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卫兵是怎样“破四旧”的?

2003-03-29 18:50 作者: 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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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何破,中央没有说明。但在8月下旬,当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摧毁文物古迹,焚烧艺术品工艺品,抓、打、监禁甚至杀害所谓阶级敌人和黑帮分子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代表毛泽东讲话时是大加称赞的。《人民日报》在8月22日一天同时发两篇文章,大叫“好得很!”并要广大群众加以支持。“文革”之后,人们一提起红卫兵,就联想到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在人们心目中,红卫兵无恶不作,简直是洪水猛兽。应该承认,在“破四旧”时,情况确实如此。

我从1966年7月份起到10月份4个月内,由于不是“红五类”出身,完全不能卷入运动。对于“破四旧”,我只有零星观感,而不能述其详。我当时十分反感,也有些恐惧。这并不是因为我未能参加进去而不肯有溢美之词。我当时认为,破四旧,首先应检讨和纠正自己头脑中的旧东西。而且,文化革命关乎文化,理当充分讲道理,怎么变成了最蛮不讲理的,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

我完全怀疑那些无法无天的举动果真是出于革命义愤。比如,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一群站在路口的红卫兵叫住一位走在我前面不远的年轻女性,叫她跟他们走一趟。那位妇女大惑不解,但脸色已经变得苍白。我那次故意停下来,站在一边,想看个究竟。过了几分钟,她从他们的执勤站中出来了,裤腿从底部被剪到上端。她根本无法行走,甚至无脸见人。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破四旧方式之一:剪小管裤。这算什么革命,这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妇女吗?

在破四旧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莫过于抄家了。一个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家被抄,这显然是破天荒的。那时学生中一般都有这种心理,每当从学校回家时,离家愈近愈感到不安。快到家时,远远望去一大堆人围在那里,心中愈感不妙,甚至不能决定是否再朝前走。当然心中也怀有一丝侥幸:“可能抄的不是我家!”走近一看,如果不是,则顿时释然。但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终于有一天会发现红卫兵光临到自己家中。我那时已没有父母了,不存在家被抄的可能,但几乎每天回去,总能看到院里或近邻总有一两户正在被抄,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一下子笼罩了全身。有时,半夜里突然被一阵闹声惊醒,分不清敲门声到底发生在哪里,心想,该不是他们弄不清楚,错抄到自己家里来了?

抄家的名单一般是派出所或居委会提供的,他们掌握着居民的档案材料,指点红卫兵行动。有时,也有别的因素搀杂进来。比如,有时某家的情况模糊不清,属于可抄可不抄之列,但如果一个穷苦人出身的邻居平时与你有隙,或者嫉妒你家住房宽敞,想使你倒霉之后挤占你家一两个房间,这时他就会分外积极,主动把祸水引来,甚至谎报情况。在那段时间,我曾见到红卫兵贴过一张告示,宣布被他们抄了的那家不属抄家对象。但这显然属于绝无仅有的一例,在那不讲道理的时候,根本不存在该抄谁、不该抄谁的标准。只要红卫兵愿意,哪会有抄错的?

被抄家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但不仅于此,还有十分痛苦的事情等着你。这就是,你必须到学校去报告你的家被抄了。你有义务讲清楚,为什么家会被抄,你对这件事的态度和认识如何。我本来以为我的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学占少数,除了出身好的和不好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问题。但那段时间只见一个又一个同学几天前还若无其事,突然间就哭丧着脸,躲在一边羞于见人。我马上就可以判断此人家被抄了。我很奇怪,怎么运动一来,那么多家庭都有了问题?

有时,抄家会伴随着斗争会。我校高三一个男学生L,工人家庭出身,曾主持抄家和批斗会,将本校一位同学的母亲活活打死。这位同学上高一,据说她的父亲是资本家。她的母亲在批斗会上力图与红卫兵讲道理,结果遭来棍棒毒打。在打人时,他们令该同学和她父亲、弟弟妹妹站在一边观看,不准离开。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妻子被打得倒下,直至被打死。他们亲眼看着,既不能抢救,也不能哭喊。在场观看的人很多很多,他们也就看看,看着一个活人被打死。

8月底,我曾到过一座天主教教堂,观看被破坏之后的场景。那是在成都市平安桥,一个地处市中心但异常安静的地方。我校红卫兵和九中红卫兵前一天共同抄了这个教堂,我第二天去看是怎么回事。刚走进大门,几个修女从跟前走过,她们身罩长袍,只露出脸的正面。我记不清那些眼神是惊惧还是无动于衷,总之显得颇为奇特。她们走动很快,但没有一点声音,宛如一群幽灵在我面前飘去。进厅堂去一看,遍地是金属片,五颜六色的玻璃,以及撕坏了的书籍。厅堂前方有一拐弯楼梯,拾级而上可以到达一个平台,那里原来安放了一架其大无比的风琴,但现在已经完全砸坏,只剩一个空壳。地下闪光的金属片和散乱的琴弦之多,令我惊讶。我当场就在那里遐想,它本来是一架多么庞大而富丽堂皇的琴,用它来演奏弥撒曲,那声音该是多么宏大和雄浑。但是,它不复存在了,对这么一架罕见的琴,姑且不谈它的声音多么不同凡响,就凭它珍贵的价值,也难以想象还有什么人下得了手向它砸去。耶稣像早已打得粉碎,但漏掉了角落里的一尊小像。耶稣骨瘦如紫,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面部表情又痛苦,又庄重。不知他是否正凝视着我,凝视着人间的苦难?昨天,不知他是否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从不熟悉宗教,对教堂、对耶稣不存在特殊感情。但那天的气氛,杂乱中有庄重,破坏中有谴责。我的心出乎意料地混乱和沉重。我心里闷得慌,不知想哭还是想叫。我转身走了出去,耶稣受难的形象留在脑海中久久不能消失。

