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国人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八十年代,尽管大众化的“女排热”和“气功热”、精英化的“寻根热”、官方化的“振兴中华热”等等,已经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但毕竟有强劲的对外开放以及西化浪潮相平衡,并没有引发排外和反美的情绪。倒退12年,美国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六四大屠杀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宣布对中共政权的制裁,那时的大陆百姓,特别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亲历过大屠杀的市民,显然把这种“干涉内政”或“多管闲事”视为主持正义,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让刽子手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对12年后的911恐怖大屠杀,大陆民间的主流倾向则相反,幸灾乐祸的声音遍布网络。那些高声叫好的民众,以青年人居多,他们认为美国遭此劫难“活该”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太傲慢,“喜欢多管闲事”、“动不动就教训和制裁别人”。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的申奥失败、银河号事件、误炸使馆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使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级,越来越表现为对美国的反感甚至仇恨。仅仅12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众由亲美操控到仇美,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由“振兴中华”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国制裁的拿手绝活,就是强权恐怖、舆论灌输和利益收买的三管齐下。当暴力镇压和人人过关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诺的收买紧紧跟上,邓小平南巡所鼓动的发财之梦,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思想,强权恐怖和收买同时奏效的,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作用。美国十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中共政权必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敌人。中共抓紧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针对六四后入校的大学生,重新启动弃置多年的新生入学军训。对内反对自由化和对外防止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把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和美国的支持紧紧捆在一起,成为中共政权十几年来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个──美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对美国进行妖魔化,在四年后的1993年,这种洗脑便显示出强劲的效果,北京申奥失败成为狂热民族主义滥觞的转折点。这时,已经不用官方声嘶力竭的提倡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记忆被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代替,美国制裁中共的仗义之举被单级强权的四处伸手所取代,西方国家出于对六四的记忆而联手支持悉尼战胜北京,被置换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共的强制性灌输演变成自发性的民间情绪和知识界的主流,整个大陆加速了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方向的狂奔:强化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增强国力军力和反美反霸互为表里,学术的本土化、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一脉相承;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2001年的申奥、入世、足球冲进世界杯的成功,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欢;而1999年5月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撞机事件,则作为新的国耻铭刻在被洗得接近历史空白的民族记忆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雪耻复仇情结。

  恰在此刻,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惨案,正好为雪耻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纠缠的畸形民族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宣泄素材。啊哈,象征着最大财富的世贸大厦,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废墟!象征最强军力的五角大楼,也未能幸免,原来号称世界超强的霸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总是在别人国家中耀武扬威的美国人,也会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击,原来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战,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间,全部搞定,太牛逼了!”“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说。“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称为学者王小东如是说。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灾乐祸,甚至延伸到美国发生的一切灾难──不管这灾难的性质如何──比如“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引来许多网民的欢呼(参见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传统文化的浸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爱国国人心中的美国形象,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体到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和国人的个体选择,就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分裂。

(一)爱国主义的内在分裂

  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权、集团和个人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杂在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义,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个民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大致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一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对民众的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而一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敌人的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党独裁的利益。

  在大陆,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凡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公开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反对倒萨战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人的声音决不能缺板保患?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很少区分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更不具有媒体理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态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事实上,谁有资格代表“十三亿”如此庞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伟”名字的国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这种自封的代表资格和绝对发言权,恰是中共式的伟光正宣传手段滥用几十年的结果。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作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和国人的道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包括宪法权利。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主义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主义被扭曲为国家主义。于是,民族等同于国家,国家等同于政权,政权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及其权贵。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间社会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去政治化去政党化去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调,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自称是“祖国”、“民族”和“人民”的那些代表,及其种种煽情的大话式言说,实际上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他们本人也从不会相信自己笔下的大话。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宏大高调的表演,类似于短暂节日中的话语狂欢,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而已,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国人的复杂心态。恐怖统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活在“大话”传统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妆舞会的话语作秀里。

