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什么资格活126岁半

由于无事可做，依旧我写了一篇关于抗日战争的“如是我闻”。如今，我还是被困在客厅之内，无事可做，所以就接着写下去吧。这次我本打算还写抗日战争。我的爷爷参加过上海的对日作战，我从父辈那里听过关于此事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多少觉得抗战这个题目对我是个陷阱，我决定换一个题目，谈谈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所闻。也就是说，我换了一个陷阱。

问题在于：经过那段历史的人大多还在，而我本人又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单单依靠听闻写这个，是否有必要？我为什么要写呢？答案是：因为我愿意写。就这么简单。

我说过，世界永远比你想像的复杂。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同样如此。比方说，为什么要叫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太拗口，自然这个词钻进这个名字里，更加显得格外阴险。诡异的人类杜撰了诡异的自然。

我的父母当时是在河南上学，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学校。河南，在那场灾荒里是重灾区，我的父母在河南上学，当然是很不幸。但是他们是在城市里的重点学校上学，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走运的。如果他们是在农村，情况将完全不一样。在那里，问题不仅仅是饥饿了，更重大的问题是死亡。

据我的父母回忆，58年并不是一个饥饿的年头。相反，那些日子的伙食非常之好。58年的食堂供应非常充足。当时搞大食堂，搞集体化，“大步迈向共产主义”。而事实上，据说他们已经迈进去了。当时下面县城里的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很轻蔑地说：“咱还社会主义咧咱，人家市里（就是我父母上学的城市）都共产主义啦。”斯大林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这个教师更加激进，悍然提出“一个城市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这当然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但是，学校食堂吃饭不要钱也不要菜票，的确已经初具共产主义的规模。
　
事实上，在当时的好多食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都是不要任何钱或者粮票之类的东西。在《老新闻》里，收录一篇新闻，专门讴歌吃饭不要钱，说：“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登时好一半；懒汉听说吃饭不要钱，争先恐后把活干”等等。（凭记忆援引的，可能文字有误） “吃饭不要钱”对于老百姓，简直是共产主义的真正天堂。
　　
天堂里面充满了浪费。我父母说当时很多好好的馒头给扔到泔水桶里。这些被扔掉的馒头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引起他们痛苦的回忆。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太在乎这个。粮食丰收啊！毛主席忧虑的是粮食太多怎么处理（人民日报登载了毛在徐水视察时的指示）：全造酒也不不行哇！

我的父亲告诉过我一些当时的浮夸风气。乡长村长到上级汇报产量是总是提心吊胆，害怕首先发言。因为后面如果有人报的产量比他高太多，就很容易落个右倾。甚至等到后来灾荒已经开始了的时候，浮夸风气依旧存在。谁也不许说自己饿，除非你想为自己争取个右派什么的称号。上级来看的时候，村长还要让村子里的农户都在家门口撒点麦粒。撒麦粒是表明他家里粮食多，都溢到街上了。你敲他家都得小心些，背不住一开门，麦子喷薄而出，把你整个人都淹了。当然，到了后来，大家饿得见了树叶都激动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人撒麦粒了。
　　　
我父母回忆说真正的饥饿是从1959年开始的。馒头越来越小，菜越来越少，大家从半饱直至彻底的挨饿。他们记不起转变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了，三年多挨饿的经历已经使他们差不多忘掉了初期那段渐渐转变的日子。

白面馒头当然彻底没有了，主流食品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东西。那是用相当稀的杂和面做的馒头。由于面实在太稀，很难让它黏合在一起，厨师就勉强用手往那团面上握握，使之长得稍微象个馒头。学生们称这种馒头叫“鳖捂馍”，就是说这种馒头是那些王八蛋用手捂出来的。汤则被称为“寡妇汤”，里面除了水以外就很难说还有什么了，实在象海瑞一样一清二白。

做出了“鳖捂馍”和“寡妇汤”的炊事员遭到了普遍的痛恨。不是一般的恨，而是刻骨的恨。当时有一句词：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其实这些饿不死的家伙的状况虽然略好，但也只是饿不死而已。学生拿着“鳖捂馍”，端着“寡妇汤”，自然对炊事员们产生了无比的愤恨，觉得他们偷吃了自己的定额（这也是很可能的）。我妈妈亲眼见过高年纪学生们痛打一个炊事员，当时我妈妈还是一个不大的初中生，给那个惨烈场景吓的叫起来。我的外公是学校的副校长，但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带着我母亲离开了那个满地打滚的炊事员。

学生们开始对吃饭进行了充分研究。比方说，如果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时候已经不再提怎么用多出来的粮食造酒了），给大家做稀饭，学生就会注意打饭的技巧。当时打饭是这样：每个人轮流走过去，自己拿公用的勺子盛一勺。男生们脸皮比较厚，打饭的时候用一种很夸张的姿势。他们先把勺子伸进埚低，身子也半蹲，酝酿一下然后忽然身子猛一起，勺子一下子跟着提起来，随后用饭碗马上接住。这是希图多能带出一点来。女生还不大好意思用这种夸张的动作，但是提勺子起来之前也忘不了先运运气。

