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軍人強姦中國女性。（網絡圖片）
按：他低聲嘀嘀咕咕地說：「日本投降不久，一天夜裡，老大哥跳牆進來，要強姦我的……我氣急了，冷不防一頓棒子把他打死，當夜就埋掉了，我就是吃的這個官司！」我說：「你們弟兄，必是分了家了，你這大哥半夜跳牆，可真……」沒等我說完，他倆都情不自禁的笑了。那個老頭就問我：「你一定是從南方來的，他說的是蘇聯軍人！」
到了草嵐子看守所，首先進行全身檢查，因為我身上除了1毛6分錢和幾支香菸外，別無他物，所以過程很簡單。
一路上，從擔心老婆今天怎麼辦著想，終於恍然大悟這位孟先生原來是共黨的特務（不，他們叫做保衛人員）。他不是買書，而是用這套辦法，把我拴住，免得臨時不在，打亂了逮捕計畫。
我覺得也未免太為我費心思了。我根本沒有錢，大陸形勢又已完全變化，我又能往哪兒逃呢？
不過中共為什麼讓我在北平「逍遙」這麼久以後才動手抓我？我對這個問題思索了很久，後來瞭解當時中共參加韓戰，眼看聯軍部隊要過鴨綠江，全北方都震動恐慌，中共為恐臨時措手不及，就把「日本戰犯管理所」撤到哈爾濱，瀋陽兵工廠撤到黑龍江，並且計畫好往蘇聯撤退的路線，然後才開始「鎮反」運動，清除異己，以免這些「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被抓進牢的。
進了監號以後，發現房間很小，除了一張約6尺長的板炕外，只剩不到3尺寬的地方聊可轉身。門做得很牢，上面有一個小口，蒙著粗紗，外面可以看見裡面，裡面可看不見外面。號子裡另外關了三個人，「組長」姓周，是國民黨的一名尉級軍官，四川省大足縣人，我看他帶著腳鐐子，猛吃一驚。心想：「哎呀！我將來是否……」
其中另一個青年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名，只記得他是浙江人，在「北平市人民政府」當職員，被發現曾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就給抓了進來。他當時正想戴罪立功，檢舉他哥哥私藏槍械。
我進來之後，組長就問我：「你犯的是什麼罪呀？」我說：「我是國民黨少將，罪惡一時說不清，將來當然要交代清楚。」這本是我一時含糊應付之詞，哪知道，我卻因此佔了便宜，沒在此處受到任何為難，這是我後來才理解到的。
晚上，看守一開門丟進一個大包裹，用手對我一指，把門又趕緊關上，我不明其故，組長開腔了：「那是給你送的被子。」我一看根本不成個被子，一個又髒又破的布口袋，裡邊包著一團團的爛棉花，攤不開，只能當單被蓋。
天氣很冷，思前想後難以入睡。
過了幾天，我才知道號子裡的組長，原先被押在「炮局子」監獄，因為在韓戰期間，他因在監獄裡有鼓動暴動的嫌疑，結果被送來這兒，帶上了腳鐐。
我問他：「覺得怎樣？」
他說：「正在竭力爭取立功的機會。」
臘月廿九，門一開又送進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據他說，本來在甘肅天水什麼銀行當職員，是過年回家省親被抓的。問他犯了什麼罪，他說自己也不清楚。組長目前猛揍了他一頓說：「你這是向我們宣傳共產黨冤枉好人，真是豈有此理。」又揍了他一頓，然後就出去匯報。回來不大一會兒，有個看守進來，把那青年背著手給戴上了手銬，掐得緊緊的，肉皮壓得很深。汗珠子立刻就從那青年額上冒了出來。他痛得哼呀哈呀的，通夜大家跟著睡不著覺。第二天早上一看，那兩隻手腫得鼓鼓的。組長這時改了口氣，柔聲和氣地說：「昨天給了你一點兒，都是為你好，請不要見怪。共產黨是坦白從寬，據實坦白，起碼先能把手銬爭取下來。」其他兩人也隨聲附和。那個青年說：「只是在學校時曾跟左翼同學吵過架，在老師那裡，曾說：『那人是共產黨』。就是這個，再想不到別的了。」組長想了一下說：「你不該避重就輕，不夠坦白，應該自己承認是特務學生，向老師檢舉別人是共產黨……」那個青年不肯承認自己是特務，組長又生氣了。「拍」地幾個耳光，那個青年也許看情勢不好，就改口說：「我承認就是了。」組長說：「早這麼說，不是就沒事了。」門外早就有幹部從蒙著一層粗紗的小口在張望，組長把情況向他作了匯報，不多時間，就有人叫那個青年出去。回來，他神態顯得很自然，手銬也取下了。