  (二)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

中共的对美外交政策,则与其对国内的宣传,明显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从制度对立及台湾问题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国作为最具威胁的外来颠覆者,决不会放弃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防御性主权外交:用支持“多极化”和“地区霸权”来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用加大军费开支和尽快提升军力来提高威慑力,用收买无赖国家来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对内宣传上的妖魔化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国内的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和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的政权利益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尊奉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以低调务实的灵活应对,处理中美之间的棘手问题。特别是911后,俄罗斯迅速投向西方怀抱,中共意欲联俄抗美的战略企图随之流产,中共就更没有底气扮演反美先锋。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比如倒萨和北韩核危机,中共决不充当反美急先锋,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乐见西方同盟内部出现裂痕,也希望美国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边鼓的角色。虽然中共一直提倡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但对美英的倒萨的具体决策,其态度模糊而圆滑,很有点坐收渔翁之利的超然姿态。

  在中美关系成为中共外交主轴的前提下,尽量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是中共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对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中共高层顿时陷于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无应对之策,而911后中美关系回暖,中共高层大有起死回生之叹,以致对美国的表达极为媚态:“中美之间现在的稳定关系,实在是来之不易”。中共之所以如此“媚美亲美”,原因在于:

  1、正统意识形态衰落之后,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绩合法性──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而由于体制所形成的瓶颈,国内的动力和需求严重不足皆无法支撑高增长,在经济上只能加大对外来动力的寻求,导致了中共对国际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日益加深的依赖。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于谋求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正是中共急需的,因为美国的市场最大、资金最多、技术最先进。因此,仅仅从经贸利益的角度讲,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顺差的贸易伙伴。跟美国翻脸,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内经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共赖以维系民意的政绩合法性──对中共政权来说,促进高增长的经济资源只有转化为保持政权稳定的政治资源,才是最关键的利益之所在。

  2、从在人权问题上,中共若一味强硬,将损害中美关系,使其外部的安全系数随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权、内政、国情为借口,拒绝人权标准的普世化,把中国人的人权强行规定为“生存权”,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收买无赖小国来阻止美国的谴责性提案;在所有的国际场合围堵台湾和达赖喇嘛,倾尽全力阻止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认人权,号称该党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标榜目前中国的人权状态乃是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同时也与美国、欧盟进行人权对话,用“人质外交”来应对“人权外交”。

  3、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台湾问题上,制度和实力的双重劣势,也使中共不会一味强硬,因为激怒美国的结果只能使之更亲近台湾,使台独真的坐大。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中国,中共如果对付不了台独,那么它全力维系的爱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也将顷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吓、统战分化、外交围堵和经济诱惑的四管齐下来打压台独实力,反复向美国强调“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问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微调对台政策,并对美国接待台湾政要和提升对台军售,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

  4、中共高层惧美、媚美,其党魁把美国政要的邀请和尊敬视为最大的外交胜利。特别是江泽民提出的“大国外交”,实际上服务于他个人谋求大国领袖的野心,不能不乞灵世界超强美国的点头。由此也能理解,江泽民为什么高度重视中美元首的互访,为什么频繁会见美国来华访问的各类名流──无论是现政府高官、国会议员或前朝政要,还是工商界巨头或著名学者──表现出明显的媚美倾向。

  5、中共的韬光养晦,不仅是政权利益,更是权贵利益,因为中共的中高层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与美国息息相关。鉴于表面繁荣稳定之下的危机四伏,发了大财的权贵家族早就为自己留好退路,权贵家族的子女及亲属大量移民美国,其不义之财大量转移到美国。那些在美国拥有毫宅、名车和存款的国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阶层。所以,仅仅基于权贵家族及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翻脸。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的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说与国家利益无关,甚至连政权利益也仅仅是权贵阶层利益的包装。

  6、中共在国际上一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连续十年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近些年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要求,跟美国一样──放弃一党独裁。中共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取信于国际社会呢?

