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什麼資格活126歲半

由於無事可做，依舊我寫了一篇關於抗日戰爭的「如是我聞」。如今，我還是被困在客廳之內，無事可做，所以就接著寫下去吧。這次我本打算還寫抗日戰爭。我的爺爺參加過上海的對日作戰，我從父輩那裡聽過關於此事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多少覺得抗戰這個題目對我是個陷阱，我決定換一個題目，談談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所聞。也就是說，我換了一個陷阱。

問題在於：經過那段歷史的人大多還在，而我本人又沒有經過那個年代，單單依靠聽聞寫這個，是否有必要？我為什麼要寫呢？答案是：因為我願意寫。就這麼簡單。

我說過，世界永遠比你想像的複雜。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問題上，同樣如此。比方說，為什麼要叫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名字呢？這個名字太拗口，自然這個詞鑽進這個名字裡，更加顯得格外陰險。詭異的人類杜撰了詭異的自然。

我的父母當時是在河南上學，在同一個城市，同一所學校。河南，在那場災荒裡是重災區，我的父母在河南上學，當然是很不幸。但是他們是在城市裡的重點學校上學，在這一點上，他們又是走運的。如果他們是在農村，情況將完全不一樣。在那裡，問題不僅僅是飢餓了，更重大的問題是死亡。

據我的父母回憶，58年並不是一個飢餓的年頭。相反，那些日子的伙食非常之好。58年的食堂供應非常充足。當時搞大食堂，搞集體化，「大步邁向共產主義」。而事實上，據說他們已經邁進去了。當時下面縣城裡的一個老師，上課的時候，很輕蔑地說：「咱還社會主義咧咱，人家市裡（就是我父母上學的城市）都共產主義啦。」斯大林提出「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而這個教師更加激進，悍然提出「一個城市可以建成共產主義」，這當然是不符合馬列主義的。但是，學校食堂吃飯不要錢也不要菜票，的確已經初具共產主義的規模。
　
事實上，在當時的好多食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都是不要任何錢或者糧票之類的東西。在《老新聞》裡，收錄一篇新聞，專門謳歌吃飯不要錢，說：「病人聽到吃飯不要錢，毛病登時好一半；懶漢聽說吃飯不要錢，爭先恐後把活干」等等。（憑記憶援引的，可能文字有誤） 「吃飯不要錢」對於老百姓，簡直是共產主義的真正天堂。
　　
天堂裡面充滿了浪費。我父母說當時很多好好的饅頭給扔到泔水桶裡。這些被扔掉的饅頭在隨後的幾年裡一直引起他們痛苦的回憶。但在那個時候，沒有人太在乎這個。糧食豐收啊！毛主席憂慮的是糧食太多怎麼處理（人民日報登載了毛在徐水視察時的指示）：全造酒也不不行哇！

我的父親告訴過我一些當時的浮誇風氣。鄉長村長到上級匯報產量是總是提心吊膽，害怕首先發言。因為後面如果有人報的產量比他高太多，就很容易落個右傾。甚至等到後來災荒已經開始了的時候，浮誇風氣依舊存在。誰也不許說自己餓，除非你想為自己爭取個右派什麼的稱號。上級來看的時候，村長還要讓村子裡的農戶都在家門口撒點麥粒。撒麥粒是表明他家裡糧食多，都溢到街上了。你敲他家都得小心些，背不住一開門，麥子噴薄而出，把你整個人都淹了。當然，到了後來，大家餓得見了樹葉都激動的時候，也就不可能有人撒麥粒了。
　　　
我父母回憶說真正的飢餓是從1959年開始的。饅頭越來越小，菜越來越少，大家從半飽直至徹底的挨餓。他們記不起轉變是怎麼一步步發生的了，三年多挨餓的經歷已經使他們差不多忘掉了初期那段漸漸轉變的日子。

白面饅頭當然徹底沒有了，主流食品是一種很有特色的東西。那是用相當稀的雜和面做的饅頭。由於面實在太稀，很難讓它黏合在一起，廚師就勉強用手往那團面上握握，使之長得稍微像個饅頭。學生們稱這種饅頭叫「鱉捂饃」，就是說這種饅頭是那些王八蛋用手捂出來的。湯則被稱為「寡婦湯」，裡面除了水以外就很難說還有什麼了，實在像海瑞一樣一清二白。

做出了「鱉捂饃」和「寡婦湯」的炊事員遭到了普遍的痛恨。不是一般的恨，而是刻骨的恨。當時有一句詞：一天吃一兩，餓不死司務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炊事員。其實這些餓不死的傢伙的狀況雖然略好，但也只是餓不死而已。學生拿著「鱉捂饃」，端著「寡婦湯」，自然對炊事員們產生了無比的憤恨，覺得他們偷吃了自己的定額（這也是很可能的）。我媽媽親眼見過高年紀學生們痛打一個炊事員，當時我媽媽還是一個不大的初中生，給那個慘烈場景嚇的叫起來。我的外公是學校的副校長，但對此束手無策，只能帶著我母親離開了那個滿地打滾的炊事員。

學生們開始對吃飯進行了充分研究。比方說，如果學校響應毛主席的「忙時吃干，閑時吃稀」（這時候已經不再提怎麼用多出來的糧食造酒了），給大家做稀飯，學生就會注意打飯的技巧。當時打飯是這樣：每個人輪流走過去，自己拿公用的杓子盛一杓。男生們臉皮比較厚，打飯的時候用一種很誇張的姿勢。他們先把杓子伸進堝低，身子也半蹲，醞釀一下然後忽然身子猛一起，杓子一下子跟著提起來，隨後用飯碗馬上接住。這是希圖多能帶出一點來。女生還不大好意思用這種誇張的動作，但是提杓子起來之前也忘不了先運運氣。

