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一良怎样进入“梁效”写作班子 (4)

作者：周启博发表：2004-05-07 08:57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优秀知识青年，有相当一批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动机投身领袖的事业。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亲这一代学人经历的一部份。《思痛录》作者韦君宜先生是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丛书编辑慧眼独具，把父亲和韦先生的回忆一同收入这批知识分子的丛书，方便后人比较“干革命”和“作学问”的两类知识人。韦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与父亲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时期学业优异，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选择献身领袖的事业，与父亲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韦先生入党，在清华作地下活动；父亲正往返燕京、清华，优游于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韦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亲正在美留学。一九四六年韦先生夫妇从领袖的“抢救运动”中死里逃生，继续为领袖打天下出力；父亲自美学成回国。一九五零年韦先生夫妇以战胜者身份进京接管文教界，组建青年团，父亲开始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比之下，父亲很快接受了当局的价值标准：韦先生这批人走的是光荣的路，自己走的是可耻的路，往者已矣，来事可追，于是才头戴“原罪”紧箍咒。身背追随领袖太晚的包袱，在历次整人运动的荆棘血腥中连滚带爬过来，可到头来还是不被当局接受。父亲并不知道，韦先生这批人当中坚持独立人格者，在领袖的组织中多不愉快，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看到许多丑陋和邪恶。韦先生的《思痛录》告诉父亲，就算他当年不去留学去延安，不跟陈寅恪跟毛泽东，只要他不肯放弃良知，最终还是要象韦先生等一样被领袖和当局当成异类。追随领袖的知识分子中，只有象康生那类人，为领袖充当“龙爪”，主办“抢救运动”残害无辜才能在那一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如鱼得水，施展报负。一九九九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韦先生女儿杨团先生，她对《思痛录》作了重要补充。一九四零年代“抢救运动”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当作敌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伤之后，领袖考虑到抗日结束后与蒋介石决战在即，这批人力可资利用。于是在中央党校大会上举手及帽行礼，算是道了歉，说大家从此就应该捐弃前嫌，团结给他打天下了。韦先生夫妇已耳闻目睹和身受数次这种专制暴力，不再轻信领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窑洞里商定，这是最后一次原谅领袖。下次领袖如果故态复萌，二人就决不容忍。激动之中，二人吟白话诗一首以明志。这一段故事令人动容。可惜，几年后领袖君临中国大陆，旧戏重演。左、中、右知识分子群体，无一幸免，其规模和祸害远超过延安小城的“抢救运动”。韦先生当年与家庭决裂时义无反顾，这时年事渐高，又有了子女，热血青年的锐气不再，不但未能践当年窑洞之约，还不得不违心说话。韦先生一再看到领袖为建立自己的专制王朝不择手段，有忤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党性，使她受了几十年内心煎熬，终于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韦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后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却殊途同归，恶梦醒来，各自写下了对盲目追随领袖的反思。我在美国用心聆听了韦先生女儿的讲话，在回家时转述给父亲。既然连父亲尊崇的 “老革命”知识分子对领袖的专制都无能为力，父亲这种书呆子就不必为自己跟着领袖趟了混水而过份自责。韦先生的自白使父亲临终前得以减轻精神包袱，但改变不了历史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的残酷的玩笑：为救国救民而投身“革命”的，为服务祖国而学成归来的，都被领袖敲打玩弄半生，许多人在领袖发动的历次整肃中含冤以殁，象韦先生和父亲这种劫后余生者，晚年只能抚摸着身心的累累伤痕叹息蹉跎的岁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学有成，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早回国（革命）不如晚回国（革命），晚回国（革命）不如不回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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