(三)对内宣传的妖魔化美国

  在对内宣传上,中共主流媒体依靠垄断的言论权力,几乎是一边倒地妖魔化美国,极尽丑化美国之能事。中共控制的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宣传早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美国就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对当下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更是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包括中共的编造和歪曲),都被无限放大为整个制度的缺陷,夸张为全部对外政策的恶果。

  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共控制的媒体灌输给民众的完全是一边倒的片面之词: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对他国内政的无理干涉,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对平民的狂轰乱炸,而民间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对其制造的种族清洗和人道灾难,对北约选择军事干涉的外交背景──美国及欧盟用尽了政治外交努力而无效,给予米洛舍维奇以政治解决的机会被拒绝,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1999年的58使馆风波,尽管美国向中国做了多次道歉并给予了赔偿,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也接受了北约的解释,但是在国内,科索沃问题上的反美宣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共官方以最高规格悼念三位误炸中殉难的记者,并加封为烈士;被垄断舆论所操控的民间反美情绪也随之变得歇斯底里,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的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

  在仇恨和耻辱的种子已经有了沃土和劲肥之后,2001年4月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共故伎重演,一方面在外交上低调处理,另一方面在国内疯狂煽动。事故中沉入海底的王伟,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照样是加封烈士和最高规格的葬礼,照样是对遗属的厚待和全社会争相拥抱烈士的孩子,并破格铸造了王伟的雕像。民众再次成为垄断舆论的牺牲品,大多数民众毫不怀疑中共的宣传:美机是入侵,故意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而对国际惯例和撞机真相一无所知。

  美国的安然公司财务丑闻,导致了美国金融市场的信誉危机,在中国媒体上也成为热点之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是,虽然也有人以此来反思中国的经济制度和金融市场的严重弊端,但有关评论的主流倾向则是一致对外,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华尔街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无赖式的下流态度。

  在倒萨问题上,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御用学者们,把伊拉克的人权灾难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归罪于海湾战争及十多年的制裁,把萨达姆的战争机器疯狂运转和国内暴政归罪于美国的支持,而很少提及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在撤离时如何炸毁科威特的油井;也很少提及萨达姆对内实施的暴政所造成的惊人的人权灾难,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人,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被迫迁移,打烙印、电击、拷打、强奸、割舌、砍掉四肢和斩首等酷刑,在有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饥饿、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萨达姆家族聚敛的私人财产估计达到300亿美元,并用石油换食品的经费为自己建立多达几十处的豪华宫殿。一个只有2200万人口的石油大国,1300万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星期五的集体祈祷遭到禁止,连清真寺图书馆的书籍也不允许传阅。正是在萨达姆的暴政之下,才会有700多万伊拉克人流亡国外。

  中共主流媒体为萨达姆遮丑的同时,也向国人灌输:“伊拉克之后,下一个是谁?”,接着的推论是,倒萨完成之后,美国的表面目标是朝鲜,实际市利用北朝鲜的核危机而把军力再次转向亚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围堵中国,并最终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霸权。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天然能源匮乏国家,中东乃是中国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仅凭控制了中东石油的优势,就足以让中国臣服。

  以上种种灌输,前提是对民众知情权的野蛮剥夺、对事实的故意隐瞒和肆意歪曲、对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的放纵,使大陆人自以为对美国的仇恨具有充足的理由,却不知道自己一直可怜地生活在谎言和偏见之中。所以,他们对国际大事件的反应,就象白痴一样愚蠢,象无赖一样下流。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三、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大陆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源于意识形态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善恶分裂的两面神

  在目前大陆的主流民意中,若暂时撇开其国际行为,美国是经济强大和政治民主的典范,是个人自由、个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天堂,更是国人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国,甚至因为被拒签而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前举行小规模的示威。可口可乐是中国最著名的品牌,汉堡包是大陆孩子最衷爱的洋快餐,好莱坞电影是民众最爱享受的视觉快感,比尔盖茨是大陆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美国的格莱梅音乐奖、奥斯卡金像奖、艾美奖和欧文斯体育奖,是大陆人心中最高的荣誉这种对美国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评价,即便是中共的抹黑术宣传也不能减损,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变”,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却是个正面的进程,即中国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从网友在美国大选难产期间发表的言论和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足以看出大多数国人对美国式民主的肯定,对中共抹谑醯那逍淹甘印U庵盅沟剐缘恼(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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