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國人憎慕交織的美國心結


一、美國形象的變化

八十年代,儘管大眾化的「女排熱」和「氣功熱」、精英化的「尋根熱」、官方化的「振興中華熱」等等,已經標誌著民族主義思潮崛起,但畢竟有強勁的對外開放以及西化浪潮相平衡,並沒有引發排外和反美的情緒。倒退12年,美國在國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並在八九運動前後達到高潮。六四大屠殺剛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紛紛宣布對中共政權的制裁,那時的大陸百姓,特別是大學生、知識份子和親歷過大屠殺的市民,顯然把這種「干涉內政」或「多管閑事」視為主持正義,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讓劊子手在國際上陷於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對12年後的911恐怖大屠殺,大陸民間的主流傾向則相反,幸災樂禍的聲音遍佈網路。那些高聲叫好的民眾,以青年人居多,他們認為美國遭此劫難「活該」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國太傲慢,「喜歡多管閑事」、「動不動就教訓和制裁別人」。也就是說,20世紀90年代的申奧失敗、銀河號事件、誤炸使館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使民族主義情緒不斷升級,越來越表現為對美國的反感甚至仇恨。僅僅12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眾由親美操控到仇美,大陸民間的民族主義由「振興中華」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後,中共反制美國制裁的拿手絕活,就是強權恐怖、輿論灌輸和利益收買的三管齊下。當暴力鎮壓和人人過關的恐怖恢復了基本秩序之後,小康承諾的收買緊緊跟上,鄧小平南巡所鼓動的發財之夢,一下子扭轉了人們的思想,強權恐怖和收買同時奏效的,是意識形態灌輸的巨大作用。美國十幾年來堅持人權外交,大陸的人權狀況又持續惡化,使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對立極為尖銳,中共政權必然把美國視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敵人。中共抓緊反對和平演變的宣傳和愛國主義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針對六四後入校的大學生,重新啟動棄置多年的新生入學軍訓。對內反對自由化和對外防止和平演變,把愛國主義教育列為「五熱愛」之首,把台獨、藏獨等分裂主義和美國的支持緊緊捆在一起,成為中共政權十幾年來的主導意識形態,而中共確定的自由化與和平演變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個──美國,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地對美國進行妖魔化,在四年後的1993年,這種洗腦便顯示出強勁的效果,北京申奧失敗成為狂熱民族主義濫觴的轉折點。這時,已經不用官方聲嘶力竭的提倡了,六四大屠殺的血腥記憶被申奧失敗的恥辱所代替,美國制裁中共的仗義之舉被單級強權的四處伸手所取代,西方國家出於對六四的記憶而聯手支持悉尼戰勝北京,被置換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中共的強制性灌輸演變成自發性的民間情緒和知識界的主流,整個大陸加速了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方向的狂奔:強化中共政權的權威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息息相關,增強國力軍力和反美反霸互為表裡,學術的本土化、大眾文化的偽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權一脈相承;1997年的香港回歸和2001年的申奧、入世、足球衝進世界盃的成功,作為民族復興的偉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歡;而1999年5月使館被炸和2001年4月撞機事件,則作為新的國恥銘刻在被洗得接近歷史空白的民族記憶中,顯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強烈的雪恥復仇情結。

  恰在此刻,美國發生震驚世界的「911」恐怖慘案,正好為雪恥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糾纏的畸形民族主義,提供了絕好的宣泄素材。啊哈,象徵著最大財富的世貿大廈,就這麼輕易地變成了廢墟!象徵最強軍力的五角大樓,也未能倖免,原來號稱世界超強的霸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原來總是在別人國家中耀武揚威的美國人,也會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擊,原來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聖戰,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間,全部搞定,太牛逼了!」「如果美國支持台獨,我們就要把台海變成火海血海」,「讓美帝國主義的航母化為灰燼」一些匿名網民如是說。「美國本身就是當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國流氓就是對於孩子們最有效的『愛國主義教育』先從揍美國流氓做起,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這一點血性都沒有,這一點精神都沒有,談什麼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談什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自稱為學者王小東如是說。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災樂禍,甚至延伸到美國發生的一切災難──不管這災難的性質如何──比如「哥倫比亞號」的解體,引來許多網民的歡呼(參見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長大的國人》)。