這段經過給我的感受是：組長的暴行，幹部是明知不問，組長的行為跟專制時代監獄的「炕頭」（南方叫「水鬼」）差不多，我的心情因此極其複雜而沈重。
新年，難得有幾個包子吃。想起過去在市場裡看到有人被捕，家中從屋頂到地下都被翻炒，不知我家又是怎樣，兒子已去哈爾濱，老婆這些天的生活不知是怎麼過的？因而心如刀割，難以下嚥。
大年初一，牢門嘩啦一開，「碰」的一聲又推進來一個莊稼漢模樣的青年。他一邊被推，一旁還問看守說：「把我送進來，到底為啥？」
這傻小子被那「組長」揍了一頓，邊揍邊問：「為啥？你自己明白，快說！」這個莊稼漢回答說：「我過年在親戚家賭了小錢，一出門他們就把我抓來。」
組長說：「過年賭錢的多著呢！為什麼不去抓別人，單抓你？是不是當過憲兵、警察、特務？」
莊稼漢說：「這些我都沒當過。不過……我只是在家鄉被王鳳崗（據說抗戰勝利後，在華北組織地方武力，假抗共之名，實際是共黨的特務。）編為一名鄉兵，哪犯什麼罪呀？」組長衝他鼻子一指：「那就是反革命，你知不知道？」
我當時確實覺得這個說法難解，很想接一句：「這個我可不明白！」但是話到舌尖又嚥了下去。
過了幾天，門開處看守叫我出去，然後用手向外邊另一個門一指。這個我明白，出了門，猛見五公尺處，有個衛兵，端著衝鋒槍對我高聲喊：向左走！就這樣地遵命轉了幾個彎，來到一個房間門口：「進去！背靠牆站著！」我一看一間大空屋子，很長，離我七八丈遠的地方放著一張檯子，後面坐著一個30多歲的人，旁邊還坐著個女書記。原來這就是「審訊」。
他點完香菸，開口第一句就問我：「張國卿和王利仁到哪兒去啦？」
張國卿是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處長，王利仁是副處長，長春失守後兩人都逃了。
我回答說：「張國卿在哪兒我不知道，只聽說是逃走了。王利仁在北平『解放』前，街上遇著他，後來曾到他的住處去過兩次，但是他已經乘飛機逃走了，下落我不清楚。」
他又問：「王利仁當時住北平什麼地方？」
我說：「住後河沿。」其實我記錯了，實際上是北溝沿。
說到這，那名審訊員把手由左向右輕輕一擺，衛兵就下命令：「向左轉，回去！」
回到號裡，「組長」就問我到哪兒受審，我照實說了，他就說：「你是軍統。至少你跟軍統有關係。」
我問他怎麼知道。他說這兒審訊的地方各有不同，你去的那地方是問軍統案子的。
時間一晃，已到了2月16日，這天下午，忽然又提我，衛兵架著衝鋒槍，叫我進了一間空屋。這回是叫我面靠左牆站著，
並叫我：「要老實點，不許回頭！不許說話！」
接著就聽著進來一個人，並命令靠右牆站著。
以後又進來一個人，把我那1毛6分錢還給我。他過去問那個人：「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我記不清他說的是什麼名字了。
「乓」踢了他一腳：「他媽的！還不說實話！」
「我叫栗仲元。」
「你為啥改名換姓？」
「怕被捕嘛！」
我聽到那名幹部掏出盒子炮，把槍機一扳，對我說：「左邊那個過來！」就把我的左手和那人的右手捆在一起。又下令說：「不准互相談話。」出了大門，上了密封吉普車，兩個人押著，一下子就送到前門東車站，上了火車。
在車上又發現多了一個拿黑皮包穿中山裝的人，那兩個押解我們的人，有事就和他低聲密語，看來他是個頭子。
到天津喊下車，這時天已經黑了，街上行人稀少，他們催我們快走。我們就用競走式的速度前進。兩個膿包落後有十丈遠，緊跟著我們的那個右手插在衣袋裡，故意頂出一個尖尖，以示他在握著手槍。經過一路上的自然活動，我和栗手上的繩子就鬆了。栗就向我示意，脫繩逃跑這的確是個好機會。可是又一想，前面是個什麼去處，很是可慮，身上既沒錢，不但沒地方可投，如果被抓回，反而更糟糕。我便裝痴作啞，不作反應。
跑了很長一段路，到了一個大衙門，原來是「天津市公安局」。先按了指紋，就被送進「號子」裡。住了兩天，又同另外三個男女青年犯人，押上火車。2月20日晚，到了長春，用卡車送到了公安局。原來那三名幹部，就是由這裡派去，到平津兩地專程押解我們的。
