輕人聽說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場暴亂。」若是說「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嚇大的,「八九」一代是長大的,那「八九」之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說是騙大的呢?

1989年的坦克的秘密過去25年了。如哈維爾所說,「維穩」已經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翻看新聞,社會事件頻發、大眾道德底線不斷受到挑戰,問題出在哪裡呢?1975年4月,不同政見者哈維爾給當時捷克總統兼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在信中,哈維爾指出:「今天這種文化閹割之後,明天這個民族將忍受多麼深刻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隨即,哈維爾又說到:「提高生活質量的基本條件是使其隱蔽的秘密不斷明朗化。」

這正是何曉清這本口述史《天安門流放者》最大的意義所在——它不僅證明了坦克的存在,還揭開了坦克的秘密。在書中,不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還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歷史和歷史的秘密。這不僅是提高我們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對抗後極權時代的無權者的最大權力。在訪談中,王丹和瀋彤都提到這項權力,那就是「活在真實中」。它終將擊退「恐懼」與「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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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來,被北京市民救護出來的香港學生李蘭菊,總是在各種場合堅持說出真相。在1997年一張雜誌照片上,她獨自一人站在一群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面前,但他們對李蘭菊憤怒無比,對著她喊:「你是個騙子。」

何曉清說,這張照片總是讓她想起六四標誌性照片「坦克人(Tankman)」照片——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孤身擋坦克的「無名抗議者」的那張照片。「她孤單,但她強大。(She is alone,but she is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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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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