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传言声称，不管现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否在十六大上全退，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他，都要在十六大的中共政治局中尽量安插更多的来自上海的亲信。
自从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之后被诸位中共元老从上海召到北京、推上中共总书记的位子以来，中国民间和海外传媒有关他经营"上海帮"的说法便一直没断。
上海建党
对所谓"上海帮"说法的分析，似乎离不开上海在中共党史中的特殊地位。
上海这个中国近现代的金融中心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与中共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中共建党的第一届党代会就是在上海开的。后来，这个聚集着中共革命对象-资本家和金融大亨最多的"东方的巴黎"仍然是中共早期多次党代会的首选会址，一直到来自农村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战略为止。
此后，虽然中共党内仍然不乏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干部或工人出身的干部，但他们并未在中共决策层中占主导地位，后来在中共对外夺权、对内整肃的残酷斗争过程中，他们又被汪洋大海般的农民出身的干部所淹没、所同化。
两次成"帮"？
然而，中共建政后，上海由于它作为中国工业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的地位，又重新在中共的权力运作和人事构成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委书记常常在中共政治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不用说上海成为中共高层干部"培训基地"的特殊时期了。
1949年后，所谓的"上海帮"至少有两次在中共高层的人事布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这里的"上海帮"并不一定都是指生在上海的干部，而更多的是指曾经和仍在上海工作的干部。
第一次是文革时期。曾经在中共党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四人帮"又被人称为"上海帮"，因为其中三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曾经在上海长期工作过，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三十年代曾经混迹于上海演艺圈，也算是与上海多少有点儿关系。
第二次就是现在的江泽民时代了。有人认为，江氏"上海帮"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中共高层中来自上海的干部并不一定就是同舟共济的"帮友"，也并不一定都是缘于江泽民的提携。
但不管他们是否同在一条船上，不管他们与江泽民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可否认的是，中共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层中有这么多干部与上海或多或少有些瓜葛。
江泽民、朱熔基、曾庆红、吴邦国、黄菊、陈至立、王沪宁......随便想一想，就能举出这些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政坛当代明星或明日新星的人物，这些人或是与过去经常爱去上海疗养的邓小平、陈云（陈云本人也来自上海）的提携有关，或是与后来江泽民的厚爱有关。
中国民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参加完一次政治局会议，走出会场，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说："会上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用上海话决定的。"也许因为非上海人的李鹏听不懂上海话，难免有种被排挤的感觉。
政治笑话不可当真，但毕竟反映了民间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
党内有派
其实，严格来说，江泽民厚爱的并不一定都是来自上海的干部，也许更重要的标准是对他的忠诚程度。目前中共内部的其它派别，如所谓的"团派"、"太子党"、"清华帮"等等，其"凝聚力"的标准也不仅仅限于地域。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在中共历史上并不新鲜：毛泽东时代就有什么"苏区"、"白区"之争，"二野（第二野战军）"、"四野"之分，邓小平时代则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较量，"秘书党"、"幕僚党"争宠。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派"、"走资派"之斗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派"、"保守派"之争还有着一定的政策之争的因素，那么，中共其它的派别互斗就更多的是利益之争了。
民主国家中的政党之间、政党内部也有派别之争，关键在于，制度化和定期举行的选举，使得民主国家的派别之争趋向于为赢得选民支持的政策之争。相比之下，中共内部派别的形成和较量，有着太多个人恩怨、黑箱运作、非制度化的成分，而决定胜负的又不是选票，从而成为弱肉强食、争权夺利的倾轧。
也许，由于江泽民对他曾经工作过的上海情有独钟，所以他挑选忠实追随者的眼光较多地投向了当年在上海的部下。如今，当他为十六大中共高层领导班子物色人选时，他的眼光是否还会投向那个方向呢？
最近中国大陆流传着一个新的政治笑话：如今，就连北京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对抢着上车的乘客喊话，也时兴说，"让上海来的同志先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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