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的，“内外有别”
“内外有别”，对外讲官话，讲党八股，讲假话。凡是缺点、错误、问题、矛盾，只能在内部讲，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这是中共一贯原则。人们都说“胡温新政”，但在“内外有别”上，还没有看到“新政”。三中全会依然如此。
三中全会发给与会者每人五份学习文件，这五份文件已列为中央文件，随三中全会会议文件发至省部军一级党委，供学习之用：（一）胡锦涛《国家的危机在党内》的讲话；（二）胡锦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三）温家宝《开创全局协调、发展的新时期》的讲话；（四）曾庆红《切实加强整顿地方、基层、农村党组织建设》的讲话；（五）吴官正《旗帜鲜明、加大力度，打击党政部门、金融经济领域的腐败体系》的讲话。
胡：国家危机在党内
这五份文件都涉及当前党内和社会上的矛盾与问题，而以胡锦涛的讲话表达的最为集中。
胡锦涛的《国家危机在党内》，是九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胡指出：总结国际和我国的历史，国家危机总是产生在内部。今天，共产党在台上执政。如果说，某天国家发生政局危机，危机导火线就在党内。当前社会上最尖锐的矛盾、危机，责任在党内，最易爆发危机在党内，最大的问题、危机，也在党内。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承认严峻事实，不承认危机的态度，是反唯物主义的，不是对人民负责，不是执政党所当为。
干部的信念危机是致命伤
胡锦涛把当前危机归纳为六个方面，而且把共产黛干部的信念危机，列为最致命的危机。他说：一个执政党、党的干部，如果理想都破灭了，这个党就丧失了生命力，就失去了人民力量的基础，势必走向灭亡。
胡还列举了其他五个方面的危机，分别是：（一）党政部门和干部腐败、特权、滥权，使党和政府丧失了人民的支持，产生管治危机（编者按，实际是统治危机）．（二）党的干部脱离人民，欺压人民，激化社会矛盾，人民起来反抗，产生社会危机；（三）贫富两极分化扩大，社会各阶层矛盾升级．带来政局危机；（四）金融市场混乱而使不良资产和坏账积压，会因其他因素引发全局性金融危机（朱熔基、温家宝等多次警告:因为社会、政局或外部的突发因素，而引发货币挤提、股市崩溃，可能是最易爆发的危机）；（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是三亿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抗争活动高涨带来的政局危机（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披露：八亿农民在名义上是解放了，事实上五十多年来，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仍处于最下层，部分农村已具备组织抗争的基础）
吴官正：人民对反腐工作信心低落
温家宝的讲话批评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
曾庆红在讲话中承认:相当部分党组织不但不能起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作用。而且已经沦为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
（据中央党校一份调研报告披露，他们分别到了五个省区、直辖市、十五个地级市及六十个基层、企业，五十个乡、村的党组织考察现状。按中组部和党章准则的要求，地方党委有八成不合格；基层、企业有九成以上不合格；乡、村有九成七不合格。）
吴官正在讲话中，讲到“腐败体系”，是一个新提法。他强调:严惩腐败、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的同时，要查证、摧毁腐败、黑暗活动的保护伞，公开公布贪官污吏的犯罪活动。他在报告中还提及监督机制，检察要和社会各界人民（包括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相结合。
吴官正坦承：人民群众对反腐工作的信心和支持力度处于低落，是极危险的讯号。
九大问题五大矛盾
各大组在全会上共提出了一百四十五个问题和建议。温家宝归纳为九大问题、五大矛盾。九大问题是：
一、新时期党员的价值观和信仰。
二、党的组织建设。
三、党内腐败还不能解决。
四、如何以法治国，树立宪法权威。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六、如何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七、如何健全市场经济。
八、如何加快规范社会经济、金融、商品市场秩序。
九、社会道德、风气严重恶化。
五大矛盾是：
一、党的组织素质建设、党员干部自身建设和时代发展、人民要求的矛盾。
二、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的矛盾。
三、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四、贫富悬殊扩大化形成新阶层和广大群众的矛盾。
五、地方党政和中央的矛盾。
（据温家宝披露：地方主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六千亿元以上，相当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五以上。另据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份报告指称:地方主义和体制弊病，使国民经济损失高达一万五千亿元以上。）
对内关照，对外隐瞒
三中全会上揭出的问题和矛盾，会议文件所发出的多种警号，其实都是早就存在，并且在中共内部已经多次提出了。十五届中央的尉健行、朱熔基、李瑞环，在各种场合不知大声疾呼过多少次，连江泽民也毫不讳言党的危机，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只差“天天讲”了。但是光讲有什么用呢？
也不能说他们光动嘴，他们确实也动手。但只是扬汤止沸，而不去釜底抽薪，又怎能济事？他们都不是笨蛋，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制度问题，不是个人作风或品质问题，不从政治制度上改革，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腊”。他们甚至也公然说出这一点：是制度造成的。但是从来没有谁把政治改革提到中央议程上。为什么？改了政治制度，就要失去对权力的垄断，这是整个统治集团生命攸关的大问题，所以最大限度也就是说说而已。而且还只能关起门来在内部说，生怕老百姓听见。
光在内部说说，无非是劝告“同志们”小心点，别太过份了。这样才能永保太平，不致失去政权。
也正是这样因循拖延，当断不断，致使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了。然而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三中全会公报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还是只字不提，只在内部给自己人敲敲警钟，而对人民群众继续隐瞒，这算什么“新政”？
(2003年11月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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