二、中共政權對美國的分裂態度

  由於中美之間的歷史恩怨和當下衝突,更由於中共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傳統文化的浸泡,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大多數愛國國人心中的美國形象,呈現出日益分裂的特徵。具體到中共政權的外交政策和國人的個體選擇,就是一種更具中國特色的分裂。

(一)愛國主義的內在分裂

  這種分裂,首先是由於政權、集團和個人之利益與國家利益的背離。事件的複雜在於,儘管有《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義,但是在現實的國際關係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則主要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一個民選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大致上與民眾利益是一致的,因為政府的合法性必須以民意為基礎。而一個非民選的獨裁政權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大都是挂羊頭賣狗肉,常常與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政府權威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暴力恐懼和意識形態謊言之上的。而一旦獨裁政府通過強制灌輸和謊言誤導,將國內危機轉化為外部敵人的威脅,就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維護的,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的利益。

  在大陸,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表達就是「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凡是涉及愛國主義的主題時,無論純官方的、半官方的、民營的,還是保守的、開明的、中間的,所採取的公開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發言。官方新聞發言人說:「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國人民絕對不答應」;大陸的國際問題專家說:「布希政府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決心和勇氣」;反對倒薩戰爭的知識份子說:「中國人的聲音決不能缺板保患?便像《南方週末》這樣以開明和敢言著稱的報紙,也很少區分政權利益、國家利益和個人選擇之間的區別,更不具有媒體理應保持的新聞專業態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根據的煽情報導,比如它對中美撞機事件的頭版頭條報導,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一個名字:王偉」,事實上,誰有資格代表「十三億」如此龐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偉」名字的國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麼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這種自封的代表資格和絕對發言權,恰是中共式的偉光正宣傳手段濫用幾十年的結果。

  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造不同的外來強敵,把民眾對積貧積弱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從毛澤東時代的反帝反修到鄧江時代的反霸權反和平演變,愛國主義在道義上被絕對化,作為中共政權立足之本和國人的道德之本。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發布的所有道德訓誡,第一條都是愛國主義。任何個人權利都不足以作為高於祖國利益的合法性來源,包括憲法權利。在此基礎上,道義情感被完全政治化,愛國主義被扭曲為愛政權愛執政黨甚至愛領袖個人,民族主義被扭曲為國家主義。於是,民族等同於國家,國家等同於政權,政權等同於政黨,政黨又等同於黨魁個人及其權貴。雖然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民間社會的崛起和價值多元化的發展,民族主義及其愛國主義正在逐漸去政治化去政黨化去領袖化,在中美之間的一系列衝突上,民眾的民族主義狂熱經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調,江核心也常被罵為賣國賊。但是,作為一種道義合法性,愛國主義的絕對霸權沒有根本的改變。

  自稱是「祖國」、「民族」和「人民」的那些代表,及其種種煽情的大話式言說,實際上連他自己及最親近的人都無法代表,他們本人也從不會相信自己筆下的大話。抽象空洞的口號和宏大高調的表演,類似於短暫節日中的話語狂歡,只不過是習慣性的表面說辭而已,根本無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號下的國人的複雜心態。恐怖統治下的「政治正確」,使人活得過於聰明,以至於心甘情願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謊言中,活在「大話」傳統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妝舞會的話語作秀裡。

