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驻京记者披露在中国惊险采访经历 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京处主任法兰可·朗费特(Frank Longfitt)获今年Nieman 基金

发表:2003-04-18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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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记者林之昊波士顿报导/星期三(四月十六四日),“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京处主任法兰可·朗费特(Frank Longfitt)作为今年Nieman 基金的获得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了题为“来自中国的报道”的报告,揭示了他在北京从1997年到2002年五年半驻京记者的报道经历。
*在中国报道是记者的挑战

他说,在中国报道,是他也是所有外国驻京记者的挑战。原因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十分不透明,刚到那里的时候真是找不到方向。还有就是经常因为一些“敏感话题”要受到一些骚扰。他刚到时,所有的记者都要住在外交领地。他们的房间和电话都被窃听。在敏感事件或者敏感日期,比如六四,他们会被警察跟踪。有时,向他们提供新闻的人会受到恐吓,个别的还被关押起来。

对记者们来说,在道义上和感情上都很难承受。他们还必须雇佣外交部的人员做助手。这些助手非但不胜任工作,还要监视他们,经常要给外交部汇报他们的情况。最后一个挑战是,根据法律,他们没有外交部的许可不得擅自离开北京。即使拿到许可,外交部的人也得跟着他们去所有的采访。 朗费特苦笑道,他所有的请求都遭拒绝,甚至连环保的问题也被订为国家机密,不给采访。如果一切听从规章制度,那真是没法工作或保住他这份养家糊口的职位。

*西方记者报道新闻的经历

他在2001年4月写了一篇登在头版的报道。文章内容是在江西的一个村庄里,村民为了高额税务的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了冲突。军队赶来平息冲突,开枪打死了两个村民,又有十七人受伤。整个获取新闻的过程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他的新闻来源是一个电话,那人告诉的细节很详细。朗费特决定打几个电话给当地居民,电话采访证实了这则新闻。在中国,要想写出报道得退后一步,不能赶紧到出事现场去采访还。因为警察已把村庄包围起来,以防消息透露出去。电话和手机使他越过警戒,得到了详细内容。而通报人是在互联网上得到报社驻京办电话的。

纽约时报的记者则是亲自去了江西采访此事,结果还没等他的到什么消息,就被关起来了。几天后,跟报社联络的人的电话都被窃听了,而且马上被关了起来。他决定自己跑一趟江西。没想到他一到机场,已有十几个外交部的人员在他了。外交部人员向朗费特询问了两小时候,在没法让他说出是谁透漏了消息后,把他送上了回京的飞机。

第二天,外交部有个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却只字没提江西的事。他站起来发问,结果新闻发言人对此事一无所知。当天下午朗费特受到了外交部的恐吓电话,警告他再写这种文章将有严重后果。

由于还是没有得到官方认证和态度,朗费特不死心,又打电话给他在高层的朋友。他的朋友一听到消息没有问他消息来源,而是吃惊地说,“这太糟糕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几天后,这位朋友来电,告诉他警方已撤消了几个警察的职位并将调查。朗费特说这个消息使他感到中共政权里面的不同态度及其复杂性。使他欣慰的是,其中毕竟还有一些好的,公正办事的官员。

*在北京做记者的兴奋和困扰

在他驻京记者期间,最让他兴奋的是进入村子采访。他这张西方人面孔太引人瞩目,所以很危险。通常他只能在村子里待几个小时,去了一家后,得从后门出去,再去另外一家。每个采访也不得超过45分钟,因为警察迟早会知道并来抓他的。

他还有许多采访的过程是没法当众说的,不然会给他的后任和其它外国记者的工作带来麻烦,使他们无法工作。中国方面最恼怒的是知道他去过这些村子,而又不知道他是怎么去的。朗费特说,采访敏感问题时,一定要把手机关掉。他有几个同事由于忘了关手机,暴露了地点,发现后被抓了。

朗费特开玩笑说,他有个经验,就是最聪明的人才都上大公司去了,国安系统没钱,他们的人不会那么卖力地干活。他说,“我比他们更卖力一点就能赢过他们。好像手机,我就不停地换电话卡;去外地采访,我就每天换酒店,很晚入店,很早离开;他们都下班了,谁向谁报告呢?”全场听了吃吃的笑。

主持人墨尔.格德门教授(Merle Goldman)问了朗费特采访法轮功的经历。朗费特说,在采访法轮功时遇到的困扰最多。他和其它外国记者经常在天安门广场被抓,在抗议频繁的几天,有好几个记者被剥夺了记者证,这在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他们经常被便衣警察跟踪,甚至在野餐或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都被跟踪。有些记者因此没法工作,不得不请假。

在场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改革不断进行,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迟迟不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政府想要限制新闻的传播也越来越困难,象SARS 和艾滋病的新闻,这是没法限制的。朗费特表示赞同,他说中国政府一方面想让国际社会对它重视,如果同时又不断地把外国记者抓起来或驱出处境,那不是笑话嘛?

*暴光黑暗是好事

朗费特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能有机会回到那些采访过的村子,做一个后期采访,比如江西小学烟花爆炸事件。他们现在是否还在生产烟花?学校是否重建?学生如今在哪儿,在做什么?不过,这些村子很不容易进去,也许这是为什么至今没有这类报道出来。 朗费特说,尽管他的中文不很好,但是他发现中国老百姓还是愿意跟他讲,也许他们认为若有渠道可以把这些黑暗暴光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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