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郭小川的检讨书：我与林彪叶群的关系

１９７１年，还在咸宁干校的郭小川居然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先是被武汉军区借调参与纪录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解说词的写作，后又应兰州军区之约撰写另一部纪录片的解说词，跟着是沈阳军区的诚恳相约。三大军区争相约请，鼓舞了郭小川，让他产生了重返主流社会的冲动。

１９７２年９月，郭小川被借调到国家体委，为庄则栋撰写报告文学。

历时半年，《新体育》杂志把凝聚着庄则栋思想、署名郭小川的文章《笨鸟先飞》搬上了杂志。同年７月，《体育报》刊发郭小川歌颂领袖、歌颂“文革”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横渡》一经刊出，即引来圈内圈外人士一片好评。文艺界名流何其芳更是赞誉有加，说：“中国诗坛的希望寄于小川同志。”就在一片喝彩声中，激情洋溢的郭小川又参与了反映乒乓球队生活的话剧《友谊的春天》剧本的改写。就是这台话剧在不久之后成了第三次批判郭小川的导火索。

１９７４年３月底，于会泳公开指责《友谊的春天》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其实，并非是郭的作品有问题，而是江青有意要整他。５０年代初，江青作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在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中，下属郭小川让江青很失望，用江青的话说，郭批《武训传》不积极，批《清宫秘史》不热心。这笔账在江青那里一直没有勾销，只是到了“文革”江青才进行清算。

江青等人大举封杀郭小川，彻底击碎了他的创作梦想。受到批判之后，郭小川在致友人王榕树的信中，曾战战兢兢地说：“这以后，如不是中央领导同志分配我写作任务，我无论如何不敢再写了。”而从他在致女儿们的信中更能看出他的绝望：“从此后，决心与文艺工作告别，自己不写了，别人的也不帮了。将来到农村，只想为一个生产队或大队的事当当参谋，劳动学习，了此一生。”“与文艺告别，这不是‘伤心话’，我实在是不敢搞了，这工作太容易出问题，我的年龄、身体都不能胜任了。”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５日，郭小川以戴罪之身，被勒令返回咸宁干校。与此同时，文化部奉命在加紧搜集郭小川的“黑材料”。这次对他重点审查的两大罪状是他与“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那首“‘万里长江横渡’是明目张胆地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根据是林彪案专案组在审查叶群笔记时，在其中发现了“文艺问郭”的字句；而《横渡》被认定是歌颂林彪的黑诗，则是因为郭１９７０年７月在武汉畅游长江产生创作《横渡》的冲动之时，林彪恰巧在武汉，怀疑诗中“崭新的太阳”是在暗指林彪。

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７日，郭小川交代了他与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关于叶群我认识叶群大约在１９４１年秋天以后。因为我的爱人杜惠是女大的，叶群当过女大的干部科长，她们在女大认识。我和杜惠确定了爱人关系是在１９４１年九十月，大概是她来看我时，她见了叶群，我才和叶群认识的。认识以后，是比较接近的，特别是杜惠来了的时候，我们常和叶群谈谈玩玩。既然接近，就必然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我记得，那时候的叶群是以“政治开展”自命的，她说她是北平女二中（或女一中）的学生，１９３５年就入了党，在女大又当过科长，所以我们谈话时也谈国内抗战形势和世界大战形势（那时我对战争形势相当熟悉），但主要是谈外国作品和身边琐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谈她和宋某的感情关系，说她既不能夺她的好朋友陈某某（当时已与宋某结婚，被派往重庆工作）的丈夫，又有很大矛盾，她实在是爱宋某。我想把她介绍给另一个人，不赞成她跟宋某发生那种暧昧关系。她说：她也知道不对，只是控制不住感情，结果我并没有把她介绍给丛一平。她谈这个问题不止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就是整风前夕，那时林彪追她，头一天，他们谈崩了。第二天在校门口遇见我时，她大骂林彪，说他品质很坏等等，我还劝过她，说：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在延安整风中，不记得她有什么活动，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只记得，她骂林彪不久，就和林彪结婚了。她和林彪结婚的具体时间，我不知道。我对她的突然改变，是不满意的。

在１９４３年三四月审干初期，见到她一次。那时，她已调到本校（中央研究院已改为党校三部）组教科了。她一见我，就训我一通，说：“你这人太单纯了，太没有警惕性了。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特务，你都不知道。”我听了，对于特务这样多感到惊奇，同时，我对她这个人也不满，我心想：过去你不也“没有警惕”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百分之八九十是特务呢？

这以后好像就见不到她了，没有她的印象。

一直到１９４９年末或１９５０年初，宣传部长赵毅敏把叶群分配到宣传处，但她只翻译苏联报刊上的宣传员文章，业务由赵毅敏直接领导，我们只管她的生活，在楼下给她找间办公室。但她很少来上班。几个月以后，她就根本不来了。这期间，我和她闲谈过一两次，她谈到，她在东北这几年因为生孩子，没有做什么工作，又哭哭啼啼地说了林彪和彭真等人的“斗争”，她谈了很多细节，我至今还记得，因为当时我听了也很激动，认为林彪“了不起”。