  (二)對美外交的低調務實

中共的對美外交政策,則與其對國內的宣傳,明顯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從制度對立及臺灣問題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國作為最具威脅的外來顛覆者,決不會放棄確保一黨獨裁體制的防禦性主權外交:用支持「多極化」和「地區霸權」來制衡美國的全球霸權,用加大軍費開支和盡快提升軍力來提高威懾力,用收買無賴國家來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對內宣傳上的妖魔化美國進行意識形態洗腦。

  另一方面,國際格局的巨大變化和美國超強地位的確立,國內的政權合法性的脆弱和社會危機的持續積累,使中共的政權利益又離不開美國,所以只能尊奉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實用主義外交策略,以低調務實的靈活應對,處理中美之間的棘手問題。特別是911後,俄羅斯迅速投向西方懷抱,中共意欲聯俄抗美的戰略企圖隨之流產,中共就更沒有底氣扮演反美先鋒。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國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上,比如倒薩和北韓核危機,中共決不充當反美急先鋒,而是採取「以夷制夷」的傳統策略,樂見西方同盟內部出現裂痕,也希望美國陷於日益孤立的窘境,跟在法德俄的後面,扮演敲邊鼓的角色。雖然中共一直提倡多邊主義和聯合國權威,但對美英的倒薩的具體決策,其態度模糊而圓滑,很有點坐收漁翁之利的超然姿態。

  在中美關係成為中共外交主軸的前提下,盡量維持中美關係的穩定,乃是中共堅定不移的外交方針。對布希政府剛剛上臺時的咄咄逼人的強硬態度,中共高層頓時陷於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無應對之策,而911後中美關係回暖,中共高層大有起死回生之嘆,以致對美國的表達極為媚態:「中美之間現在的穩定關係,實在是來之不易」。中共之所以如此「媚美親美」,原因在於:

  1、正統意識形態衰落之後,中共政權得以維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績合法性──保持經濟的高增長,而由於體制所形成的瓶頸,國內的動力和需求嚴重不足皆無法支撐高增長,在經濟上只能加大對外來動力的尋求,導致了中共對國際的市場、資金和技術的日益加深的依賴。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於謀求有利於國內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而美國正是中共急需的,因為美國的市場最大、資金最多、技術最先進。因此,僅僅從經貿利益的角度講,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順差的貿易夥伴。跟美國翻臉,將對中國經濟造成極大的傷害,而國內經濟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中共賴以維繫民意的政績合法性──對中共政權來說,促進高增長的經濟資源只有轉化為保持政權穩定的政治資源,才是最關鍵的利益之所在。

  2、從在人權問題上,中共若一味強硬,將損害中美關係,使其外部的安全係數隨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權、內政、國情為藉口,拒絕人權標準的普世化,把中國人的人權強行規定為「生存權」,在聯合國的人權大會上,收買無賴小國來阻止美國的譴責性提案;在所有的國際場合圍堵臺灣和達賴喇嘛,傾盡全力阻止其國際影響的擴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認人權,號稱該黨的宗旨之一就是為了改善中國的人權,標榜目前中國的人權狀態乃是歷史上的最佳時期;同時也與美國、歐盟進行人權對話,用「人質外交」來應對「人權外交」。

  3、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臺灣問題上,制度和實力的雙重劣勢,也使中共不會一味強硬,因為激怒美國的結果只能使之更親近臺灣,使台獨真的坐大。在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當下中國,中共如果對付不了台獨,那麼它全力維繫的愛國政權的道義合法性,也將頃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嚇、統戰分化、外交圍堵和經濟誘惑的四管齊下來打壓台獨實力,反覆向美國強調「三個聯合公報」和臺灣問題的嚴肅性;另一方面,又不斷微調對臺政策,並對美國接待臺灣政要和提升對臺軍售,採取雷聲大雨點小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間的穩定關係。