體育課給停掉了，讓大家躺在宿舍裡暖暖餓。我一個大學同學告訴我說，他的父親所在學校（在杭州）當時還上體育課，不過體育課上改打太極拳。體育老師認為打打太極拳比較抗餓。這說明校方對學生還是很關切的。我父母學校的正校長是一個老黨員，他對學生也很關切。他就曾在大會上語重心長地告誡學生：東西不能亂吃。能吃的，我們一定不能放過；不能吃的，堅決不要吃。（這話是不是原話，我不知道）他這麼說，是因為有些學生吃了某種不大能消化的樹葉子，得了病。

當時最常見的一種病，是浮腫。一個人餓狠了就容易浮腫。判斷浮腫據說很容易，用手指甲在身上按一下，如果出現了一個小坑而且老長時間不下，就是得了浮腫。得了浮腫也有點小好處：學校就會發給你一些黃豆吃。我媽早上起來，習慣性地要在腿按一按，盼著能有個坑，好去領黃豆。可是我媽媽雖然也餓，可她從家裡能得點補充，一次也沒浮腫。我爸爸沒有什麼補充，可是身體比較結實，也沒有浮腫，所以他們都沒得黃豆吃。

我媽媽餓得狠了就會跑到家裡去，我外婆總能給她找到點吃的。這個當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我外公是民主黨派，可以得點額外補助，每個月甚至還能得點白面。其次，就要歸功於我外公外婆的生產自救了。
　　　　
我外公在當副校長之外，還從事小規模畜牧業：他養了一隻羊。他天天牽著那頭羊在學校裡走，還很勤勉地為羊找草吃。副校長和他的羊在學校裡是校園一景。我外公很坦然地天天擠羊奶喝。
　　　
我外婆從事的是一種更高級的生產，那是種植業和畜牧業的混合。首先，她動手在學校操場後面圈了一塊地，拿籬笆圍起來，在裡面種了各種各樣的菜。面積雖然不大，但她很努力地照顧菜地，收穫頗豐。此外，學校有很多空房子，她動手霸佔了一間，在裡面養了大量的尖耳兔。學校裡的其他老師對我的外婆的舉動先是吃了一驚，然後馬上就群起而效之。很快，學校的空房子就充滿了各種小動物，草場後面的空地也成了「三自一包」的自留地。菜地、羊和兔子使得我外公一家安度了那個災荒，沒有讓孩子出現營養不良。這當然也說明那個學校還是相當寬容的，沒有對羊和兔子發脾氣。
　　　
我爸爸的情況就很糟糕了。事實上，他的情況一直很糟糕。即便在災荒結束了，我爸爸依舊吃不飽。我父親說他從他上小學，到他上大學，中間基本上沒怎麼吃飽過。
　　　
當時學校裡的情況有多糟呢？我問過我父母學校裡有沒有餓死的。我母親說：直接餓死的沒有。但是死於長期營養不良的是有的。有一個女生後來餓得絕經，然後慢慢就死掉了。不過她也只記得這一個死亡例子。
　　　　
女生的胃口雖然沒有男生那麼大，但飢餓的程度一樣嚴重。有一次過節學校裡不知道從哪裡弄到了好多酒，（這當然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學校把它分給了學生，不論男女，每人一份（學校給中學生發酒，這件事現在看來真是很奇怪，但在當時，這充分說明學校還是不錯的）。那些男學生腆著臉到女生那裡討酒，說：你們反正不喝酒，就給我們吧。女生們堅決不上當，說這都是糧食釀的，哪能給你們？結果她們把酒都給喝了。

我問過我的父母，外界的情況到底是什麼樣？有沒有黑市？他們說那是有的。一個窩頭一塊錢。賣窩頭的跟作賊的似的，把窩頭揣在懷裡，鬼鬼祟祟地問：大窩頭要不要？你買了窩頭就得趕快揣起來，千萬別拿在手裡把玩。這到不是怕人抓，而是怕人搶。要餓激的，一把給你搶過來，在上面吐吐沫，你打他也沒用。這樣的事情不僅在街頭有，在高校裡都有。我爸爸到南京上大學的時候（那時候災荒當然已經結束了），聽老生講掌故，就聽說一個教授在教室外頭剛掏出一個饅頭準備享用，就被外班的一個學生一把奪了去，然後在上頭狂吐唾沫。這個學生怎麼處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餓，火燒火燎的餓。天天想吃的。看見吃的就激動。這就是那時的真實狀態。
　　　
我聽到的這些其實都是很幼稚園級的，很溫和的。學校裡畢竟有國家供應。真正慘烈的事實發生在校園之外，尤其在農村。我父母也見過一些，聽過一些。他們說那是人間地獄。我母親曾經憤激地說：文革又怎麼樣？死了幾個知識份子，死了幾個幹部，大家就叫，就寫，就傷痕。可比起那幾年餓死的農村人，那點血算得了什麼？只是農村人死了也就死了，誰來管！

一家一家的餓死。整個村莊的滅絕。人相食。什麼慘劇都發生了。

不同的資料提供了不同的數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人數肯定上千萬。河南和安徽是重災區。我母親說她走過縣城裡寂靜的街道，寂靜的讓人恐懼。她知道，在各家禁閉的大門之後，有一具具的死屍。

信陽事件在當時轟動全國，但是我父母認為，在河南有很多像信陽那樣的地方，只是沒有得到曝光。他們也給我講述了不少他們聽到的故事。我本想引述，可這文章的篇幅已經拖得太長了。以後再說吧，悲慘故事在中國是不會缺乏的。

為什麼會這麼餓呢？糧食睦鍶チ四兀空飧鑫侍饢液透改岡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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