我的朋友M的家被抄了,红卫兵冲到他家,发现四壁空空,根本没有什么好抄的。M当时在场,他对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抄得对。你们看还有什么要帮忙的,我可以协助。”他这种无可挑剔的态度,使红卫兵无话可说。其中一个头领说道:“你这种态度还差不多,不然,你免不了挨揍。”他们把M的父亲捆起来,在抄家的过程中一直强迫他跪在一边。抄家结束时,扇了他几个耳光,然后扬长而去。

我和M的父亲很熟,很关心和同情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因为M说过他父亲曾任国民党的少将,我以为会看到一个身材高大、威风、严厉的人。但第一次到M家去,我简直被他家的凄凉、破败震惊了。那是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破房间,除了两张小床,一张桌子,几个破箱,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房门前的屋檐下,一个煤炉,一张破桌,就是他们的厨房。房间里很暗,我定睛看了好一会,才发现M的父亲是一个脸色死白,身子伛偻,说话、行动哆哆嗦嗦的老人。他刚见到我时眼神很惊恐,我们谈话时,院里一有人高声吆喝,他就显得很不安。后来,我和他逐渐熟悉,他的话也多了起来。

他是30年代的留法学生,到巴黎后,读书之余也卷入政治活动。他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在巴黎的中国学生游行、集会时,常常与共产党人辩论、争吵。他学成归国后做了国民党的大官,但不属于嫡系。在国民党败退时,他留了下来,准备投降共产党,然后和共产党一道建设国家。他告诉我:“你看,在西方国家,不同党派的政治家为了掌权也闹得一塌糊涂,但大选结果一出来,失败的一方就承认败局,与赢家握手。如果愿意,也可以在胜利者手下工作。我虽有军衔,却是文官,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也没有贪污等劣迹。我想对共产党人说:‘事实证明,你们对了,我错了,我在政治上甘心认输。以后就照你们的主张办,让我们共同建设国家!’”但没有想到,他被逮捕了,判了8年刑。他似乎始终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有趣,照我们所受的教育,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哪能像他想的那么便宜。

抄家时,红卫兵搜出一张M父亲以前穿军服的照片,我是在一个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上看到这张照片的,它成了他坚持反动立场,妄图复辟变天的证据。抄家之后不久,他又被投入监狱,判刑12年。罪状共有两项,第一项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红卫兵搜出的照片是证据。第二项罪名十分可怕,是“破坏生产毛主席著作”。原来,M的父亲迫于生计,在街道生产组参加劳动,干书籍装订活。“文革”中,主要装订《毛主席语录》。有一次,有人发现待装订的语录本有几页丢失,事情被判定为有反革命分子破坏毛着的生产。生产组中,M的父亲问题最大,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罪人。由于父亲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M和他的妹妹下乡之后,根本不可能回城工作。

红卫兵抄家并不是统一组织的,如果你家有点名气或处在方便的地理位置上,那么几个互不通气的学校会分别来几批红卫兵。据我所知,最多的有被抄七八次的。遭到这种洗劫,家中恐怕剩不下什么东西了。

那些有资格去抄家的同学样子很快就有了改变。一般左右手腕上各戴一只手表,甚至戴上一排。女同学身上有许多别致的绣花手帕,这些当然都是抄来的。他们夜以继日地出击,面带倦容,声音沙哑。他们开始时趾高气扬,后来变得冷漠和不耐烦,以不屑一顾的口气提到刚抄了一个大人物的家,做出见惯不惊的样子。与我同班有个男生Y,是专干此事的红卫兵头。他偶尔回到教室,纡尊降贵似的与我们这些正在学毛选、读社论的人聊上几句。他一会儿掏出一个金怀表晃晃,嘴一撇说:“不值钱!”一会儿掏出一件小玩意,满欣赏的样子说:“好玩!”过一会儿,与我们慢悠悠地摆谈,漫不经心地回顾说:“我上次到L家,好像觉得他家毛皮货挺多似的。对,是这样的。好,明天去抄他家,到底还能拣几件像样的东西!”天哪,L就是我们的同窗啊,怎么一心血来潮这种事就决定了?我听得毛骨悚然。他脸上泛起一阵笑容,就像猫在老鼠群中,虽然并不伸出爪子,但仍能感到自己的威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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