  4、中共高層懼美、媚美,其黨魁把美國政要的邀請和尊敬視為最大的外交勝利。特別是江澤民提出的「大國外交」,實際上服務於他個人謀求大國領袖的野心,不能不乞靈世界超強美國的點頭。由此也能理解,江澤民為什麼高度重視中美元首的互訪,為什麼頻繁會見美國來華訪問的各類名流──無論是現政府高官、國會議員或前朝政要,還是工商界巨頭或著名學者──表現出明顯的媚美傾向。

  5、中共的韜光養晦,不僅是政權利益,更是權貴利益,因為中共的中高層權貴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與美國息息相關。鑒於表面繁榮穩定之下的危機四伏,發了大財的權貴家族早就為自己留好退路,權貴家族的子女及親屬大量移民美國,其不義之財大量轉移到美國。那些在美國擁有毫宅、名車和存款的國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階層。所以,僅僅基於權貴家族及其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他們也決不允許中共政權與美國政府翻臉。從這個角度理解中共的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說與國家利益無關,甚至連政權利益也僅僅是權貴階層利益的包裝。

  6、中共在國際上一貫奉行沒有原則的極端犬儒哲學:─遇強者就對話就妥協,遇弱者就對抗就強硬。面對實力強大的美國,中共就打「用對話代替對抗」的妥協牌。鑒於大陸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連續十年提出譴責中共政權的議案。處於道義劣勢的中共,一再呼籲用對話代替對抗,並且在暗中大打貿易市場牌,用利益收買來換取國際支持。而面對實力相對弱小的臺灣,中共就打「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威脅牌。臺灣說民主制度無法與專制制度統一,兩岸統一的前提是中共放棄一黨專制,實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對話代替對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脅代替對話,近些年又加上經濟威脅,明確宣布決不允許支持台獨的商人進入大陸市場。其實,臺灣向中共政權提出的要求,跟美國一樣──放棄一黨獨裁。中共赤裸裸的犬儒主義怎麼能贏得臺灣的民心、取信於國際社會呢?

(三)對內宣傳的妖魔化美國

  在對內宣傳上,中共主流媒體依靠壟斷的言論權力,幾乎是一邊倒地妖魔化美國,極盡醜化美國之能事。中共控制的媒體,一直向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灌輸對美國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歷史,宣傳早在列強瓜分中國的時期,美國就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級霸權。對當下國際關係中的美國,更是極盡妖魔化之能事。美國在國內外的每一點失誤(包括中共的編造和歪曲),都被無限放大為整個制度的缺陷,誇張為全部對外政策的惡果。

  科索沃戰爭期間,中共控制的媒體灌輸給民眾的完全是一邊倒的片面之詞:只有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主權國家的侵略,對他國內政的無理干涉,對弱小民族的欺凌、對平民的狂轟亂炸,而民間對米洛舍維奇的獨裁統治,對其製造的種族清洗和人道災難,對北約選擇軍事干涉的外交背景──美國及歐盟用盡了政治外交努力而無效,給予米洛舍維奇以政治解決的機會被拒絕,幾乎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

  1999年的58使館風波,儘管美國向中國做了多次道歉並給予了賠償,中共政權在外交上也接受了北約的解釋,但是在國內,科索沃問題上的反美宣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中共官方以最高規格悼念三位誤炸中殉難的記者,並加封為烈士;被壟斷輿論所操控的民間反美情緒也隨之變得歇斯底里,各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遊行。老百姓當然不知道,美國也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過誤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導彈在公海上,誤炸過美軍的為科威特油輪護航的護衛艦斯塔克號,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並沒有激烈反應,只是要求伊拉克賠償了事。

  在仇恨和恥辱的種子已經有了沃土和勁肥之後,2001年4月又發生了撞機事件,中共故伎重演,一方面在外交上低調處理,另一方面在國內瘋狂煽動。事故中沉入海底的王偉,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照樣是加封烈士和最高規格的葬禮,照樣是對遺屬的厚待和全社會爭相擁抱烈士的孩子,並破格鑄造了王偉的雕像。民眾再次成為壟斷輿論的犧牲品,大多數民眾毫不懷疑中共的宣傳:美機是入侵,故意製造機毀人亡的慘劇,而對國際慣例和撞機真相一無所知。