長春市公安局拘留所，是個兩層的圓形建築，裡邊是一圈鐵柵欄，隔成一間間的房子，好像動物園的空心鳥籠一樣。看守在中間，上下各號一覽無遺。
我被關進樓上的一個號子裡。原有兩個人，一個是60來歲的老年人，一個是20上下的莊稼漢，兩人在那裡盤著腿正襟危坐，動都不敢動。我進去，他們好像不知道似的，我覺得很奇怪，小聲問他們：「怎麼這樣坐法呀？」
那個老頭兒用很怕人發覺的樣子向我低聲說：「這是反省，可不能隨便辭去啊！被人發現可不是玩的！我曾戴過紙手銬，那個滋味？哼！」
這個話很新鮮，我就問：「什麼叫紙手銬？你是幹什麼的？」
他用兩個手指一比劃，大約四五寸見方，接著說：「這是這麼大的一張紙條，上邊掏兩個窟窿，套在兩個大拇指上貼住，老舉著手，如果弄破了，就罰立正沒完。我曾經當過保長。」
我說：「是真的？你貴姓？」
他只是說：「紙手銬是我在來的那個地方戴過了的。」接著是搖搖頭，我明白他是不願告訴我他的姓名。這給我很大警覺，說話和動作，都加深了一層顧慮。
我是坐在他們兩人的中間，我看那個青年人，稚氣未退又滿身牛氣，老是納悶。在我認為有機可乘時，就低聲問他：「你是怎麼回事？」
他低聲嘀嘀咕咕地說：「日本投降不久，一天夜裡，老大哥跳牆進來，要強姦我的……我氣急了，冷不防一頓棒子把他打死，當夜就埋掉了，我就是吃的這個官司！」
我說：「你們弟兄，必是分了家了，你這大哥半夜跳牆，可真……」沒等我說完，他倆都情不自禁的笑了。那個老頭就問我：「你一定是從南方來的，他說的是蘇聯軍人！」把大拇指和食指做個八字手勢，「他們稱蘇聯是老大哥，東北老百姓也跟著成了習慣。」
我說：「那應該揍死他……」他倆便急忙使眼色，制止我再說下去。
我在這個號子裡住了18天，才被提審。審訊室是個普通式的長方形屋子。審訊員叫我坐在盡頭一張小孤凳子上，開口第一句話是：「你想不到你會有今天吧？」
這句話很不好答，我只好順著說：「是的，不曾想到我會被捕。」
他二話沒問，用手一指門口，「去寫材料。」
這個術語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不解其何所指。我問了一句：「怎麼寫法？」他「哼」了一聲，「寫自傳嘛！從八歲起！」才明白是叫我寫「自供狀」。
寫材料室是個百來平方米的方形大屋子，一轉圈都是桌子，有20人在寫，我按照監寫材料人的指定地方坐下後，想到兩個問題，很難下筆：一、怕我和軍統局的關係，要惹起疑竇，糾纏不清。二、想起北平的家庭艱難情況，一心熱望交代完了就能回去才好。所以坐在那兒，對著攤開的紙，默然思考了一下。那個監寫員跑過來往桌子上拍搭一掌，指著我說：「這不是你當家的那個時候，坐在這兒擺架子！給我寫！」這雖然很夠受，但我很識相，二話沒說，拿起筆硬是開始了。中間，有時不知不覺停了一下，那個監寫員又開腔了：「怎麼？你又耍骨頭啊？」有了這個經驗，果然就提高警惕，很少停筆了。在上述兩種顧慮支配之下，軍統那段經過根本沒提，其他也是能簡就簡，重點只是放在「當八天縣長」上面。一共寫了3000多字，向監寫員交卷，就回號了。一心妄想釋放！
第二天一天沒動靜，我的想法趨於樂觀。第三天，吃完早飯就提審。一進門，審訊員就怒氣沖沖地說：「你想矇混過關哪？縣太爺！」隨向門外一喊：「來，給他戴上！」進來的就是那個提訊員，他先搬來一個鐵砧子，然後又一手提一個大腳鐐子，一手拿一支大錘子，用下巴向我一呶：「過來，坐在地上，把兩腿伸出來！」劈里啪啦，牢牢地給我砸上。審訊員對我一指：「回去！給我反省！」
這對我還是新經驗，一出門便摔個大觔斗，摔得皮破血流。嘩啦，嘩啦走了沒有幾步，提訊員又咆哮一聲：「你給我提著走！不許唏哩嘩啦的！」
回到號裡，兩個犯友，嚇得面色如土，一聲也不敢吭！各號的犯人也驚慌地朝我張望，全所我是第一個戴腳鐐的，這一戴，就是5年。
来源:《戰俘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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