体育课给停掉了，让大家躺在宿舍里暖暖饿。我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所在学校（在杭州）当时还上体育课，不过体育课上改打太极拳。体育老师认为打打太极拳比较抗饿。这说明校方对学生还是很关切的。我父母学校的正校长是一个老党员，他对学生也很关切。他就曾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东西不能乱吃。能吃的，我们一定不能放过；不能吃的，坚决不要吃。（这话是不是原话，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因为有些学生吃了某种不大能消化的树叶子，得了病。

当时最常见的一种病，是浮肿。一个人饿狠了就容易浮肿。判断浮肿据说很容易，用手指甲在身上按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小坑而且老长时间不下，就是得了浮肿。得了浮肿也有点小好处：学校就会发给你一些黄豆吃。我妈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要在腿按一按，盼着能有个坑，好去领黄豆。可是我妈妈虽然也饿，可她从家里能得点补充，一次也没浮肿。我爸爸没有什么补充，可是身体比较结实，也没有浮肿，所以他们都没得黄豆吃。

我妈妈饿得狠了就会跑到家里去，我外婆总能给她找到点吃的。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我外公是民主党派，可以得点额外补助，每个月甚至还能得点白面。其次，就要归功于我外公外婆的生产自救了。
　　　　
我外公在当副校长之外，还从事小规模畜牧业：他养了一只羊。他天天牵着那头羊在学校里走，还很勤勉地为羊找草吃。副校长和他的羊在学校里是校园一景。我外公很坦然地天天挤羊奶喝。
　　　
我外婆从事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那是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混合。首先，她动手在学校操场后面圈了一块地，拿篱笆围起来，在里面种了各种各样的菜。面积虽然不大，但她很努力地照顾菜地，收获颇丰。此外，学校有很多空房子，她动手霸占了一间，在里面养了大量的尖耳兔。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对我的外婆的举动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马上就群起而效之。很快，学校的空房子就充满了各种小动物，草场后面的空地也成了“三自一包”的自留地。菜地、羊和兔子使得我外公一家安度了那个灾荒，没有让孩子出现营养不良。这当然也说明那个学校还是相当宽容的，没有对羊和兔子发脾气。
　　　
我爸爸的情况就很糟糕了。事实上，他的情况一直很糟糕。即便在灾荒结束了，我爸爸依旧吃不饱。我父亲说他从他上小学，到他上大学，中间基本上没怎么吃饱过。
　　　
当时学校里的情况有多糟呢？我问过我父母学校里有没有饿死的。我母亲说：直接饿死的没有。但是死于长期营养不良的是有的。有一个女生后来饿得绝经，然后慢慢就死掉了。不过她也只记得这一个死亡例子。
　　　　
女生的胃口虽然没有男生那么大，但饥饿的程度一样严重。有一次过节学校里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好多酒，（这当然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学校把它分给了学生，不论男女，每人一份（学校给中学生发酒，这件事现在看来真是很奇怪，但在当时，这充分说明学校还是不错的）。那些男学生腆着脸到女生那里讨酒，说：你们反正不喝酒，就给我们吧。女生们坚决不上当，说这都是粮食酿的，哪能给你们？结果她们把酒都给喝了。

我问过我的父母，外界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有没有黑市？他们说那是有的。一个窝头一块钱。卖窝头的跟作贼的似的，把窝头揣在怀里，鬼鬼祟祟地问：大窝头要不要？你买了窝头就得赶快揣起来，千万别拿在手里把玩。这到不是怕人抓，而是怕人抢。要饿激的，一把给你抢过来，在上面吐吐沫，你打他也没用。这样的事情不仅在街头有，在高校里都有。我爸爸到南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灾荒当然已经结束了），听老生讲掌故，就听说一个教授在教室外头刚掏出一个馒头准备享用，就被外班的一个学生一把夺了去，然后在上头狂吐唾沫。这个学生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饿，火烧火燎的饿。天天想吃的。看见吃的就激动。这就是那时的真实状态。
　　　
我听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很幼稚园级的，很温和的。学校里毕竟有国家供应。真正惨烈的事实发生在校园之外，尤其在农村。我父母也见过一些，听过一些。他们说那是人间地狱。我母亲曾经愤激地说：文革又怎么样？死了几个知识分子，死了几个干部，大家就叫，就写，就伤痕。可比起那几年饿死的农村人，那点血算得了什么？只是农村人死了也就死了，谁来管！

一家一家的饿死。整个村庄的灭绝。人相食。什么惨剧都发生了。

不同的资料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人数肯定上千万。河南和安徽是重灾区。我母亲说她走过县城里寂静的街道，寂静的让人恐惧。她知道，在各家禁闭的大门之后，有一具具的死尸。

信阳事件在当时轰动全国，但是我父母认为，在河南有很多象信阳那样的地方，只是没有得到暴光。他们也给我讲述了不少他们听到的故事。我本想引述，可这文章的篇幅已经拖得太长了。以后再说吧，悲惨故事在中国是不会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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