此外，去年或前年发现我家的照相册上有一张林彪全家的照片，可能是叶群送给我的老婆杜惠的，也有可能我和杜惠一块儿去过她家，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她的孩子我也从未见过，－－这张照片，是我老婆发现的，她要烧掉，我想，烧不烧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与叶、林二贼早已没有接触，放在那里算了。以后，去年冬天，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人民日报》领导已经决定：把林彪写的语录统统烧掉，因为有人出国时在海关发现带出的书籍中就有林贼写的语录，这时，我才整理一下，连相片和语录以及林贼的像一起烧掉了。

１９６０年国庆，我在天安门前观礼时，又见到了叶群。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主要谈了十年来的各自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一些熟人（如陈伯达的前妻文菲等）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林彪从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起一直生病，后来才在彭德怀垮台后当了国防部长。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年都在哪里，叶群好像说，她和林彪经常不在北京，而在外地休养，由于对领导人的行踪不便过问，她也不肯多说，谈谈就算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要我介绍中国小说，林彪想找一些生动的语言，作为教育战士的口号。我说：我没有看过多少古代小说，也就是《三国》《红楼梦》这些书，别的，我也没有看过。另外，说到林彪时，她说：“林彪这个人确实是能想问题的。”我说：“当然，他甚至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我和叶群的接触情况，就是上面这一些，从来没有通信，也没有除上面所交代以外的往来。

关于林彪－－林贼的名字，我早于１９３７年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时就知道了。他指挥的平型关战斗，我当时就听说了。以后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中，看过他的文章。不过，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欢迎周恩来同志回延安的大会上（时间可能是１９４２年初）。林彪讲了几句话。我在延安时，只见过这一次。
在解放战争中，我在热河工作，属东北局领导。那时，对林彪的宣传是很多的，还流行一个歌子，开头就是“林司令员，林司令员……”他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我也听说过。从这时起，我就更崇拜他了。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１９４９年，刘、邓大军路过武汉时，中南局开了一个会，林彪在会上致了欢迎词。

第三次见到他，是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在纪念党的２８周年的大会上，他做了“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他就讲天资问题，宣扬了他的反动的“天才论”（对此，我在批林整风中写过揭发材料）。我当时想：林彪的天资是很高的，联想到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天资也不低，就是受了他的毒害，对我以后犯错误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四次见到他是在中央局党报委员会上，这次会议是邓老主持的，人数不多，１０人左右，主要由廖井丹汇报《长江日报》的情况。我坐的位置离林贼不远，我曾注意他，他在会上一言不发。

第五次，是他把我叫到他的家中，让我给他写一个谈国际问题的广播稿。过去，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一次，他也认得我了。他不多说话，交代给我这个任务后，我就出来了。

第六次，是几天以后，我把稿子写完，就送到他家，他看了一遍，说：“很概括。”此外，便不说话了，我也离去。

经过我再三考虑，我见过他只有这六次；当然，解放后，我每次观礼时，都用望远镜望主席，有一两次也望到过他，但我并不太注意他，我注意的是主席、总理、朱德同志还有刘少奇。

我虽然很少见到他，而且多是在大会上（工作接触只有写广播稿那一次），但是，他对我的思想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是他的“天才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拼命读他的语录。而且，几十年来我从未听说他在历史上犯过什么错误，从未听过有人说他做的坏事，我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大概是在延安听说的），但不知道是批评林彪的，所以一直对他没有坏印象。到他“自我爆炸”以后，我对这个反革命的认识才越来越清楚了。

不过，１９６６年十一中全会后，我也想过，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是总理，而是他？我对他的崇拜，怎么也超不过主席及总理。

这里有一件事是可以说明问题的。１９６３年夏，我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时，曾与当时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谈过一次话，我对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是完全拥护的；但我以请教的态度提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对“好八连”中提到的“学一点，用一点”“立竿见影”这些口号有些怀疑；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多学点呢？而且学习毛泽东思想应该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似乎不能只学一句话、两句话。此外当然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唐平铸却立刻把我的话用电话告诉了当时在北京的《解放军报》社一副总编辑胡痴（他们传的与我说的话有不少出入），胡痴很快报告了萧华，萧华又报告了总理，总理又送给《人民日报》的吴冷西，吴冷西给我看了，我说：与我的原话有不少出入，吴冷西叫我写个更正材料，我便写出交给他。此事，当时就算完了。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唐平铸当上了《人民日报》负责人，在我被群众审查批判时，他又把１９６３年他揭发我那个材料拿了出来，交给群众批判，说我反对毛泽东思想，也反对林彪（其实１９６３年我确实不知道那些口号是林彪提的）。这一批，真是把我批得心服口服，我从心里认为我是错的，而林彪是对的。从此，我更崇拜林彪了。我在检查材料中和受审查的人的会上，经常引用林彪的语录，他那些反动的话，我都一句一句地接受，再不敢有什么怀疑。所以，到１９７１年春我在武汉军区拍摄的纪录影片《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的解说词上那样“歌颂”林贼，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向党保证：我和这些人从无不正常的关系，有的只是思想影响，主要是林彪对我思想有影响。这个事实，是不难审查清楚的。

（摘自《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郭晓惠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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