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亿万资金外逃、千万人才外流的中国“大逃亡综合症”

据来自中国大陆报导，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的资本外逃愈演愈烈，1997年外逃364.74亿美元，1998年为386.37亿，1999年为238.31亿，2000年为480亿，四年总共外逃资金近1500亿美元，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总额还要多，从而使中国成为全球第4大资本外逃国。

而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特别是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一半以上都到了国外，主要是到了美国，而且，这一人才向外流动的趋势至今仍在强化。

另外，众所周知的普通中国人千方百计向海外的偷渡谋生，更是谱写出了一个又一个辛酸动人的故事，并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获利丰厚的产业。其间的艰辛，血泪，难以想象的苦难乃至命丧黄泉，几乎人人的经历都足以写一部小说。然而，尽管如此，偷渡的人们并未在惨剧面前退缩，而是“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再接再励，重新上路了。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宏大，方式一次比一次巧妙。

亿万资金外逃、千万人才外流，以及惊心动魄投奔怒海的普通人的偷渡大潮，中国大陆的上述“大逃亡综合症”，并未发生在腐朽的满清末年，并未发生在动荡的军阀混战时期，并未发生于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甚至也未发生在四十年代末金圆券大贬值、金融大恐慌时期，而是发生于号称中国国力“最强盛”、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岂非咄咄怪事！人们不禁要问：在那块土地上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中国老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当前中国出现的人、财、物的“大逃亡综合症”，表明在那里，人心已散，人心已死。祖祖辈辈在那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成长、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如今却对那块土地彻底绝望，从而争先恐后，背井离乡，逃离家园了！这是一幅何等摧肝裂胆的画面。我实在已记不得在哪个朝代出现过这样大规模逃亡海外的惨剧了。古人曾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却是“苛政惨于死”了。

为什么？有学者分析说，造成中国资本外逃严重的原因，一方面是个体私营企业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有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决心，造成他们宁愿将资本移往比较有保障的国外。另一方面，一些贪官和国有企业的厂长以非法手段侵吞公款，获得了非法的钜额财富，千方百计地将这些资金转移到国外。

而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们在国内没有一展长才的环境和条件，这种环境既是学术体制和研究条件上的，又是生活上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一是缺乏学术自由，二是缺乏基本的尊严和权利。虽然如今北京政府许诺以极优厚的物质条件提供给海外归国学人，但应者仍然寥寥。原因何在？有一位在海外学成归国学者的经历最具典型性。他应聘回国半年后又再次出来了。其感受是，作为一个有智力尊严和人格尊严的人，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内垄断性的、日复一日的低级的愚民宣传，完全是把国民当阿斗，当成受家长式教导的儿童，完全没有尊严，这是一种对人格和智力的双重污辱。

综合上述两项“逃亡”的基本原因，不难看出从根本上说都是制度性的。一是在宪法和国家制度架构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因制度性腐败贪污所造成的财产流失；二是缺乏基本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真正的智力竞争的环境，而是污辱人格的愚民灌输。因此，所谓“大逃亡综合症”，不过是其制度性衰败的征兆而已，不过是中国人用脚对该制度投反对票而已。

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原因，是缺乏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少数人贪恋权势唯恐失权后的悲惨下场所致。我很愿意理解这种恐惧。但是，由于这极少人的恐惧而导致偌大一个国家的大量人口及财产的向外大逃亡，未免有点不公平不对称。鉴于贪恋权势者因畏惧下场从而维护当下制度的人只是极少数，何不来一个位置交换，调换逃亡者，即，来一个“逃亡者易位”？让那些喜欢此制度的极少数人，如李鹏邓力群等，外放到“纯洁的共产主义特区”古巴或北韩去，而大多数中国人和私营企业家则留在中国，不再外逃。如此，“各得其所”，不亦乐乎？这正如当年菲律宾的独裁者马科斯逃亡到美国而菲律宾人民不必再逃亡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安排，利国利民，大家都有出路。当今北京的权势者，常把“爱国”挂在嘴上，面对这一利国利民的安排，何不"起而行"，争做"爱国模范"，离国去投奔你的亲密战友和同志？现在确实是考验你们的“爱国心”的时候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9/5/2002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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