  美國的安然公司財務醜聞,導致了美國金融市場的信譽危機,在中國媒體上也成為熱點之一。極具中國特色的是,雖然也有人以此來反思中國的經濟制度和金融市場的嚴重弊端,但有關評論的主流傾向則是一致對外,全力抹黑美國及發源於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把華爾街醜聞當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說辭還充滿愛國激情,真可謂無賴式的下流態度。

  在倒薩問題上,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及其御用學者們,把伊拉克的人權災難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歸罪於海灣戰爭及十多年的制裁,把薩達姆的戰爭機器瘋狂運轉和國內暴政歸罪於美國的支持,而很少提及薩達姆發動的兩伊戰爭和入侵科威特,在撤離時如何炸毀科威特的油井;也很少提及薩達姆對內實施的暴政所造成的驚人的人權災難,用化學武器屠殺庫爾德人,任意處決、羈押、酷刑、宗教迫害、被迫遷移,打烙印、電擊、拷打、強姦、割舌、砍掉四肢和斬首等酷刑,在有50萬伊拉克兒童死於飢餓、缺醫少藥的情況下,薩達姆家族聚斂的私人財產估計達到300億美元,並用石油換食品的經費為自己建立多達幾十處的豪華宮殿。一個只有2200萬人口的石油大國,1300萬什葉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受到嚴重限制,星期五的集體祈禱遭到禁止,連清真寺圖書館的書籍也不允許傳閱。正是在薩達姆的暴政之下,才會有700多萬伊拉克人流亡國外。

  中共主流媒體為薩達姆遮醜的同時,也向國人灌輸:「伊拉克之後,下一個是誰?」,接著的推論是,倒薩完成之後,美國的表面目標是朝鮮,實際市利用北朝鮮的核危機而把軍力再次轉向亞洲,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圍堵中國,並最終確立美國在亞洲的霸權。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天然能源匱乏國家,中東乃是中國所需石油的主要供應者,美國僅憑控制了中東石油的優勢,就足以讓中國臣服。

  以上種種灌輸,前提是對民眾知情權的野蠻剝奪、對事實的故意隱瞞和肆意歪曲、對受辱情結和仇恨意識的放縱,使大陸人自以為對美國的仇恨具有充足的理由,卻不知道自己一直可憐地生活在謊言和偏見之中。所以,他們對國際大事件的反應,就像白痴一樣愚蠢,像無賴一樣下流。只要耐心瀏覽一下國人的說辭,透過表面的義正詞嚴而深入到內裡,那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幸災樂禍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頑暝不化的朦昧、自欺欺人的掩蓋,便一目瞭然。

三、民間對美國的分裂態度

  大陸民間對美國的分裂態度,源於意識形態灌輸、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善惡分裂的兩面神

  在目前大陸的主流民意中,若暫時撇開其國際行為,美國是經濟強大和政治民主的典範,是個人自由、個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天堂,更是國人留學和移民的首選國,甚至因為被拒簽而在美國駐北京使館前舉行小規模的示威。可口可樂是中國最著名的品牌,漢堡包是大陸孩子最衷愛的洋快餐,好萊塢電影是民眾最愛享受的視覺快感,比爾蓋茨是大陸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諾貝爾獎之外,美國的格萊梅音樂獎、奧斯卡金像獎、艾美獎和歐文斯體育獎,是大陸人心中最高的榮譽這種對美國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評價,即便是中共的抹黑術宣傳也不能減損,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變」,在大多數民眾心目中卻是個正面的進程,即中國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變」。從網友在美國大選難產期間發表的言論和國內媒體的大量報導中,足以看出大多數國人對美國式民主的肯定,對中共抹謔醯那逍淹甘印U庵盅溝剮緣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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